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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九年大规模索取辽东逃民,朱元璋派高丽人出身的武官指挥佥事高家奴等前往,皆事体重大,非宦官或高丽/朝鲜使臣可传递消息者。
洪武诸使臣事迹多湮没,中国史料可供考生平者仅有偰斯一人。
《实录》载
偰斯,溧阳人。
岁丙午,以故元嘉定州知州来归。
洪武元年,授兵部员外郎。
寻擢符宝郎,改尚宝司丞。
四年,出知泰安府。
六年,升知河间府。
入为户部郎中,升尚书,出为山西左参政,召还为吏部尚书,迁礼部。
至是,以年老致仕。
雷礼《国朝列卿纪》所记更翔实
偰斯,字□□,应天府溧阳县人,故元嘉定州知州,来附王师。
吴元年,授兵部员外郎,本年擢尚宝符宝郎。
洪武元年,遣赉书赐高丽。
二年,高丽遣使上表,来贡方物。
遣偰斯赉印封之,改尚宝司丞,仍以祝文牲币祭其境内山川。
诏曰:
“朕肇膺正统……想宜知悉。
”使回,称旨,日侍左右。
四年,出知太安州,六年,升河间府知府,俱以才干着,而民亦不扰。
九年,入为户部郎中,寻升户部尚书,本年,调山西左参政。
十三年正月,召拜吏部尚书,二月,改礼部尚书,三月,诏定公侯称号。
上谕斯曰:
“自今封公侯……仍列于衔。
”于是斯等奏定则式为三,公侯之衔曰……,世袭者曰……,追封者曰……。
本年,以年老致仕。
其他记载如同书有文简事同者二处。
又如焦竑《献征录》传记有二处,一处为节略《列卿纪》而成,一处文详,全抄自《列卿纪》。
又如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传记,文简而有误:
不解改尚宝司丞乃出使必需,乃以“封之”与祭山川为二事,遂乱改时间,其文必来自《列卿纪》。
总之,留存至今的偰斯传记虽多,除《实录》所记略有参差,其余皆不出《列卿记》范围。
吴元年即丙午年初,朱元璋军总攻张士诚部,“松江府、嘉定州守臣王立中等诣徐达军降”。
偰斯当即为此时投降的张士诚部属,不久被授兵部员外郎。
所谓故元,当因张士诚降元,致使偰斯有故元官吏之名。
嘉定地当元代江南海运的起点刘家港,张士诚与高丽在海上往来密切,定以此地为出海口岸。
则高丽详情必为偰斯熟悉,后来被选为出使高丽第一人,当因其曾为张士诚通高丽口岸嘉定州知州,熟知高丽事务。
偰斯出使后未再用为大使,而是顺利高升为重臣,为罢中书省、废宰相后首任吏部尚书,当于明初政治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建文时期:
陆颙、章谨、祝孟献、端木智
从建文时期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
短短四年间,明朝派往朝鲜的使臣多达9次,共24人次,20人。
除重大的颁布诏诰和礼仪之外,明朝使臣的唯一任务就是购马。
具体而言,除了洪武三十一年底报告朱元璋丧讯,和建文三年前半年两次遣使,颁发朝鲜建国后一直苦心营求的诰命、印信,此后六次出使,皆为采购因战局吃紧而于南军格外短缺的战马。
可以推测,若无战马之需,明朝会如建文元年、二年,仅在重大场合才派遣使臣赴朝,频率本当远低于洪武百端交涉之时。
使臣无论正副,无论出使目的为何,皆以文官或监生充当,绝无武官和宦官。
派遣文官如通政寺丞、各部主事、太仆寺少卿、鸿胪寺行人等,次则监生,乃至验马兽医等,皆关乎具体事务而定。
其中留存传记者有5人:
陆颙。
陈田《明诗纪事》载
颙字伯瞻,扬州兴化人,楚府伴读闿弟。
洪武中,举明经,授礼部主事。
永乐初,与修太祖实录。
奉使朝鲜,有《颐光集》。
《画史汇要》:
陆颙能画人物。
《送别》:
芳草如烟驿路遥,东风催别鸟声娇。
离人一去来何日,不及春江有定潮。
徐泌《明画录》则记
兴化人,工诗,精画法,官礼部员外郎。
善画人物,精采奕奕,时称三绝。
陆颙为礼部主事,担当明朝向朝鲜颁布新历、正式承认朝鲜建国的大任,出使期间爱上了朝鲜女子委生,后来遂向建文帝献计购马朝鲜,得再出使相聚,婉转不肯归明,哀求朝鲜太宗未果。
上引陆颙诗不见于《李朝实录》所记其在朝鲜应酬诗,或即诉与委生别离之事。
陆颙归国后,然身为建文遗臣而未得祸,反而与修《太祖实录》,盖北军进城后主动合作者,故永乐时期已为文学亲信之臣。
陆颙得官礼部主事,担当外交重任,似与其“明经”出身不协调。
由上引事迹可知,陆颙虽非进士出身,却兼擅诗画文史,能倾动品位不俗的朝鲜上下,此应担当出使要务的重要原因。
章谨。
徐泌《明画录》载
章瑾,字公瑾,号采芝,华亭人。
宋庄敏公之后。
能诗善草书,尤长于画,山水宗夏珪、马远,挥毫渲染,或顷刻立就,或数日不着一笔。
兼善人物,传有《春江送别》及《寒山拾得像》,无惭古人。
张观以后,一人而已。
《明画录》每卷下分专题,专题下以画家时代为序排列。
章瑾前后为夏昞、高棅,均洪武永乐间人,则章瑾亦此时人。
《李朝实录》中的建文使臣章谨,以通政寺丞身份为使,赴朝鲜颁布诰命印信,曾大索朝鲜诗篇并自作诗,当与此“能诗”的画家章瑾为同一人。
章谨任与外交事务竦远的通政寺丞,而得出使封诰,当与其书画之能有关。
祝孟献。
雷礼《国朝列卿纪》载
祝孟献,字□□,河南饶州府德兴县人。
洪武初荐举。
革除元年任。
三年六月,使朝鲜市马。
上文“河南”当为“江西”之误。
祝孟献身为购马的最高级官员,长驻朝鲜,其间也曾作诗应酬。
祝孟献出身“荐举”,又任官太仆寺专事购马,然亦善诗为使。
郭瑄。
郭瑄,字□□,四川成都府崇宁县人。
永乐元年由国子生擢兵科给事中。
十年,升大理寺右寺丞。
十九年,定鼎北京,诏安抚天下,命宣出抚广东,考察官吏,辑宁军民。
本年,以事竣还寺。
革除□□,乡举……十一年,任大理寺左寺丞。
由“革除□□,乡举”和“永乐元年由国子生”,可以认为此即建文时期出使购马的国子监生郭瑄。
明朝巡抚的来源,一般要追溯到郭瑄等人的外出安抚之事,则其在明初政治史上亦参与重大事件。
郭瑄在建文时期仅一监生,一到永乐元年即任亲信言臣,估计和陆颙类似,皆为新朝特别重用之辈。
端木智。
朱谋垔《续书史汇要》载
端木智,字孝思,溧水人,官礼部员外郎。
父复初,洪武时为刑部尚书。
孝思与兄孝文皆以儒士起家,官翰林,先后使朝鲜,清节为远人所服,立双清馆。
草书步骤不凡,入于妙品。
端木智于建文四年初以兵部主事赴朝购马,在朝鲜“挟妓日醉,自夸其书曰:
‘天下第一笔!
’以印本一册赠判阁偰眉寿曰:
‘书法与王羲之无异也!
’”则上引“清节”云云必与其无关,而“草书步骤不凡,入于妙品”,可证端木智出使,当与其善书有关。
唯“双清馆”之说,当指其兄“孝文”,即上年副章谨出使、“俱有廉介、礼貌恭谨、举止不爽、国人爱慕”的文渊阁待诏端木礼。
四位文臣出身、官职、任务各异,共同处在于多通诗书画,甚至以此闻名。
他们的出身任职,或与外交事务关系不大,如陆颙、章谨、端木智,专以此长技出使,而专事重务者如祝孟献,亦不乏为诗之能。
4人在20位文臣中的比例虽不大,仍可略证:
建文时期不但纯以文臣为使,还注重使臣的书画诗文之能,希望以此炫示于“向化”藩国。
明朝以文臣特别是擅长诗文书画者为使,目的在于博取朝鲜亲近之感,以利于牵制朱棣、购买战马。
但文臣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合格。
章谨、端木礼、祝孟献以及鸿胪寺行人潘文奎,可称“温雅风流,清不近货”,其他使臣也无贪婪横暴之举,较洪武时期使臣清廉自持。
但如陆颙和端木智,或哀求装病,或狂妄卑鄙,不免丑态百出,再如监生陈敬归国在即,“当饯宴,复于上曰:
‘使妓随我,虽至金郊而还,粉骨何忘!
’上笑而从之。
”种种不堪之行,不但惹人讥讪,更令朝鲜君臣轻视明朝。
加之朝鲜本对明朝内战持冷静态度,并未全力帮助南军。
故建文帝信用文臣,却并未实现以文臣诗文书画之才华折服朝鲜以得强援的初衷
永乐时期:
俞士吉、赵居任、邬修、陈敬、杨善
“自成祖即位时起,因政局变幻和皇帝个人喜怒所造成的明、鲜关系的波动基本上结束了,两国关系开始转入正常、稳定发展的轨迹。
”永乐时期共派遣使臣38次,留名者51人,其中宦官多达37人,武官6人,文臣8人。
正使共22人,其中宦官14人,出使30次,武官5人,文臣3人。
永乐时期选派使臣,一改建文时期单用文臣,为类似洪武时期的文臣、武官、宦官杂用。
宦官的比例和重用程度,则远远超过了洪武时期,成为永乐时期赴朝使臣的主要人物,而文臣除少数独立出使外,多为宦官之副。
宦官使臣一小半是朝鲜宦官省亲,另一大半是亲信宦官堂而皇之地作为正使,率领其他宦官和文臣出使。
建文四年十月,明朝派佥都御史俞士吉赴朝通知朱棣即位的消息,使臣中就包括内史温全、杨宁和还朝鲜省亲内官郑贵等三人。
此后宦官迅速取代了文臣,成为频繁出使中的主角,文臣仅在永乐十八年四月明朝赐祭太宗,永乐二十二年祭朝鲜人韩确之母时为正使。
出使的正常状况是宦官为正使,文臣如礼部郎中、翰林待诏、行人等为副使。
宦官与文官正副使并派的做法,则证明径以宦官为皇帝私人代表。
无论省亲还是作为正使的宦官,品级多数不高,但除非文臣武官为高级官员,否则一律位居前列。
某些宦官多次出使,如黄俨出使多达11次,韩帖木儿多达6次等等。
出使朝鲜的宦官多横暴贪婪,为害大于洪武时期代表皇帝滥施威吓的各色使臣,更大于建文时期荒唐文弱的文臣。
皇帝以强欺弱、荒淫猥琐的性格,通过信用亲信宦官反应到外交事务中,使朝鲜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对中国的态度由疑虑转变为怨恨,永乐末年,朝鲜世宗公开愤言:
“中国不遣朝臣,专任宦寺,何哉?
!
”
永乐文臣为使虽仅8人,因中多名臣,所以留存传记者多达5人,内容也较丰富:
俞士吉。
士吉,浙江象山人。
洪武末举人,授山东兖州府学训导。
岁余,陈十事,切中时政,擢广西道监察御史。
出巡畿甸及湖广,雪冤理枉,政绩尤着。
永乐初,署都察院事,升右佥都御史。
奉诏往谕朝鲜、日本两国,还奏称旨,赐豸衣褚币。
浙西水灾,士吉偕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往督农政,奏蠲粮六十万石,复出粟以赈民。
寻出知襄阳府,秩满,升山东左参政。
洪熙元年,进詹事府詹事。
宣宗即位,改南京刑部侍郎,致仕。
至是卒,赐葬祭。
雷礼《国朝列卿纪》所载更详
俞士吉,字用贞,浙江宁波府象山县人。
父仲殷尝夜梦得“老桂古香分月窟,移将天下压群芳”之句,觉而士吉生。
自幼歧嶷异常,既长,有司历举贤良,弗就。
洪武丙子,领乡荐。
明年会试,中乙榜,授兖州府训导。
革除中,上疏论时政得失十余事,征拜南院监察御史。
出巡凤阳、徽州,辩释疑狱,风声肃然。
文庙御极,改广西道,寻擢右佥都御史,奉使朝鲜。
已,复使日本,返报皆称旨,上褒赐有加。
永乐三年,浙西大水,士吉与户部尚书夏原吉、通政赵居任、大理少卿袁复奉敕往治,兼督农务。
时湖州被灾尤极,亏粮五六十万。
同事者以所亏之数反十倍于所输,欲损其数以上。
士吉力争曰:
“欺君病民,吾不忍为也。
虽重得罪,吾自任之。
”竟以实闻。
上允纳,悉蠲其输,仍敕发廪赈之,民赖以苏。
四年,坐事谪为办事官,寻复原职,命赈恤两浙饥荒。
六年,出守襄阳,政清讼简,郡以大治。
十六年,秩满最绩,升山东左参政。
未几,唐妖妇惑众谋叛,藩臬诸臣悉置于法。
士吉以督浚后至,众谓可自为计,应曰:
“背死逆命,非臣节也。
”遂就狱。
上念旧臣,释之。
洪熙改元,入觐,欲授清要之职。
天官卿拟以太仆寺卿,上默然良久,曰:
“渠是秀才,着为詹事。
”后改刑部侍郎,寻命清理直隶郡县军伍,再莅郡事,绩用尤着。
士吉仪观修洁,举止清雅,论议切直,文才蔚然,每视政,他人不足,己独有余。
谀之不喜,犯之不怒,伟度洪量汪如也。
所着有《栎庵自贻稿》。
同书其他三处均文简事同。
过庭训、焦竑所录文字均出《列卿记》而稍简。
而徐乾学等《徐本明史列传》有不同内容
……悉得蠲贷。
明年,为都御史陈瑛所劾,与大理少卿袁复同系诏狱。
复竟死狱中。
士吉谪为事官,治水苏松。
既而复职,命视浙江民瘼。
还,上《圣孝瑞应颂》。
帝曰:
“尔为大臣,不言民间利病,乃献谀耶!
”掷还之。
寻出知襄阳府。
……被劾致仕,卒。
《明史稿》与《明史》均采用了以上内容。
朱棣即位后,急欲任用建文时期名声简肃、文学出众的大臣出使朝鲜,以顺应此前趋势、安抚朝鲜,事属必然。
俞士吉“自幼歧嶷异常”,建文中“上疏论时政”,又以御史出巡,“辩释疑狱,风声肃然”,实当时出使朝鲜乃至日本的外交第一人选。
《列卿记》和其他明代传记中,均无俞士吉遭受嘲笑辱骂的记载。
但清代徐乾学之《徐本明史列传》,或出万斯同之手,而万与俞士吉同为宁波人,或有当地见闻为根据。
所言不见于明代传记记载,但观《列卿纪》等不言“坐事”详情,不言“出守”之因,可知《徐本明史列传》之说必有确凿来源。
俞士吉出使后宦绩出众,受到荼毒建文旧臣最烈的陈瑛迫害,又由皇帝亲自凌辱,原因不外其以建文名臣得用,过后即被遗弃排挤甚至打击侮辱。
仁宗深切同情,原因也应在此。
俞士吉虽以诗文名,在朝鲜却不以此自炫。
“近作诗赠使者。
士吉谓吉曰:
‘昔陆颙辈奉使于兹,因诗酒荒乐,中国之士,闻者皆笑之。
是以吾辈初欲矢不作诗。
然子之诗,敢不赓韵。
’乃口占答之。
”可见建文四年秋朱棣上台后,明朝已经意识到以诗文书画之士出使的失策,尴尬自嘲之下,一改前辙。
赵居任。
《明太宗实录》载
居任,应天府溧阳县人。
洪武中,以耆老授通政司左参议,升山东布政司左参议,再升左通政。
尝奉使日本,其王赠以名马、方物,悉却不受。
上闻而嘉赉之,命往苏松治水。
居任虽以清介自持,而无恤民之心。
在苏松十余年,督治水及农务,每霖雨没田禾,不待雨止,广集民男妇踏车出水,随去随溢,低田终不可救,高乡之民困于其役,不得尽力农事,而居任恒以丰[禾念]闻。
至是以疾卒,民用慰悦。
焦竑所记以实录删削而成,唯改溧阳为溧水。
而雷礼《国朝列卿记》载
赵居住,字□□,□□□人。
永乐二年任右通政,命使日本,令十年一贡。
三年,转左。
六月,命同夏原吉、俞士吉赈济苏松嘉湖。
八年二月,御史刘焕劾居住治水苏湖,田多荒芜,蔽不以闻,惟简乌程熟田穗繁粒伙为秉,称瑞罔上。
皇太子以上所使,未可擅易,封章示之,令自省。
……“前时浙江按察司亦尝言,浙西水潦,赵居住不恤民隐。
今居住此言不可信。
”仍遣官往视之。
赵居住当即出使朝鲜的赵居任。
唯居任既然如此不称职,在用法严酷的永乐时期,居然得到宽宏待遇,实属不正常。
观《实录》对赵居任的指责,和雷礼通过官方渠道搜集的材料并不相符,可知受攻诸事不免随意编造。
观赵居任治水之法,已属难能。
他早在洪武时期已任右通政,又是于永乐元年以左通政出使朝鲜的,颇疑与俞士吉类似,亦为建文间清介名臣,而为永乐君臣先利用后打击者。
故虽宦绩无可挑剔,陷害之以图谄媚者却仍络绎不绝,终使身背恶名。
邬修。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
邬修,字存诚,南昌人,洪武丁丑进士,历官太平知府。
革除四载,文献无征。
成化初,吴人刘昌提督河南学政,得建文元年湖广乡试棘闱倡和诗。
集中作者豫章胡俨若思、邬修存诚,庐陵谢矩子方……凡二十一人。
昌镂板以传,且序之曰……。
邬修能诗,但永乐二年出使朝鲜未见作诗,反以轻侮朝鲜太宗为务,当时官仅鸿胪寺序班,似与洪武丁丑进士出身和此后的“太平知府”不符。
疑其亦为建文时低级文臣,投降朱棣后得亲近之任,故能出使朝鲜,历官知府。
陈敬。
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载
陈敬,砀山人,臂力兼人,娴于武略。
永乐中,从驾北征,累立战功,官至中军都督府佥事,镇守山海关、永平等处,抚驭有方,军民怀服。
陈敬于永乐五年和六年两次出使朝鲜,官东宁卫千户。
永乐时期赴朝的六位武官除陈敬外,还有千户王得名、百户王迷失帖、都指挥高得、千户王教化的、百户李宾。
其中王迷失帖和王教化的皆应非汉族人,王得名、王迷失帖任职“辽东”,陈敬任职于朝鲜、女真人构成的东宁卫。
除都指挥高得外,武官所交涉多辽东散军逃民之事,非为皇帝私事或礼仪场合,故偏重任用非汉族武官或辽东武官出使。
杨善。
杨善的传记资料不下20种,以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所载早出且详瞻
杨善,字思敬,其先自大原徙而北平,后北平进称顺天,而善为顺天大兴人。
少补北平诸生,不甚通经术,而性沈敏,能为人筴事。
时年甫十七,而文皇帝起义兵,则已知善名,署典仪所引礼舍人,从事睥睨间。
文皇帝即位之明年,召补鸿胪寺序班。
二年,改鸣赞。
又四年,进司宝署丞,选侍昭皇帝于青宫。
又八年,进右寺丞。
又六年,进为卿。
善伟风仪,工举止,音吐如洪钟,每朝谒引进奏时,上目属之。
而又重文翰,与学士杨士奇、杨荣善。
既家都城,以积着起□,治居第,郭外有园亭花木之属。
诸公休沐有所宴赏,则善家若归。
又时时馈遗名果饵不绝,以是大得公卿间声,而中贵人亦多好之者。
卿之十二年,满考,迁礼部左侍郎。
明年,从北征……。
而王世贞《名卿绩记》所记有差别
杨善者,北平人。
建文君来讨,燕王发兵北攻大宁,李景隆悉众围北平,燕世子拒之。
善时起书生,从登埤,昼夜凡数十接,有功。
燕王既有天下,予善官序班,时仅二十余,稍稍迁至鸿胪卿。
善不大读书,慷慨多权略,能辨,又貌伟皙,奏对朗朗,上目属之。
太宗皇帝崩,历仁、宣、英诸帝,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还掌鸿胪事。
英宗皇帝既拒虏失其军……。
《明功臣袭封底簿》为官方原始文件,所记又有不同
杨善,原籍顺天府大兴县人,系引礼舍人,守城有功,永乐元年钦升鸿胪寺序班。
历升礼部侍郎,仍掌寺事。
永乐十四年十月,内推举,改左副都御史,提督九门,升右都御史,仍掌寺事。
雷礼《国朝列卿纪》成文较早,所记又不同
杨善,字幼清,顺天府大兴县人。
革除中,成祖靖难,以生员守城,叙功授鸿胪寺序班。
永乐三年,以奏庶吉士章朴藏方孝孺文集,进鸣赞。
历寺丞,进本寺卿……善练习朝章,居官恭勤,自永乐二十二年掌寺事,至正统十一年,凡二十二年,于朝觐、宴赏诸仪,俱合典礼,称上旨,寻进礼部右侍郎。
修纂于杨善去世后不到十年的《实录》,严厉谴责杨善
素无学术,为人外若柔和,中实阴忮。
凡事之可以利己自便者,不顾义理,无不为之。
永乐初,严治方孝孺之党。
庶吉士章朴与善同坐事,朴言家有孝孺文集。
善即借观,密以奏闻。
遂戮朴而复善官。
正统中,太监王振用事,善媚事之,不惮屈己……。
其他传记皆节抄各类材料,于史实多有记载混淆处,当以上引为准。
唯《明功臣袭封底簿》记“永乐十四年”当为“正统十四年”。
杨善不擅文学经术,仅以家居北京而周旋于士大夫间;
亦不以节操胜,章朴之事必为万人唾骂,朝鲜亦必知其无耻之行。
综合上引文知,其入选一为容貌声量,二为机智善辩,三为出身守城诸生,长期为太宗亲信鹰犬也。
朱棣晚年挑选使臣,多以文臣副宦官,此等体面干练亲信之人,正合任用亲信如宦官出使以逞人主威风的惯例。
建文时期已具清誉的俞士吉、赵居任,永乐前期先被任用,后迅速遭排斥甚至侮辱;
相反,建文时期官职低微的邬修,与陆颙、郭宣等类似,进入永乐朝则得任亲信之职,出使外巡,仕途顺利。
对比之下,可略见永乐时期对待建文遗臣的政治策略。
文臣之中有能诗擅文者,如俞士吉、邬修,然俞士吉以吏才出名,邬修也是需身貌机智的“鸿胪寺序班”,另外的赵居任则不过以“耆老”入仕,杨善更是“不甚通经术”、“不大读书”之辈。
最早的使臣俞士吉即已明言避免作诗酬唱,末期的杨善以容貌、辩才和出身亲信选为使臣,可见永乐时期不但改建文时期任用文臣之例,更改重视文臣诗文书画之艺,为重视文臣相貌口才和干练亲信等条件。
洪熙、宣德时期:
李约
洪熙、宣德时期,两国外交关系继承永乐时期的正常化格局,而往来更加频繁。
皇帝任用宦官出使,过于永乐时期。
此10年间出使共18次,除了3次由武官交涉女真、逃民事务,和2次由文臣颁送登极诏和立皇太子诏外,其余13次全以宦官为首。
宦官出使又分三类。
除少数朝鲜人出身者省亲外,有2次宦官为主,文臣为副,行赐祭、颁仁宗遗诏等礼仪之事,其余皆全由宦官担任使者。
宦官任务,反复向朝鲜索要奢侈品,强选秀女,致使怨声载道,而派遣宦官数量众多,人人求索无度,荼毒更超过皇帝欲求,给朝鲜以深重的痛苦。
仁宗在位短暂,所遣使臣3次5人,虽皆任宦官,并无征索之事。
宣宗在位期间,专用宦官昌盛、尹凤等出使,征索之外,更有捕猎海东青等皇帝私人事务,加之宦官个人索求无度,作威作福,导致朝鲜对明朝痛恨之余,又生轻蔑。
如当宦官横暴的消息传到明朝时,宣宗曾要求朝鲜:
“王待以饮食足矣,毋遗以物。
”朝鲜方面却认为:
“朝廷政令不由朝官,皆出自司礼监。
今内官不畏敕旨,何必拘于敕谕而不赠遗乎?
文臣为使者仅6人,留有传记的仅李约一人。
李约,字孟博,仁和县人。
永乐甲申进士,授兵部职方主事,左迁交趾通判。
未几,复职。
历九年,升广东按察司佥事。
每行部审系囚,听谳精明,直枉立判,冤系者多所平反,人皆称之。
调山东佥事。
永乐丁酉,复入为兵部员外郎,进郎中,两使朝鲜,不抗不随,人谓得使命之体。
时胡寇西鄙,升陕西左参政……遂投劾去……。
李约于宣德三年和十年两使朝鲜颁诏,当因其历职兵部职方司熟悉中外地理,且有精明干练之名,此可略见当时若用文臣出使,追求实效过于讲究文学造诣和亲信程度。
正统时期:
倪谦、司马恂
以英宗登极时算起,宣德十年三月出使颁登极诏的李约、李仪可属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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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前 朝鲜 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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