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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户人家,九户有藏书。
著名的孙氏书楼,藏书达数万卷。
而苏洵的远游,何尝不是很好的学习?
古代信息闭塞,有志之士八方游走,几乎是一种“文化本能”。
春秋战国四百年,策士、侠客、思想家,幽灵般地穿梭着,埋下中国人游荡的基因。
苏洵游到成都,结识了益州太守张方平;
游到京师,进入翰林学士欧阳修的超级沙龙。
这个沙龙里有梅尧臣、曾巩、张先、司马光、王安石等,都是北宋政坛文坛响当当的人物。
苏洵的发愤和远游,为大儿子苏轼提供了两种财富:
书籍的氛围,世界的广阔。
一般小孩儿憧憬未来,持续三年或五年,这憧憬通常影响他的意志走向,预设他的未来。
憧憬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事儿,主观客观难以分辨。
苏东坡不可能是那种一天到晚枯坐书斋的男孩,他会八方撒野,天上都是脚板印。
苏轼在眉山一直待到二十岁,出去做官后又两度回来丁忧,加起来二十五、六年。
“生活世界”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这位终其一生对生活抱着不可思议的巨大热情的人,他为何坚决反对王安石搞急剧变法?
理由是两点:
风俗,道德。
他深知风俗与道德来之不易。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弱冠之年的苏轼进京应考,一考就拿了事实上的状元:
主考官欧阳修,因猜测封闭试卷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为避嫌,才把苏轼擢为第二。
苏辙也考上了。
两兄弟金榜题名,京师轰动。
苏轼很能考,目标明确像白居易。
他被称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也包括他非凡的科考本领。
士大夫的生活道路,济苍生的政治理想,考不上一切免谈。
年轻的苏轼头脑清醒,认准了目标就心无旁骛,这大约是优秀人物的共同特征。
文章的题目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头一次阐述他的仁政理想,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终身朝着这个方向奋斗。
换句话说,他的政治理念,二十岁就趋于成熟了。
另外,他惊人地大胆,试卷中杜撰圣君尧帝的典故,闹得考官梅尧臣查史料一头雾水。
问他时,他竟然说:
想当然耳!
按考试规则,杜撰典故万万不可。
何况是杜撰圣人。
胆大源于自信。
这可不是一般的自信,信手一笔,可能自毁前程。
来自全国各地的黑压压的考生们谁敢?
这事正史野史都有记载,可信度不成问题。
没办法,这就是天才。
三父子在汴京得意了,老家眉山却传来噩耗:
程夫人因病去世。
苏轼苏辙匆匆办理了在籍进士的手续,回老家丁母忧。
丁忧结束,再赴汴京。
这次是举家迁徙,几十口人在东门外的“王家渡”上船,直下嘉州渝州,出夔门向荆门,抵京师,沿途阅县三十六。
苏轼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又考了第一。
这第一叫做“制科三等”,宋代开国一百年,考上三等的仅有苏轼、吴育。
一二等皆虚设。
苏轼在皇帝的御座前,写下五千字的文章,又直接面试,对答如流。
老皇帝显然被这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人给吸引住了,看文章,看书法,听他滔滔不绝,虽然他批评朝政的尖锐言词实在不好听。
比如他指责后宫花销太大,而仁宗本人勤政不足。
言下之意,此时的宋仁宗有点像晚年的唐玄宗。
仁宗当天回后宫,对曹皇后感慨说:
朕为子孙后代得了两位清平宰相啊。
另一位指苏辙。
苏辙制科试入四等。
这两兄弟的风光可想而知了。
他们的文章风格成了
考试前有个小插曲:
考生们报名很踊跃,主考官开玩笑说,苏氏兄弟在此,你们觉得有希望吗?
于是考生散去大半。
十年一度的制科试,录取名额不超过五个。
考生的典范,京城民谣说:
苏文熟,吃羊肉;
苏文生,吃菜羹!
欧阳修甚至在他沙龙里对新老作家说:
三十年后,无人道着老夫也。
这位北宋文坛领袖的话,在时下文坛的语境中听上去像奇谈怪论,像藏着什么阴谋。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不喜欢苏轼的带有策士气息的文风。
他公开对人讲:
“如果我是考官,我就不取他。
”王安石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
朝廷对苏辙的任命书他不肯写,事情便耽搁下来,无限延期。
北宋这个现象也是颇为奇特。
苏轼以京官大理评事的身份出任凤翔签判,任期三年,有签署公文和断案的权力。
风翔在陕西,距京师一千二百里。
嘉佑六年(1061年)的冬天他走马上任,老父与弟弟留在汴京。
苏轼初做官,碰上新太守陈希亮,陈原是眉山青神县人,王弗的同乡。
此人与苏洵也属旧交,按常理,该照顾苏轼才是,可他对苏轼严格得不近情理。
他个子小,眼睛有点斜视,训斥部属喉咙大,动不动就暴跳如雷。
为官几十年,他对训练年轻人才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他的确性子倔,两年中从未向苏轼作过任何解释。
后来,苏轼已经有了不少官场体验,慢慢回忆老太守,怅然写道:
“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
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颜色…”
苏轼对妻子王弗的怀念,也是这种情形:
王弗走了整整十年,他才细细咀嚼妻子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王弗享年二十七岁。
王弗去世不久,苏洵病殁于京城,享年五十九岁。
短短几年间,苏轼的父母妻子相继西去,最疼他、也最理解的人从他身边消失了。
死亡,对我们的伟人的照面方式竟然是这样!
他才三十岁。
体验亲人们的死亡也是上苍对苏轼的一种磨练吗?
熙宁八年(1075年),任密州太守的苏轼写下《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是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熙宁初年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他。
王安石字介甫,朝野尊称他为荆公。
这是北宋的一个奇人,大苏轼十五岁。
苏轼官于凤翔,他已经做到翰林学士兼地方长官。
他基层经验丰富,一心想把基层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去。
北宋三百二十州,王安石熟悉的几个州,条件都不错,比如江宁,历来是江南富庶之地。
而由于荆公本人廉洁自律,吏治也颇见成效。
王安石善于等机会,更善于制造机会。
凡为政治家,这是必备的素质。
宋仁宗屡次召他进京,他拒绝,有一次躲圣旨竟然躲进了厕所。
他的目光很厉害,和李白有一比,虽然两个奇人的锐眼射向不同的领域。
仁宗老皇帝,王安石对他了如指掌。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的著名的“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收场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仁宗老了,不想对国家动大手术。
仁宗后的英宗,身体不好,意志力上不来,曹太后权同听政。
英宗在位三年,王安石“按兵不动”。
他辞官,越辞声望越大。
治平四年(1064年),英宗从政治舞台上神秘地消失了。
神宗继位,改元熙宁。
这好学的年轻人身强体壮,意志力远胜于诸皇子,并且越过前朝,直追宋太祖的时代。
王安石要等待的,就是这样的皇帝。
所谓历史奇人,一定是目光长远,能看到几十年。
如果他看清了看准了,整个国家几代人都会受惠于他。
反之,则麻烦大了。
荆公变法的是与非,这一千年来争论不休。
苏轼同样主张变革,他曾对宋仁宗说:
“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
”苏轼说出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普遍隐忧。
二十年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首先拿官吏开刀,喊出响彻历史的口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忧什么?
忧国运不能长久。
可是大批官员忧他的官帽,忧他的待遇,谁动了他的帽子和钱袋,他要拚命的。
范仲淹失败了。
时隔一代人,变革的声音又大起来。
这一次,血气方刚的宋神宗碰上一代奇人王安石,两股大力相加,新法得以骤行天下。
两三年间,七八个新法相继出台,一经出台立马实施,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青苗法,保甲法,教育法、农田水利法……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几乎空前绝后。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如暴风骤雨,一个新法未见成效,另一个又来了。
他不怕走极端的。
也许汲取了当年范仲淹推新政不够狠、导致守旧势力反扑的教训,王安石的战略是先走极端,然后再来纠正。
但问题的出现也是设计者始料未及的。
各法皆有不同类型的弊端。
后人评价熙宁诸法说:
“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
”王安石凭借他几个州的基层经验,把新法推向三百州。
可能他觉得,全国官吏的素质都像他和他的部下。
苏轼也有自己的基层体验,凤翔十个县,他曾跑遍每一个县衙,每一处村落。
在老家眉山,他对维系生活世界的风俗与道德,作了大量细致的考察,进而得出结论:
风俗,道德,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国家又怎么能够长期富强?
苏轼以民为本,王安石以国为本,二者矛盾了。
苏轼官小,王安石官大,但小官处处反对大官,弄得大官非常头疼。
俗话说人微言轻,苏轼却是典型的官小声音大。
有一天皇帝突然在便殿召见他,问以国策。
他一点不客气,当面批评神宗:
“进人太锐,听言太广,求治太急!
”神宗听了很不舒服,却好歹忍住了,温和地说:
“卿三言,朕当熟思之。
卿在阁馆,当为朕深思治乱。
”
神宗是个奇怪的年轻人,一面独裁,一面又想倾听大臣们的意见。
毕竟变法事关重大,他和唐宪宗一样要做中兴之主,重启国运。
他有重用苏轼的念头,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明确表态:
不可。
王安石对苏氏兄弟都抱着戒心。
他所执掌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曾用苏辙为检详文字,负责起草一系列新法。
苏辙却屡与他意见相左。
终于没法合作,苏辙主动辞职。
苏轼、苏辙的政治主张高度一致。
兄弟始终共命运,价值观的相同可能是首要因素。
早年在眉山,他们共读圣贤书,讨论国家大事。
父亲苏洵也加入进来。
叫做“南轩”的书房常常响起三苏父子激烈争论的声音。
在德语中,“真理”一词含有争辩、争而后得的意思。
王安石要干大事,扭转历史的走向,必须清除绊脚石。
然而绊脚石真是太多了,王安石手脚并用,又踢又搬的,如果不是绊脚石自己走掉,“拗相公”力气再大,估计也只能干瞪眼。
司马光、范纯仁、富弼、范镇……一群重臣相继离开朝廷,类似现代政治格局中的内阁集体辞职。
神宗皇帝哭着挽留,但大臣们去意已决,纷纷乞外放,做地方官去了。
司马光在洛阳一待十五年,埋头写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他和王安石一样耐心等待时机,蓄积能量重新跃入活生生的历史进程。
在王安石眼里,苏轼是个古灵精怪的绊脚石,体积不大,却很沉很沉,搬它费力,踢它脚疼。
这石头还善于在京师的地面上四处滚动,发出各种刺耳的声音。
熙宁初,有两三年的时间,苏轼在京城跳得很厉害。
神宗的一句“为朕深思治乱”给了他巨大的力量。
他忠君,又指责君,冒着身家性命反对神宗的治国大略,这股大力又从何而来?
答案似乎只能是:
来自强大的文化传承。
国家是得变,但欲速则不达。
苏轼打比方说:
要像白昼不知不觉变成黑夜,不能从严冬一下子进入酷暑。
气温大起大落,肌体承受不了。
几百年形成的风俗、道德,几年就要摧毁它,生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青苗、免役、市易诸法,固然在短时间内充实了国库,却令城乡百姓遭殃,弃祖业,卖田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苏轼痛心疾首,《再上皇帝书》中大义凛然地说:
“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
若力行不已,
则乱亡随之!
这一年苏轼三十五岁。
慷慨激昂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书生意气。
论治国,真不知道他和王安石谁高谁下。
我所能分辨的只是:
苏轼看社会生活,看得更细更远。
而荆公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
他的日常趣味对他的治国理想,不会没有影响吧?
于是苏轼被弹劾。
神宗挥朱笔再批:
“通判杭州。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携家小离京赴任。
继室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
长子苏迈,次子苏迨(dai),以及苏轼的乳娘任采莲。
有学者猜测,任采莲可能是苏洵的妾。
苏轼视同生母。
苏轼刚到杭州,画家文同就告诫说:
“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
”而苏轼既要问事,又要题诗,两者都给他种下了祸根。
国家处于因剧变而引发的动荡之中,苏轼紧张关注着,北面来的京都客,他哪有不问的;
西湖风光如此之美,他若不激动,不题诗,他还是苏轼吗?
文同所担心的这两点,恰好是苏轼的生命中两个最大的喷发点。
与之相比,仕途算什么呢?
官帽算什么呢?
理解这个犹如巍巍昆仑般的伟大生命,这是关键处。
入仕为做事,为实现士人的理想,但要拿理想换取仕途通畅,苏轼这样的人办不到。
苏轼在生活的细节上看到了新法的种种弊端。
他写诗并编成集子,刻印几十本供朋友们传看。
西湖边有座望湖楼,有时他一个人待在那儿,享受一下孤独。
摆脱人群的孤独蛮有味道。
大诗人都是孤独的好手。
他寻僧访道,谈禅说空。
山里的老和尚,个个善品茶,互相不服气。
苏轼发明了“三沸水”,老和尚折服了。
泉水文火煮新茶,一沸水太嫩,三沸水又太老,而妙处在于靠听力和嗅觉把握二沸水。
苏轼煮茶,明显技胜一筹,群山诸寺,和尚们甘拜下风。
在杭州西面的于潜县,他游寂照寺,迷上了竹子: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升密州太守。
密州是今之山东诸城。
苏轼上任就忙着治蝗灾,马不停蹄奔走各县,同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密州赋税。
他在田坎上写公文,文不加点。
忙了一百多天才打道回州府,府衙官吏竟有半数不识他的尊容。
密州穷,丛林大泽常有剪径大盗,苏轼治了蝗灾腾出手来,又对付这些“大虫”。
次年秋天,政务忙出个头绪了,他率领当地驻军进山打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中秋节,他思念阔别五年的弟弟,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宋人说:
“东坡咏月词一出,余词尽废。
”
熙宁十年,苏轼迁徐州太守。
上任两个月,抗洪。
灾情危急,苏轼反应迅速。
他有两个大动作,一是严禁有车马的富户逃亡扰乱人心,二是亲入武卫营请禁兵协助防洪。
按宋制,太守对当地驻军并无指挥权。
苏轼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走到禁兵首领的住处,平时有些傲慢的首领感动了,命令全营官兵听候太守调遣。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迁湖州太守。
苏轼这个人,郁闷的时候要写诗,高兴了又口不择言。
六年做了两任太守,政绩斐然,如果他在下一个太守任上稍事谨慎,回京师做大臣几乎没有任何问题。
十几年前宋仁宗讲过,他有宰辅之才。
他动用一点官场智慧,稳扎稳打,做宰相的可能性很大。
然而他个性太鲜明,压抑性情,伪装起来迂回前进,对他来说太难了。
生命冲动,冲到四十多岁,已是秉性难移。
苏轼惹祸,根源在沈括。
继汉代张衡之后,沈括是正史有传的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堪称北宋一位百书全科式的人物。
但沈括是官场小人,道德败坏。
他曾攀附王安石,王安石却一眼看透他,对神宗说:
“沈括是小人。
”及至安石罢相,他马上诋毁新法,被神宗识破,贬出去了。
沈括的袖筒里时常藏着不止一密信,他是密告的专家,是告密者的好榜样。
几年前他从杭州带走了苏轼的诗集,回汴京仔细研究,写成报告呈给监察部门,称苏轼“词皆讪怼”、恶意攻击朝廷的新政。
沈括此举,是希望在王安石跟前立一大功。
可他没想到,王安石根本没理睬。
事过几年,御史台的四个小人拾起沈括的伎俩向苏轼发难.四个小人宋史留名:
李定,舒亶(胆),张璪(早),何正臣。
中间两个还是苏轼的朋友、同窗。
李定曾以大逆不孝知名于天下,司马光斥之为禽兽。
舒亶礼部考试曾拿了第一名,一生诗文有百卷之多。
何正臣首先发难:
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舒亶上札子:
“臣伏见知湖州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李定:
“苏轼,初学无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宋神宗终于让御史台的言论搅昏了,下令查办。
苏轼被押至京师,关在乌台。
乌台是关押要犯的牢狱,有深井一般的牢房,窄小而四壁阴湿。
狱中有大树,栖息着数百只乌鸦,早晚呱呱乱叫,扑动它们黑色的翅膀。
乌台二字,源自这些乌鸦,也含有黑狱的意思。
汴京城内,流传着有关乌台的种种恐怖故事。
这是鬼都不想去的地方。
苏轼入狱,即遭狱卒毒打、垢辱通宵。
案件牵涉二十四人,其中有范镇、司马光、张方平这些熙宁新法的强有力的反对者。
“乌台诗案”的性质昭然若揭了:
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陷害。
舒亶派人到杭州,取回了苏轼咏双桧的两句诗:
“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
关键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来讲话了,他就是闲居金陵的王安石。
他有札子呈给神宗,朝廷百官紧张注视着,打听着,亲者仇者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派。
神宗敬安石如父执,天下皆知。
王安石说:
“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一锤定音。
乌台诗案结案:
苏轼以团练副使贬黄州,不得签书公事。
涉及此案的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王诜等二十二人,各罚铜,三十斤二十斤不等。
从案发到结案历时一百二十多天,爱戴苏轼者喜极流泪,一帮小人向隅而泣……当时就有《乌台诗案》一书刊行于世,可见影响之大。
元丰三年(1080年)的正月新年。
满城鞭炮声,苏氏父子黯然离去,顶风冒雪,打马出城门。
其他眷属寄居南都(河南归德)。
黄州(今黄冈市)在大江之滨,地势高低不平。
苏轼暂居城内的寺庙定惠院,开门见山。
他念佛,沐浴,梳头,钓鱼,采药,投身于日常生活。
也长时间打坐,斜倚山坡看云,慢慢清理思绪。
他顶住了压力,让通身的感觉朝着自然与人事细腻敞开。
——伟人的转身,真是叫人叹为观止。
他念佛并不吃斋,一切随缘随意。
一个人,如果他既有经天纬地之才,又能醉心于周遭,纵情于生活,那他就跟神仙相差无几了。
东坡生前,已被人呼为“坡仙”。
苏轼初到黄州,其实内心也很孤独。
苏轼琢磨孤独,试图从孤寂中提取生命的能量。
苏轼之向佛,重两点:
静与善。
动辄得咎,退而为静,静又反观生命的律动,以期重新跃入生活的激流。
苏轼求僧问道几十载,始终是静寂与律动的两栖者,他的努力方向,就是把异质性的东西集于一身。
他成功在路上,因为没有终点可言。
毋宁说他像个钟摆,摆荡于生命的两极之间,他赢得了这个“之间”,赢得了“永动”。
苏轼多欲而向善,既是反求诸己、三省吾身的结果,又取决于他对“恶”的领域的深广体验。
不知恶,焉知善?
有趣的是,苏轼始终相信善的地盘更大一些。
犹如佛法无边,能使恶魔皈依。
黄州是苏轼的“井喷期”,佳作有如钱塘江的潮水一浪赶一浪,有一个因素——苦难中朝着自然与审美的转身。
对人性的刨根问底,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项。
坚实的、自由的、大面积的个体成长艰难。
就杰出的士人而言,拥有民本社会的理想诚然宝贵,但缺了人本,民本难免脆弱。
民本需要人本所提供的强大支撑。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首《念奴娇》,豪放词中推第一。
它透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感。
历代大文人,历史感是必备的东西。
目光不能穿越数百年,焉能写出好作品?
即便写眼下,写周遭,没有宏阔视野的参照,小情绪小感觉肯定挡不住,它们争先恐后要出来。
三苏父子当年在老家眉山的书房“南轩”,读得最多的可能是史籍。
苏轼贬黄州,还把几十万言的《汉书》抄了一遍。
抄书是他的读书方法之一。
书法那么好,和抄书亦有关吧?
抄书的时候意在别处,性情反而容易直泻笔端。
苏轼的书法珍品如《寒食帖》,是他随意而为的巅峰之作。
为人、为官、为艺术,苏轼皆随意。
随意是个关键词。
这随意却始终伴随着逆境中的修炼。
犹如杜甫的沉郁钝挫,李白的自由奔放,学是学不来的。
历史感通向人生思索,前后《赤壁赋》是思索的产物。
茫茫大江之上,一轮明月照着苏轼的沉思。
贬黄州的第二年,朋友往还渐多,他感到手头吃紧,把铜钱吊在屋梁上,计划开支。
苏轼率领全家开荒种地,除荆棘,搬瓦砾,挖水渠,合家老小挥舞着锄头扁担,每天累得一身汗。
麦子种下了。
初春一片新绿,入夏满目金黄。
东坡诞生了。
苏东坡三个字,从此响彻千年中国历史。
陆游《入蜀记》写他亲眼所见:
“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
有屋三间。
凡热爱生活的人,想必都会热爱它:
那风中的麦浪在心头荡漾……有一天他忽然说: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上下几千年,能出此语者,恐怕只有苏东坡。
他能穿越社会各阶层,洞察各领域,以伟岸之躯融入茫茫大地,既汲取能量,又广施悲悯。
他又说:
“吾眼中无一个不是好人。
”这该是耶稣的境界了吧?
他可不是说大话。
日后有个人弄得他家破人亡,使他九死蛮荒,这不共戴天之仇,他却在有能力报复的时候轻轻一挥手,饶恕了对方。
还提醒对方保重身体。
通过他,我们才知道,悲天悯人并不是一句高调的空话。
他诠释了人之所以为人。
他提纯了人类的文化基因。
他向我们示范,人的精神可以喷发到什么样的高度和广度。
元丰七年,神宗动用不轻易使用的“皇帝手札”,不与执政商量,直接下令复起苏轼。
复起的第一步,授苏轼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汝州(今临汝)离汴京很近了。
金陵的王安石正苍凉着,变法大业未竟,备受小人折磨,儿子死了,他伤心归故里,隐居半山。
苏轼来了。
他亲自到江边迎接,苏轼登岸施礼说:
轼今日野服拜见大丞相!
王安石执苏轼的手笑道:
礼数是为我辈而设的吗?
二人大笑,一句话胜千言,泯去旧日的恩恩怨怨。
认识到苏东坡的价值,王安石是第一人。
欧阳修对苏轼的评价仅限于文学。
而在王安石眼中,苏轼是政治奇人、文化伟人。
不久宋神宗驾崩,高太后摄政,改年号为元祜,高太后发起“元祜更化”,司马光组内阁,上表推荐人才,苏轼赫然在册。
举家调头向山东。
元祜四年,苏轼出任杭州太守。
但很快司马光死,高太后甍。
苏轼的朋友章惇再度把屠刀架在苏轼的脖子上。
先贬岭南。
广州,惠州,海南。
越走越远。
直到公元1100年的六月。
章惇的儿子章援,带着一封千字长信呈给东坡,言词诚恳,言下之意却希望东坡登相位放过他父子。
东坡就地回复,也是一封长信,书信背面还写了专治瘴毒的药方,荐与章惇备用。
七月流火,东坡大病。
十八日,自知难起,唤三子于床前,说:
“吾生不恶,死必不坠(地狱)。
二十七日,恶化。
溘然而逝。
我们说,他能看见生活。
看见生活不容易,小到柴米油盐,大到国家历史。
换句话说,他具有总体把握生活的能力,纵向千年,横向万里。
海德格尔《什么是思想》一文中,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
思想最深刻者,热爱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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