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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近代诗人研究的学者丘铸昌
致力于近代诗人研究的学者丘铸昌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诗坛可谓群星璀璨。
外国列强接二连三的侵略,致使拥有数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古国面临亡国的危险,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华儿女挺身而出、奔走呼号,掀起一次又一次救亡图存的浪潮。
处在这种景况下有良知的中国文人发自内心、奋笔直书,写出了数以千万计饱含爱国激情的诗文篇章,这正好印证了“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名言。
由于近代以来急遽时代潮流的涌动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这批刚产生不久而又以传统诗歌形式出现的近代诗,便被新的知识群体视为“旧文学”,被打入冷宫,几乎无人问津。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之后,人们才陆续关注近代诗、研究近代诗。
丘铸昌先生正是在这个时期迈进近代诗的研究行列,并逐渐成为这个行列中的重要一员。
丘铸昌,又名钟铸,号甫生,广东梅县人,1942年5月生。
1960年毕业于蕉岭中学,同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年后毕业。
此后一直在高等院校任教。
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已退休)。
退休前,主要讲授《写作概论》、《中国近代文学》两门课,曾连续三届当选为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
退休后,当选为湖北省老教授协会理事。
主要学术成果有专著《丘逢甲评传》、《刘光第评传》、《丘逢甲交往录》、《台湾近代三大诗人评传》;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合作);古籍标校《岭云海日楼诗钞》;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一
丘铸昌先生迈入中国近代诗研究的门坎是从研究丘逢甲开始的。
丘逢甲(1864―1912)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志士、卓越诗人、教育家。
在甲午战争期间,面对着台湾被割让的危险局势,他发动并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割台斗争。
抵抗日本侵略军失败后,他含恨内渡大陆,居住于他的祖居地广东蕉岭县文福乡,写作了数以千计的爱国诗篇。
丘先生作为丘逢甲的同族后人,从小就从村中父老的言谈中得知丘逢甲的爱国事迹,心中产生了崇敬之情。
粉碎“四人帮”后,他从图书馆尘封的古籍堆中,找到四册线装的丘逢甲诗集《岭云海日楼诗钞》,他大喜过望,立即借出,并认真阅读。
通读几遍后,他深深感受到诗中的爱国激情,产生了写作的冲动。
当时正是思想解放之初,人们思想上的禁区仍很多。
由于丘逢甲的长子丘念台曾在台湾担任过国民党中常委,致使人们把丘逢甲视为研究禁区,不敢正面评价丘逢甲。
在这种情况下,丘先生怀着为丘逢甲鸣不平的想法,写作了第一篇论文,题为《抗敌的鼓角、血泪的诗篇――读丘逢甲的诗》,投寄给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不久,该刊便将此文发表在1979年第1期的显著位置上。
此文发表后,当年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不久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收进《建国30年近代文学研究论文选集》中。
这篇论文既是丘先生学术论文的处女作,也成为我国大陆1949年以来所发表的有关丘逢甲研究的首篇学术论文。
此文的发表在丘先生个人的学术生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他自己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所说:
“处女作的问世,给了我极大的精神鼓励。
从此,我便一发不可止,在丘逢甲研究园地里辛勤耕耘,不断地发表作品。
”(《丘逢甲交往录?
后记》)
到目前为止,丘先生在丘逢甲研究园地里发表的作品有:
《丘逢甲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丘逢甲交往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丘逢甲的生平故事》14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4年采用播发),标校整理了丘逢甲诗集《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2009年重版),发表有关丘逢甲研究的学术论文约20篇。
因此,丘先生被国内同行视为“丘逢甲研究专家”。
二
丘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研究丘逢甲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研究中国近代另一位重要诗人刘光第。
刘光第(1859―1898),四川富顺人,祖籍福建武平。
他于1883年考中进士,授职刑部主事。
日后他成长为一位爱国志士。
他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维新变法事业英勇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成为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爱戴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据丘先生说,他研究刘光第,带有偶然因素。
1987年的一天,他闲逛书店,看到中华书局新出版的《刘光第集》,翻看书后附录的《刘光第年谱简编》,得知刘光第“原籍福建武平县”,便喜不自禁,赶忙掏钱买下此书。
由于武平县与丘先生的故乡相距不足20公里,因此,丘先生将刘光第视为自己的家乡人、自己的乡前辈,对此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通读了全书。
书中精辟的思想、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忧国忧民的言论以及文采飞扬的诗文篇章,深深地打动了他,丘先生决定为刘光第作传。
决心下定后,他便先后两次入川,到四川富顺县刘光第的故乡去采访。
由于事隔一百多年,当地除了保留有刘光第的故居和一些墨宝外,难于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为此,丘先生也曾一度灰心丧气,想打退堂鼓。
但每当念及这位为国为民而血洒刑场的先辈至今仍无传记行世时,丘先生的心情便难以平静。
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鞭策他勇敢前行。
在他心中常常涌生出一个念头:
“为刘光第作传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他便沉下心来认真反复地阅读《刘光第集》,仔细地做读书笔记和资料索引。
后来他体会到:
写人物传记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读懂读透传主的著作。
经过几年功夫,他硬是把《刘光第集》啃得满目疮痍。
最终写出了一部将近25万字的学术著作《刘光第评传》,交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2月出版。
此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好评。
华南理工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谭元亨先生发表文章说:
“《刘光第评传》,无论从治学的严谨,行文的规范,乃至史识上的过人见地,这在当今的传记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又说:
“该书称得上‘无一字无来历’。
作者对族谱的真伪、正误,都下了很大功夫查证,如关于七世祖还是十七世祖佥宪公刘隆,他并未按刘光第本人的叙述而重新作了判断。
又如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光第是自动投案,还是缇骑上门捉拿,他也经过反复的考证,认准是后者。
书中,不仅这些细部如此细致,包括与张之洞的交往、传主思想的转变,他都有相当深入的分析,决不人云亦云……总而言之,虽说年代久远,史料散逸,但作者仍坚持严谨的治史精神,使得人物的行为、思想脉络,都理得非常清晰,令人信服,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便站立在你的面前。
”该文甚至赞扬说:
“作者不独精神可佳,且为日后写传者立一典范。
”(《维系不坠的客家精神》,见《海峡两岸客家文学论》,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28―29页)
丘先生在撰写《刘光第评传》的过程中,还发表了三篇有关刘光第的学术论文:
《刘光第是客家人》、《刘光第“右翼说”质疑》、《戊戌六君子诗简论》。
后两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产生较大社会反响。
三
丘先生在研究丘逢甲的过程中,还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台湾的近代诗坛,把台湾近代诗人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台湾近代诗坛述评》、《台湾近代诗人的爱国情思》、《简论台湾近代诗人林朝崧的诗》三篇文章,其中前两文已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与此同时,丘先生应约分别为《中国文学大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版)和《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黄山书社版)撰写了70多条有关台湾近代诗人的辞条,均被收入辞典中。
此外,丘先生在写完《丘逢甲评传》后,又接连写出了《许南英评传》、《连横评传》的初稿。
许南英(1855―1917),号蕴伯,台湾台南人,祖籍广东揭阳。
光绪十六年(1890)中进士,授职兵部主事。
他不恋官场,辞官不做,返回台湾故里,服务乡梓。
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毅然投笔从戎,率领台南两营团练,协助刘永福,镇守台南。
台南失守后,他才回到粤东,写作了大量爱国诗篇,有《窥园留草》行世。
他跟丘逢甲一样,是戴着“进士”头衔,亲身参与“抗日保台”斗争的爱国诗人。
他的儿子许地山成为现代著名的学者型作家。
连横(1878―1936),字雅堂,号剑花,台湾府城(今台南市)人,祖籍福建龙溪。
甲午战争期间,恰逢父亲病故,为此,他没有参加“抗日保台”斗争。
但是他耳闻目睹了日本入侵者的种种暴行,积下满腔愤怒,写作了大量爱国诗篇,有《剑花室诗集》行世。
他不仅是台湾近代有影响的爱国诗人,而且是台湾著名的史学家、著作家。
有《台湾通史》、《台湾诗乘》、《台湾语典》、《台湾赘谈》等著作行世。
他的儿子连震东、孙子连战皆成为当代政坛名人。
丘先生在研究丘逢甲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收集有关许南英和连横的资料,着力研究他们的诗词作品。
在此基础上,他先后写出将近10万字的《许南英评传》和7万字的《连横评传》。
年前,他又将这两部书稿与《丘逢甲评传》合为一书,题为《台湾近代三大诗人评传》交出版社出版。
出版社为慎重起见,将该书稿提请有关专家匿名评审。
几个月以后,专家们写出了评审意见,认为:
“该著以台湾近代三位重要诗人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生平经历、思想、业绩等作了深入评析,选题有价值。
论著思路清晰,结构合理,材料丰富,且能站在历史高点进行审视,提出了许多新见,并能自圆其说。
该著表示了作者扎实的功底和朴实端正的纯然学风。
”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鉴于此,出版社已郑重将此书稿列入2011年的出书计划。
四
丘铸昌先生原先讲授《写作概论》。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进入近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后,便开始考虑开设“近代文学”课程。
1981年,在中文系领导的支持下,丘先生正式在中文系开设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课程。
先是给函授、夜大生开课,几年后就给全日制本科生开设了此课程,后来还给相关专业的硕士生开设此课程。
丘先生是湖北高校第一位给本科生讲授“中国近代文学”课程的教师,华中师范大学也成为全国最早开设此门课程的几所高校之一。
丘先生的责任心很强,上课前总要一丝不苟地写好讲稿,不断修改、补充内容,认真准备。
讲课时则非常投入,完全沉浸在所讲授的内容中;且声音洪亮,条理清晰,重点突出。
每次讲授结束,都是满头大汗;夏天更是汗流浃背,衣服透湿,深受学生欢迎。
80年代中期,丘先生在讲授几轮后,便开始考虑教材的建设。
正好,此时河南大学的任访秋先生组织十几所高校的教师联合编写《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
丘先生在受邀请之列,并担任编委。
此教材于1988年正式出版。
自此就以它作为此门课的教材。
这也是新时期出版最早最完整的一部“中国近代文学”教材。
本世纪初,在经过20多年教学实践的过程后,丘先生感到原教材已很难适应现在的教学,有重新编写一本既简明扼要,又适合学习和教学的教材的必要。
于是,邀请自己的学生程翔章老师同他合作,开始着手编写。
2002年初,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五编室为加强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策划出版一套中国文学史的系列丛书,并决定在2002年年底以前推出四卷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和一卷本的《中国近代文学》。
这正好符合丘先生的愿望,便与程翔章老师加快了写作的步伐。
经过近一年的集中精力、集中时间的认真撰写、修改,终于2003年1月正式出版。
新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教材,吸取了其他同类教材的长处,反映了近20年来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且简明扼要,体例较新,适合学生学习和教师讲授。
因此,教材出版后不仅受到学术界专家、学者的肯定与好评,而且颇受学生的欢迎。
新编教材几乎每年都加印,被全国很多高校中文系采用为“中国近代文学”课程的教材。
2007年1月,经过认真修订,又将原来的大32开本改成小16开本出版,纳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华大博雅”文学史系列教材之中。
数十年来,丘铸昌先生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中国近代文学”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
五
丘先生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的教学及诗人研究已将近30年,取得显著成绩。
但他为人谦虚,不太愿意谈成绩、谈经验。
在笔者的一再请求下,丘先生谈了上述内容,也谈了他从事传记写作的“五要”体会:
一要立志。
丘先生认为:
立志很重要。
古人云:
“有志者,事竟成。
”丘先生少年失怙,靠守寡的母亲培养长大。
迈入中学后,靠政府的助学金完成学业。
少年时代的贫寒生活养成了他艰苦奋斗的精神。
自入学以来,他就不甘心落人后,发奋图强。
因此,当学生时,他成绩优异;当教师时,他事业有成。
他的每一部著作都凝聚了他艰苦奋斗的心血,都是他立志的产物。
二要对传主心怀敬意。
丘先生说,他所写的几位人物,均是他崇敬的对象。
他们不仅诗文写得好,更重要的是人品好,具有崇高的爱国爱民精神。
当国家面临危难之时,他们能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解救国难贡献力量。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长时期内无人研究丘逢甲、刘光第、许南英,致使人们对他们的生平事迹不甚了解。
学术界甚至有人对他们说了些不公正的话。
比如有人说“丘逢甲过早离台内渡,未能自始至终参与抗日保台斗争”;“刘光第是戊戌六君子中的右翼”。
丘先生对这些不实事求是的言论甚为不满。
因此,他是抱着为这些人物鸣不平的心态进行写作的。
在写作中,他既饱带感情,又注重实事求是。
在书中引用充足的事实,洗刷掉蒙罩在传主身上的尘垢,还原传主的真实面目,达到令人信服的效果。
正是由于丘先生率先研究上述三人,并写出他们的长篇传记,因此,《丘逢甲评传》、《刘光第评传》、《许南英评传》均成为填补空白之作,在学术界产生良好的影响。
三要做到“文史不分家”。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
丘先生认为:
治近代文学者,更要做到文史不分家。
因为中国近代是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绝大多数有作为的文人均卷进时代风潮中,均在历史事件中充当这样或那样的角色。
要了解近代文人,必须了解相关的历史事件。
因此,治文必须治史。
丘先生毕业于中文系,长期从事近代文学的教学,但他对史学很感兴趣,尤其对中国近代史更有兴趣。
在这方面,他有很好的修养。
他的几本近代人物传记,既体现出他的史学修养,又展示了他的文学才华。
他写的书,史实叙述准确,文笔生动,耐人寻味,颇具吸引力,受到读者好评。
四要读懂读透传主的所有著作。
丘先生认为,近代人物大都逝去一百多年,所存资料十分有限。
从事近代人物传记写作的同行们,务必把自己的着力点放在读懂读透传主的著作上。
力求全面把握传主的精神世界,吃透传主的喜怒哀乐,才能活生生地再现出传主的完整形象。
五要尽可能多地阅读与传主相关人物的著作,尽可能多地了解传主的人际交往关系。
从相关人物的著作中了解传主的生平事迹、言谈举动,从而充实自己的写作内容。
从访谈中,我们得知:
今年是丘先生七十初度之年。
面对着即将步入“古稀”年华的丘先生,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今后再有新作问世。
程祖灏,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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