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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正文
一书一镐了无憾——朱启钤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众多珍藏中,有一把不起眼的银镐颇为不凡。
说它不起眼,是因为在不了解它的人看来,这无非就是一把用银铸造的过时的刨土工具而已;
说它不凡,是因为在真正了解它的人看来,这是一门曾经宣告了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开端的礼炮——在近一个世纪前的1915年6月16日,它真正的主人用它拆去了北京旧城的第一块砖,开启了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崭新的时代!
它真正的主人叫朱启钤。
朱启钤(1872~1964)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收藏家、文物鉴赏家、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以及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最早的先驱者,字桂莘,晚年号蠖公,人们称他桂老,祖籍贵州开州(今开阳),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享年92岁。
如果你对这个尘封已久的名字以及那一连串的资料感到陌生,没关系,他有一个身份相信你一定不会再感到生僻——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
古焕从此现生机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建筑史》一书的作者梁思成先生之所以走上钻研并撰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的道路,是源于在美国留学期间其父梁启超先生给他寄去的一本古书——宋代将作官李诫所作的《营造法式》。
然而不为多数人所知的是,这本古书的发现者,正是后来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
1919年作为南北谈判中的北方代表的朱启钤在南下参加谈判的途中于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宋代手抄本《营造法式》,此后他邀请了当时的版本专家陶湘等人对此书进行校对译注后于1925年将此书正式出版,并当即赠送了一本给自己的好友也是当时的文坛巨匠梁启超,这才有了后来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在机缘巧合之下与中国古代建筑结下不解之缘的故事。
“自得李氏此书,而启钤治营造学之趣味乃愈增,希望愈大,发现亦愈多”,朱启钤由此萌发了组建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私人学术机构的愿望;
与此同时,西方以及日本建筑学界在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浓厚兴趣之后已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正如朱启钤在1919年发现《营造法式》一书时感慨道;
"
自欧风东渐,国人趋尚西式,弃旧制若土苴。
乃欧美人来游东土者,睹宫阙之轮奂,惊栋宇之飞翻,群起研究以求所谓东方式者。
如飞瓦复檐,科斗藻井诸制以为其结构,奇丽迥出西法之上,竞相则仿。
试想当时如若中国人不奋起直追,这块我们自己的文化领地迟早会被外国人抢占,考虑至此,胸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的朱启钤终、毅然选择走上那条发扬中国古代营造绝学,带领中国古建筑研究奋起直追最终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坎坷征程。
终于在1930年3月16日,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大会上的一句“今日本社假初春胜日,与同志诸君一相晤聚”宣告了这个中国近代第一个建筑研究机构的诞生,这个新生机构正式成立后办公地点临时设在了北平珠宝子胡同七号。
而之后的两年中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大师的先后加入使得朱启钤如虎添翼,一主二辅、三足鼎立的稳定学术组织机构就此成型。
在这之后,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赵琛、地质学家李四光、史学家陈垣、考古学家李济等多位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学术大师纷至沓来,加之多位企业界和政界人士在朱启钤的动员下给予的鼎力支持,营造学社中得以形成了取长补短,精诚合作的学术氛围,诸位大师也由此开始了筚路蓝缕的中国古代建筑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学术征程,缔造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令人惊叹的学术盛况。
以下是他们大致的工作记录:
从1932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之前,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们按照朱启钤的战略思想与研究计划,运用田野调查、现代测绘、文献考证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在幅员辽阔的华夏大地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建筑遗产研究与保护工作。
就华北地区137个县市为例,营造学社的诸位总计调查了1823座古建筑房舍,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的测绘图有1898张,基本摸清了中国建筑自辽代至清代的发展轨迹,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多座中国建筑历史上影响很大的古建筑遗构,如独乐寺、佛光寺、赵州桥、应县木塔、嵩岳寺塔等都是在此时发现与测绘的;
自抗日战争爆发至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终结,按照朱启钤的学术研究思路,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们在梁思成、刘敦桢的带领下辗转于西南地区等继续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此时营造学社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学术著述上来。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建筑设计参考图集》、《清式营造则例》、《工段营造录》、《营造算例》、《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等一大批经典学术论著破土而出。
通过这些论著中国建筑学界基本理清了中国汉代至清代古建筑的历史脉络,并且掌握了北魏至清代的建筑实物资料。
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古建保护以及研究工作是绝离不开作为营造学社主心骨的朱启钤的。
他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及保护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缜密的学术研究组织路线。
为便于社内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物力上,朱启钤在筹集到中华教育基金会赞助资金和中英庚款的同时,还动用起广泛的社会关系,尽其所能为诸位学者解决后顾之忧;
在组织机构上做了有效的统筹安排,设立了内外有别的职能部门;
在人力资源上他竭力引进了诸多国内顶尖学术大师,如梁思成、刘敦桢以及后来的杨廷宝、李四光等人,还广泛邀请社会各界文化人士参与营造学社的学术研究;
加强同已对中国古建筑有了一定研究成果的日本建筑界人士的交流,如邀请伊东忠太到营造学社内进行学术交流。
他的这一系列措施足可看出他非凡的组织管理才能和远见卓识的战略思想。
2、严谨的学术研究指导思想。
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是朱启钤一直坚持的学术研究指导思想,而他汇聚吸纳东西文化的兼容并蓄的气度是今人亦须景仰的。
3、高瞻远瞩的学术研究文化视野。
在营造学社创立之初,朱启钤就指出:
“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
则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由是以言。
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砖埴,一切考工之事。
推而极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应旁搜远绍者。
”可见当时的他已经认识到对于建筑的认识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建筑本身,而应该上升到文化的高度。
朱启钤以及营造学社的诸位对于中国古建筑的认知与热爱,正是建立在这种对其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高度认同上的。
4、对中国建筑的整体认知。
在经过多年的建筑实践经验的积累后,朱启钤将中国古建筑大体分为发源于黄河以北的砖石建筑和发源于长江流域的楼榭建筑。
这一高度精炼、准确的整体把握也促成了营造学社对于两大地区:
华北、西南的重点考察研究,并由此收获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试想若是没有朱启钤先生在国难之际毅然下定决心要理清中国古代建筑文化这一国学的发展史,若是没有朱启钤先生在当时对众多古建筑组织起的及时有效的保护与研究,若是没有朱启钤先生那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坚定信念以及文化信心,我们今日又从何处得窥自己的祖先那些令世人惊叹的创造?
历史让我们记住了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杨廷宝……这些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研究与保护的丰碑上熠熠生辉,但在这座丰碑的基座上,同样铭刻着一个光照千秋的名字:
朱启钤!
他在中国建筑史上的贡献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启钤老矣。
纵有一知半解,不当世为贤达所鄙弃,亦岂能以桑槐之景,肩此重任。
所以造端不惮宏大者,私愿以识途老马,作先驱之役,以待当世贤达之闻风兴起耳”。
他无愧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最早的先驱者”的称号。
因为在他的手上,古建从此焕生机!
古都从此换新颜
那把如今珍藏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内的银镐上刻着这么一段话:
“内务部朱总长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
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仿佛仍可以触摸到朱启钤手持此镐拆去的北京旧城第一砖那所剩无几的历史的温度,更深深地感受到朱启钤在1915年正阳门改建工程的开工典礼上那坚定而睿智的一身气度。
在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朱启钤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标志性人物。
在1914年主持设立北京第一个现代化市政管理机构——京都市政公所之后,他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纳西方关于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的先进经验,结合北京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主持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城市建设工程,使北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开始了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古都北京也由此换上了新的容妆。
当今日的我们于蒙蒙中手握那把银镐,破开历史的尘封,我们看到了朱启钤在正阳门改建工程的开工典礼上挥镐拆砖时洒下的第一滴汗水,也看到了他在中国第一条城市铁路——京师环城铁路竣工时展露的那一丝笑容;
我们看到了朱启钤在香厂新市区规划建设工程实施中的踌躇满志,也看到了他一手创办国货展览会和惠通公司时的远见卓识;
我们看到了朱启钤在为北京这幅古老的画卷增添城市公园这一抹象征着新时代的亮色时的力排众议,也看到了他在为古都撑开一把新的保护伞—现代化的公共卫生系统时的雷厉风行。
作为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朱启钤始终对于传统与现实抱着兼容并蓄的态度,以敢为人先的社会责任感、清醒睿智的头脑和坚定不移的意志使得昔日的帝都北京在历史的大潮中渐渐褪去了帝王独尊、等级森严的城市气质,在时代的大潮中朝着现代化大都市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在这一艰难的转型过程中,它并没有丧失中华的风韵,却更添了几分时代的气息。
一个崭新的市民城市就此诞生!
城市气质的改变进一步带动了人们几千年来固有思维的转变:
不起眼的市井之人也开始思考什么是市政、什么是民主以及自己被赋予的新的历史身份——市民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一切的背后,是朱启钤面对传统与现实的两难选择时的无比睿智,是他对北京古城以及古建保护两方面的深刻认知,是他面对政局不稳、财力不足等问题时的坚定不移,是他懂得广泛运用社会关系的灵活变通,是他站在历史的浪潮中敢做弄潮儿的积极进取。
当今天的我们行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享受着这座现代化大都市带给我们的一切时,我们不该忘记那个近一个世纪前在正阳门外手持银镐、奋力一挥的伟大身影。
古风从此彰天下
若把朱启钤的一生比作一本沉甸甸的书,那么创办营造学社和引领古都北京迈出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第一步无疑是其中最光辉灿烂的篇章。
然而,这本已然封存在历史的书中,还书写了太多精彩绝伦的人生传奇:
从朱启钤编著的《存素堂丝绣录》和《存素堂文物账册》中我们惊喜地发现他还是一个地道的收藏家和文物鉴赏家。
抗战期间,为了一大批珍贵文物不为日本人所夺,他不惜生命予以保护,终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灿烂的古文化宝藏;
1918年,朱启钤在北戴河创办了地方自治公益会并亲任会长。
自此,在朱启钤的统一领导下,北戴河疗养区被建立起来并由中国人自己管制。
昔日外国人假借宗教名义在这一地区肆意占地、插手中国民事纠纷的丑恶行径不复存在,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得以捍卫;
1917年,怀揣着实业救国梦想的朱启钤接手创办于1899年的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并亲任董事长。
在他的领导下,中兴煤矿公司作为旧中国唯一由中国人自己经办的采矿企业,面对日本人在中国工矿业界不可一世的骄横行径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在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鉴于朱启钤先生一生对国家、民族和人民做出的卓越贡献,更为了弘扬朱启钤先生爱国爱民、坚韧不拔、传承民族文化的伟大精神,经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两办办公厅批准,由朱启钤海内外亲友集资修建蠖公厅以示后人。
朱启钤先生的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
在他的身上,有着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历代名流身上所共有的敢于担当、灵活睿智、高瞻远瞩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而这才是他留给后人最大的一笔财富。
当今天的我们再次手握那把银镐,用它破开历史的尘封,并不意外地发现,在朱启钤这个光照千秋的名字之后还闪耀着七个大字:
古风从此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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