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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仅美国和欧盟两者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即达到3337.4亿美元,2006年又达到3242.1亿美元。
由于贸易顺差过于集中于美、欧,导致与其贸易摩擦日益加剧。
几年来,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案件频发,仅2006年即达到83起,主要为美、欧发起。
为了应对巨额贸易逆差,除了采取反倾销、保障和特保措施以外,美国、加拿大又开始在隐蔽性更强的反补贴领域开辟第二战场。
总的来看,与中国呈贸易逆差的国家多以各种理由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进行限制,最终导致贸易摩擦急剧增加。
(2)人民币升值压力大。
由于中国外贸增长长期处于顺差,外汇储备一直保持较快增长,从2006年起,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以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一。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由过去盯住美元改为参与一篮子货币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港币、日元不断升值,对欧元则小幅贬值。
由于美中贸易逆差巨大,美国政治利益集团将目光锁定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对人民币升值实施压力。
(3)加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
巨额贸易逆差推动了经常项目过快增长,导致央行外汇占款过大,基础货币投放加快。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示,2006年12月末,外汇占款达98980亿元,占当年GDP比重超过47%。
外汇占款规模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量再通过乘数效应,造成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
2006年12月末,M1和M2分别达到12.6万亿元、34.5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加了31.87万亿元和4.68万亿元。
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潜在压力,影响了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4)储备资产效益流失。
一国的外汇储备应保持适度规模,因为持用外汇储备产生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就是国内投资的收益率。
外汇储备是财富的化身,代表对财富的要求权,这种财富可以用于扩大生产加速经济发展。
当一国实际外汇储备超过适度规模时,就会造成储备资产效益流失。
那么,怎样的外汇储备规模算是适度?
有关专家提出一种经验方法:
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与进口的比率应维持在25%左右,即应能维持本国三个月的进口需求,并以20%和40%作为下限和上限。
按这一方法计算,2007年的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应在2390亿美元左右。
显然,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都大大超过适度规模。
这意味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他国所用,导致国内投资、消费相对不足降低了国民福利;
加之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由美元构成,随着美元不断贬值,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加严重。
2.贸易条件整体趋于恶化
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或贸易利益的重要指标。
贸易条件有四种不同形式,即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
其中,价格贸易条件是一般衡量标准,另外的贸易条件则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补充。
这里,仅对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化进行分析。
(1)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
价格贸易条件又称为实物贸易条件,简称为净贸易条件。
中国总体价格贸易条件由2000年的79.1下降到2005年的60.5。
如果分别计算中国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与总体价格贸易条件类似,也都呈现明显恶化趋势。
初级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由2001年的96.8下降至2005年的95;
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由2000年的78.6降至2005年的52.3。
两相比较,工业制成品的降幅更大。
这说明,近年来中国总体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引起的。
(2)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化的国际比较。
作为衡量贸易利益在国与国之间分配状况的评价指标,价格贸易条件还可以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
因此,比较各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和所处的地位。
以1994-2002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国际比较(以1994年为基期)看,1994年为1,到2002年时已经降到0.63。
同期印度为0.92;
巴西为0.89;
墨西哥为1.03。
总体来说,发达国家为1.00,发展中国家为1.02。
可以看出,世界上多数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化不大,发展中国家还略有改善,印度和巴西虽然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但不明显,只有中国的情况尤为严重。
这足以说明,中国在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以上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自身变化和国际比较两个方面来看,都充分证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较低,贸易条件整体趋于恶化,这与中国迅速扩张的外贸规模(尤其是出口规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是为什么?
如果从影响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因素看,主要是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资本、技术含量不高而普遍以低价竞争,这显然与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有关,而政府的出口支持政策和出口企业的无序竞争又对出口价格进一步下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从影响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因素看,主要是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对国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扩大,引起进口商品价格的持续上升。
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加工贸易方式在中国出口和进口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在加工贸易中,外资企业由占主体。
这样,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利用“转移价格”,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进一步导致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
3.出口增长与国内经济发展相背离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工贸易的产业关联度较低。
1994年之前出口依存度与经济增长率为正相关,而1996年之后则为负相关。
2000年以来至今,中国出口增长率除2001年为6.8%,已连续6年超过20%,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
这更说明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出口的作用最小。
这是因为中国的出口额中加工贸易占一半以上,由于其产业关联度低拉动效应弱,不仅全要素投入不足而且增值率低,难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
而在一些年份和一些行业,出口甚至产生副作用。
这事因为中国现有的出口额增加主要是依靠数量扩展来实现的,而出口数量的过渡增长造成了国内产业部门资源和能源的短缺。
(2)出口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占世界的26.3%,且劳动力成本低,再加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出口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3)对国外资源和能源的依赖程度。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部分战略性矿产品供求矛盾已经出现,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尤其是加工贸易方式所占比重过大,不仅供需缺口日益扩大并导致对国外资源和能源的过分依赖。
目前中国石油、铁、铜、铝等大宗资源的国内供给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不得不依赖进口并处于被动局面。
从整体上看,资源和能源短缺将成为影响中国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甚至有可能危机国家的经济安全。
(4)加重环境成本向中国转移。
在国际贸易中存在一种虚拟形式的污染物转移,即环境成本转移。
这种虚拟形式的污染物来源于织造出口产品过程中生产和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成为出口这类产品的环境成本。
从2002年起,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均在90%以上。
然而相对于初级产品出口中,工业制成品出口可能意味着更多的环境成本留在出口国,因为工业制成品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原材料开采和加工环节的环境成本。
因此,中国每年巨额的贸易顺差意味着巨大的环境成本向中国转移。
(二)金融危机下的政策困境
依据现行外贸政策实行的中国外贸增长方式,其特征是以低价竞销推动出口规模扩大的数量型增长。
这一外贸增长方式的实行,在劳动力资源丰富且缺乏技术支持的条件下无疑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要长期实行需要一些基本条件:
一是外部需求市场的持续增长,从而为不断扩大的出口规模提供足够的市场容量;
二是国外低价能源、资源的稳定供给,从而降低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
三是本国货币的不断贬值,从而使出口产品获得价格竞争优势;
四是国外直接投资的大量输入,从而为“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建立生产基地和贸易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大好发展机遇,上述条件恰好具备,所以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外贸年均增长高达17.2%,外贸规模增加了105.3倍。
但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上述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导致了现行外贸政策的“政策困境”。
这主要表现在:
1.外部需求市场严重萎缩
美国、欧盟、日本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占中国出口总额的60%左右。
金融危机使主要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大幅度萎缩,连带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影响。
同时美国要重建美元信用必须扩大出口以减少贸易逆差,使美国以外的全球出口增长减速。
美国的这种经济调整将经历一个较长期的时期,因此对中国外部需求市场的扩张的影响将长期存在。
2.国际能源、资源价格趋于上涨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能源、资源价格曾有所回落。
但从长远看,各国对能源和资源的竞争将日益激烈,价格也将不断上涨。
由于中国已成为一个贸易大国,许多产品的出口量和进口量均居世界前列,因此许多产品的价格往往是中国一买就涨一卖就跌。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
同时,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碳排放总量已处于世界前列,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节能减排的呼声和制约也越来越强。
这意味着,能源、资源和环境将成为中国出口扩张的又一制约因素。
3.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2008年7月-2009年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6.4%。
同期周边国家实际汇率与中国相比均有明显贬值。
在过去较长时期里,中国对外贸易一直是在人民币币值相对低估和汇率基本稳定的环境下发展的。
而在未来的中长期内,由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不仅美元面临长期贬值趋势,还可能引发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效应,从而使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并大幅削弱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
4.国外直接投资回流或转移
在金融危机压力下,中国境内的许多外资企业盈利下降,纷纷削减产能或转移生产基地。
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大批港资企业减产甚至倒闭的现象,山东半岛等地以韩资中小企业为主的撤离风潮更是越演越烈。
与此同时,新增外商直接投资出现快速回落势头。
2008年下半年以来,无论在新批外资项目数量方面,还是在合同外资和实际使用外资方面,都呈现同比下降。
2009年1-2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了26%以上,而广东省更是骤降近80%。
由于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0%以上,外资减少必然给中国未来的出口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正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了现行外贸政策的政策困境,所以给中国的外贸发展带来了严重冲击:
2008年虽然中国对外贸易仍然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明显回落,与上年相比,出口增速下降8.5%、进口增速下降2.3%;
2009年1-6月出口则同比下降了21.8%、进口同比下降了25.4%,而同期加工贸易出口降幅更高达39.5%。
由于受到出口减少的影响,中国许多中小企业频频出现停产甚至倒闭现象。
鉴于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如果出口持续大幅下降,将很可能把整个国家经济拖入衰退乃至危机之中,重蹈其他国家经济衰退的覆辙。
二、影响对外贸易政策选择的主要因素
(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
1.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对外贸易政策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8年期间,实行的是高度封闭的保护贸易政策,这主要体现在:
(1)外贸经营由国家高度垄断。
1949-1952年,在没收官僚本进出口企业和改造民族资本进出口企业的基础上,中国建立了国家高度垄断的外贸体制,即全国的对外贸易均由对外贸易部统一实行行政管理,各项进出口业务由国有外贸公司垄断经营,进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严格按照国家指令计划进行。
(2)设置较高的贸易壁垒。
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
第一,高关税。
根据1951年中国实施的海关税则,进口商品的算术平均关税率为52.9%,其中农产品的平均关税率92.3%,工业品的平均关税率为47.7%。
这一关税水平远高于GATT规定的关税率;
第二,行政壁垒。
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需要办理配额、许可证并通过各级各部门的审批;
第三,外汇管制。
对于进口所需的外汇,必须向制定机构申请额度并承担汇率高估的损失。
(3)脱离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是战后建立的国际贸易框架机构和规则体系,体现了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方向和政策规范,也反映了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愿望和利益。
但新中国成立后,既没有向GATT申请复关继承创始缔约国地位,也没有参加GATT的任何活动。
1974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又有机会重返GATT,但万分遗憾的是又一次选择了放弃,从而丧失了在战后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和应有权益。
改革开放前,中国之所以实施高度封闭的保护贸易政策,从外部影响因素看,一是东西方冷战的国际背景;
二是斯大林模式的深重影响。
而从内部影响因素看,一是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内向型的经济形态;
二是极“左”思潮、小农经济思想和官文化的综合作用。
对于实行这一贸易政策的结果,其积极方面是实现了进出口贸易的基本平衡。
从1956年起中国一举扭转了长期以来严重的外贸逆差,直到1977年期间,除了少数年份出现少量逆差,一直保持进出口平衡且略有盈余的局面。
但其消极方面更多,主要是:
其一,外贸规模增长缓慢;
其二,长期过度保护使国内企业普遍效率低下;
其三,高度封闭难以获取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而使中国在战后蓬勃发展的世界经济浪潮中又一次被远远抛在后头,处于边缘化的不利地位。
2.改革开放之后的对外贸易政策
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实行的对外贸易政策实际上是重商主义政策。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出口垄断主义”、“外汇管理制”和“贸易顺差”是重商主义政策的核心。
对于中国来说,“出口垄断主义”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另外两项政策手段则十分突出。
如果按政策手段的倚重量不同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倚重“外汇管制”的重商主义。
这一阶段是从1978年-1986年,中国贸易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奖出限入”以扩大外汇储备。
这主要特现在:
(1)力大促进出口。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获取足够的外汇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促进出口,主要措施有出口补贴、外贸留成,汇率优惠,出口退税等,使出口规模由1978年的97.5亿美元迅速增长为1986年的309.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16.3%,远高于同期世界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6.9%。
同时,实行出口结汇制,将出口创汇的大部分留在国家手中。
(2)严格控制进口。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所有进口都通过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1978年以后因国内工业发展的需要对生产资料进口限制有所放松,但总的来看,仍设置了较高的贸易壁垒。
在关税壁垒方面,1978-1985年沿用第一部海关税则,其算术平均关税率达52.9%,而在非关税壁垒方面,到1986年以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为主的非关税壁垒覆盖我国所有进口的80%。
同时,又实行严格的进口用汇审批制,以控制国家外汇储备的减少。
这一阶段的贸易政策具有强烈的重商主义色彩,其内在动力是扩大出口创汇,以弥补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造成的外汇短缺,其政策措施仍然以行政性措施为主。
这就表明,这一阶段的贸易政策具有过渡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应该继续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贸易政策转变。
第二阶段:
追求“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
这一阶段是从1986年至今。
这一阶段,中国的贸易政策由倚重外汇管理的重商主义向追求“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转变,而其转变契机来自中国复关入世。
从1986年申请复关入世开始,为了达到GATT/WTO的门槛要求,中国逐步取消了外汇管制并转而追求贸易顺差。
这主要体现在:
(1)大力削减贸易壁垒。
在关税壁垒方面,中国逐步大幅度削减关税与国际经济接轨。
1986-1991年制定和实施的第二部海关税则,将算术平均关税率从之前的52.9%降到47.2%;
1992-2001年又制定和实施了第三部海关税则,到1999年算术平均关税率大幅下降到16.78%;
2001年入世以来,为了履行入世承诺又连续几年下调关税,到2007年算术平均关税率以下降至9.8%。
而在非关税壁垒方面,也在逐步减少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的商品目录数量,非关税壁垒所涵盖的商品数量不断减少,大部分商品放开经营。
当然,对涉及国内幼稚产业和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仍实行国家管理或保护。
(2)积极实施出口导向战略。
在中国复关入世的过程中,其外贸战略由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
为了成功实施这一战略转变,中国逐步开放了对外贸易经营权的范围和可获得性,从1994年起取消汇率双轨制,消除了人民币高估现象,实际上使人民币贬值了50%,为扩大出口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1988年开始的一揽子外贸改革进一步增加了对出口的鼓励,包括外汇留成、全面的出口退税、扩大出口信贷、扩大国家出口商品基地等,同时对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给予各种优惠政策。
这一战略带来的直接效果是,促使中国的出口规模迅速扩张并由此带来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对外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2008年达到8%,而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9.75%跃升到2007年66.6%。
由上可见,1986年以来中国在对外贸易政策改革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
由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式尚缺乏科学认识,中国现有的对外贸易政策仍然带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
其政策实施正引发越来越多的矛盾:
从国际层面来看,巨大出口规模的高速增长打破了原有的全球贸易格局,加剧各国竞争压力并引发贸易摩擦;
而从国内层面看,随着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及环境成本的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种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也难以持久。
(二)对外贸易政策选择的决定因素
虽然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能使所有参与国的国家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但在历史和现实中,不仅各国实行的对外贸易政策不同,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选择的对外贸易政策亦有很大的反差。
那么,一个国家选择外贸政策的依据是什么呢?
实际上,选择何种外贸政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可称为决定因素,其他因素成为影响因素。
对外贸易政策选择的决定因素是指参与国际贸易既可以影响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又会影响其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
因此,一国外贸政策的选择是该国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如果进行纯经济分析,即排除政治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一国外贸政策的选择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在国际经济中所出的地位,这可以用该国总劳动生产率水平来表示。
一般来说,总劳动生产率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经济体,应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总劳动生产率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中游地位的经济体,以选择互惠贸易政策较为有利;
而总劳动生产率水平在世界上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体,则可以选择保护贸易政策为上策。
总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P=∑(f/F)%×
(I/L)%
上式中,P为总劳动生产率;
f为某种产品的国别人均劳动生产率;
F为某种产品的国际人均劳动生产率;
I为一国某种产品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
L为该国总劳动力数。
因此上式中的含义是:
总劳动生产率水平等于一国各种产品单项劳动生产率占世界平均劳动生产率比例与该产品生产所需要劳动力数占该国总劳动力数比例的乘积之和。
总劳动生产率水平之所以能成为选择外贸政策的决定因素,是因为它可以决定一国产品的总竞争力强度和总消费水平。
总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的国家产品竞争力较强,不仅不怕进口产品的竞争还可以大量出口;
同时,总劳动生产率水平高必然收入水平也高,对进口产品也有较强的消费的能力,因此选择自由贸易政策是有利的。
反之则否。
对于大国来说,由于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所以在理论上也可以将其视为不同小国的组合而实行差别政策。
即在总体上选择某种外贸政策的同时,可在发达地区实行自由程度更高的外贸政策,如经济特区、自由港的设立就是以此为依据的。
另外,对于一个国家的不同行业来说,也可根据行业劳动生产率差异,实行不同的进出口商品政策。
(三)对外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
1.国内经济状况
当一国国内经济发展停滞,尤其出现经济危机导致失业增加、国际收支逆差加大时,就会倾向于实行保护贸易政策。
反之,则会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中,原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贸易政策逆转实行贸易保护,而在战后的世界经济繁荣时期又走向贸易自由化,就是证明。
2.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
一般来说,市场经济国家必然实行开放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本国竞争力允许的前提下倾向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而计划经济国家因实行封闭经济和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自然选择保护贸易政策。
同时政治体制对一国对外贸易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政治上实行集权体制的国家,其领导人为了强化个人统治地位往往拒绝对外开放,实行闭关锁国。
3.国家安全
许多国家从维护国家安全出发,往往对与国计民生相关的产业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如钢铁、化工、军工、计算机、交通、能源、稀土、甚至农业。
尤其是一些大国,人口众多且经济规模巨大,其粮食和能源供给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因此对这些行业政府多严加保护。
4.产业因素
在现实中,往往有两类产业在一些国家中受到保护:
一类是战略产业,即暂时实力不强但会带动其他行业发展从而对国家经济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另一类是夕阳产业,即在该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已处于被淘汰地位的落后产业。
前者许多国家通过政府干预实行保护。
5.民族意识
有些国家民族意识极强,强调保护国内市场以发展本国产业,从而体现本民族的精神和实力。
如韩国民众很少购买外国轿车以支持本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就是突出的例证。
三、外贸政策转变的基础和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冲击清楚地表明:
中国现行的重商主义外贸政策已经难以为继。
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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