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人教版必修3 第1课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教案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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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一般视为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两汉经学,指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儒学逐渐官方化、制度化、宗教化,成为汉代新儒学——即两汉经学。
所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官方化、制度化、宗教化的汉代新儒学,一般视为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宋明理学,指经过程、朱、陆、王等的改造,儒学逐渐哲理化,成为宋明(包括元及清)时代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
所以,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合称),一般视为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明清实学,关于明清之际学术思潮的特色、名称与分期等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歧见。
20世纪以来主要有这样几种概括:
①反理学思潮;
②早期启蒙思想;
③经世致用思潮;
④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思潮;
⑤实学思潮。
这些概括都能反映明清思潮的一些特点,并且这些概念之间多有相互沟通之处,但究竟哪种提法更为合适,则学者见仁见智,颇有异同。
有的学者将其称为“早期启蒙思想”,有的叫做“自我批判思潮”,有的叫做“经世致用思潮”,有的叫做“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思潮”,有的叫做“明清实学”(认为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将中国儒学由宋明理学推进至又一新的阶段,是中国儒学的最高发展形态)。
但大陆学者对用“实学”这一概念来概括明清思潮一直持不同的看法。
中国大陆最早使用“实学”二字来概括明清思潮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显清教授(曾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他的论文《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发表于1982年4月《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
全文三万余字。
对于“实学”一词,他作了一个注解说:
“实学”即通常说的“经世致用”之学,为了同心学清谈相对立,晚明和清初倡导经世致用的人们往往使用“实学”这一更为鲜明的概念。
关于实学思潮的基本内容,他是从六个方面加以阐发的:
一、反虚务实;
二、以救世为己任;
三、注重生产、鼓励工商;
四、为“私欲”辨护;
五、自然科学的复兴;
六、考据学的出现。
中国人民大学的葛荣晋教授撰有《宋明理学与近代新学之间的桥梁——明清实学》一文。
葛荣晋教授认为,明清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廷相、李时珍、张居正、李贽、顾宪成、徐光启、袁宏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颜元戴震、章学诚、阮元、龚自珍、魏源等人。
明清之际,反对理学、心学的空谈心性,以理学、心学末流为“虛学”,以经世致用之学为实学,实学作为儒学特殊理论形态成为社会主要思潮。
笔者认为,“明清实学”一说较为简洁,且有一定历史依据,暂采其说。
以上“四学”皆与儒家思想有关,教科书分四课,大体对应之。
本课的背景知识:
本课涉及的时代——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转折、大动荡、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
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一般认为有二,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是五四时期),称为“子学时代”。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
从春秋到汉代初年称为子学时代,把汉中叶的董仲舒至清末的康有为称为经学时代。
台湾学者韦政通也认为,自春秋末年起,中国进入了子学时代。
中国古人一般都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类,根据这种分类也就有了中国学术上的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
子学即诸子学,一般与经学、史学、文学并提。
子学时代始于春秋时期私人著述,终结于汉代罢黜百家。
子学时代在思想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出现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流派和思想家,即“诸子百家”——诸子百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犹如启蒙运动对西方历史的影响;
在思想史上最大的特色是思想的多元性发展,即“百家争鸣”——既有私学与官学之间的争鸣;
也有不同私学之间的争鸣;
即使同一私学内部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
官学内部之间的争鸣等。
思想多元化的最主要表现就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
是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许多思想家争相著书立说,以干时政。
一、“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1、概念理解:
“诸子”“百家”的含义:
“诸”与“百”均是约数,言其数量多。
所谓“子”,《康熙字典卷七·
寅集上·
子部》中说:
“子,又男子之通称。
颜师古曰:
子者,人之嘉称,故凡成德,谓之君子。
王肃曰:
子者,有德有爵之通称。
”此处之“子”,即乃君子之子,褒其德行美好,是对人尊重的称呼。
进一步引申,则又有古时弟子尊称先师为“子”的说法,如在《论语·
学而》中开篇子曰之下,就有邢昺疏曰:
子者,古人称师曰子。
后人又将门人弟子辑录师说、编辑而成的著作称为《某子》来作为书名。
这种说法最为历来学者所取,基本上都采纳此义,以为“子”是对有学识有道德的智者的尊称。
故“子”是对学者或对老师的尊称,相当于现代的“先生”之称;
“诸”即众、许多之意,如诸位,诸君,诸侯;
“诸子”即言其多。
所谓“家”,按《艺文志》所说有两个意义:
一是指某个思想家及其著作,如说“儒五十三家”、“道三十七家”、“阴阳二十一家”等,在这个意义上,先秦诸子有百家之多;
二是指学术流派,或者思想流派,如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等,在这个意义上,先秦诸子主要有十家,即儒、墨、道、名、法、阴阳、纵横、农、杂、小说。
据《汉书·
艺文志》统计,秦火之后所存书籍尚有诸子之学189家,4324篇(这还不包括《论语》和兵家)。
在这189家之中,大多数人和大多数著作都出自春秋战国时代,可见“诸子百家”之说并非虚言。
故“家”可以指单个学者、思想家(在此意义上,百家等同于诸子),也可以指他所代表的学术流派或者思想流派(在此意义上,百家和诸子就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诸子就应该隶属于各家);
“百”言其多,许多的,众多的,如百般刁难,“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百家”即言其多。
故“诸子百家”简单的理解,就是学者多、学派多。
学派的含义:
即学术的派别。
东西方学派的形成,大致有赖于三种因缘:
即师承、地域、问题,因而大体上可归为三类:
即“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
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可以形成“师承性学派”;
因以某一地域,或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群体,可称为“地域性学派”(包括院校性学派);
因以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群体,可称为“问题性学派”。
三者互有联系,它们之间的划分界限绝非泾渭分明。
“学派”一词在中国早已有之,它最早有可能出现于《明史》。
《明史·
卷二八三》(列传第一七一)载:
“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
”当然,“学派”一词虽然最初有可能出现于明代,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的“学派”始于明代,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学派已初露端倪。
中文古籍中不乏“学堂”(中文“学校”之旧称)、“讲堂”和“书院”的记载。
凡有学堂、讲堂和书院之地,自然有“讲学”存在。
世有“讲学”,必然有“讲学者”与“听讲者”存在,从而使得“讲学者”与“听讲者”两者之间的师生关系和学问师承渊源随之而生,由此形成“师承性学派”势在必然。
先秦诸子百家便是古代的一种学派,尤以他们当中的儒、墨、道、法四家所体现出的“师承性学派”特征最为显明。
这种因出自于同一师门且主要学术观点相同、相近的“师承性学派”,在中国古代史上不乏其数。
“蜂起”“争鸣”的含义:
蜂起:
名词作状语,一说像群蜂一样飞起(蜜蜂是社会性昆虫,过着群体生活),一说像蜂飞一样成群地起来。
争鸣:
原指争着鸣叫,这里指争论、争辩。
“百家”泛指许多学派,“争鸣”意为争论、争辩。
争的是什么问题呢?
主要是社会问题与学术问题,如,人的本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怎么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治国,等等。
关于百家争鸣的含义,可用下面这句话来概括: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就社会问题与学术问题进行的争论。
2、历史背景:
(1)社会发生重大变革、重大转型,奠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社会的剧变)
政治上:
分封制、宗法制和各种礼乐制遭到破坏,出现郡县制、官员任免制、专制君主制等。
有人认为,支撑周朝天下的有四大制度:
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和井田制。
为实行有效、有序的统治,西周实行了分封制、宗法制和各种礼乐制。
这些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遭到了破坏。
分封制下,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周天子对王族、功臣、古代帝王的后代“授土、授民、授职”,政令由天子出而不出于诸侯,诸侯的义务:
服从命令、镇守疆土、交纳贡赋、随从作战、朝觐述职等。
(五年一朝,一不朝,则贬其爵;
再不朝,则削其地;
三不朝,则六师移之)。
宗法制下,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诸侯是小宗;
诸侯是大宗,卿大夫是小宗;
小宗必须服从大宗;
是贵族集团宗族内部按照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和年龄的大小来确定权力、财产、土地的继承。
礼乐制是一种维护等级的制度,规范贵族的身份地位,要求贵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贵贱长幼之间要有明显的差别。
而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事例都说明了这些制度的崩溃。
事例1:
出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说明三个制度的破坏。
春秋争霸(争夺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战国争雄(兼并其他诸侯国的土地和人民),都是无视周天子“天下共主(分封制)”“天下大宗(宗法制)”的地位,无视现有的等级制(礼乐制),政令不由天子出而出于诸侯(五霸、七雄君主),说明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名存实亡。
事例2:
出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说明三个制度的破坏。
三家分晋是指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卿大夫瓜分的事件;
田氏代齐,指战国初年齐国卿大夫田氏取代姜姓成为齐侯的事件。
小宗取代大宗,说明宗法制名存实亡;
诸侯不由周天子分封而自立,说明分封制名存实亡;
卿大夫以下犯上,说明礼乐制名存实亡。
事例3:
出现“商鞅变法”,废除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
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分之高低,不是按照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确定世袭继承,打击并瓦解了宗法制等。
今人解读:
对以上变化,今人解读为:
①贵族政治逐渐走向官僚政治
贵族政治的特点,一是政权按血缘关系世袭,实行世卿世禄制——贵族垄断政权,一是贵族内部等级森严。
三代各级政权按照贵族血缘关系世袭,或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国家政治结构,国家政权只对贵族开放。
如王位世袭制、分封制(其中主要是考虑血缘关系)、宗法制;
贵族内部等级森严,如分封制(四级)、宗法制(两级)和礼乐制。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通过变法、改革,维护贵族政治的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遭到破坏,选官制度出现军功、事功选拔制,各级官员由国君直接任免。
如孔子政治上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页4),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页5,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②地方分权逐渐走向中央集权
商之方国,周之封国,皆有较大独立性。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通过变法、改革,对地方的管理实行郡县制,郡守、县令由中央任免。
如墨子主张“尚贤”,反对任人唯亲(页6)
③君权有限逐渐走向君主专制
三代王权由一个逐渐加强的趋势,但总体上有限。
对王畿可以直接统治,对方国、封国则间接统治,君权主要限于王畿。
春秋战国时期,频繁战争导致君权集中,诸侯国逐渐走向君主专制,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集中于君主,中央、地方主要官员由君主任免。
如韩非子适应此形势,提出“君主专制”的主张(页6)。
④分裂混战逐渐走向全国统一
春秋争霸战争、战国兼并战争不断。
春秋战争以争当霸主为目的,战国战争则以灭掉对方政权、统一中国为目的。
长期战乱,人民负担加重(税收、徭役、兵役沉重),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反对战争、渴望统一与和平。
如墨子宣扬“非攻”(非攻就是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对防御战,墨子是支持的),页6“历史纵横”。
史书记载西周初年有800诸侯国,到春秋初年,还剩170多个,而到战国初期只有二三十个诸侯国了(大国七个,即战国七雄,还有若干小国)。
局部统一是走向全局统一的基础。
古人解读:
对以上变化,古人解读为:
天下无道,礼乐崩坏
西周时期,分封制、宗法制和各种礼乐制保证政出天子、贵贱有序、等级森严、学在官府,当时社会,不论祭祀、征战、日常生活,一切都井然有序。
而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坐大,政令不由天子出而出于诸侯;
诸侯不再定时朝觐周王,不纳贡而且还超越王侯的规格行祭祀的仪式。
总之,僭越(超出礼、法所规定的本等级的范围行事)之事日多。
如春秋战国时期僭越称王的君主就不少,如越王勾践,吴王阖闾,楚国自楚武王熊通后皆称王,田氏齐国自齐威王后皆称王,赵国自赵武灵王始后皆称王,魏国自魏惠王始后皆称王,韩国自韩宣惠王始后皆称王等等。
如《论语·
八佾》: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yì
,古代乐舞的行列,八人为一行,叫一佾,“八佾“即八行八列,共六十四人。
按照周礼制定的礼法要求,应该是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卿大夫四佾,士二佾。
鲁国卿大夫季氏只能用四佾,鲁昭公应用六佾,只有周天子可用八佾,可是季氏却故意打破老规矩,偏要设置六十四人的大型舞乐队。
所以孔子谈到季氏时,就愤怒地说: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
如据统计,整个春秋时期有三十几位君主被弑。
如2004年在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发掘出一座春秋时期的中型贵族墓葬,随葬器物数量较多,以铜器为主,其中有铜鼎6件,铜簋4件,铜壶2件,铜(上虍下鬲右瓦)、铜盘、铜匜、铜盂各1件。
按照当时礼制,九鼎八簋代表天子级,七鼎六簋代表诸侯级,五鼎四簋代表大夫级,三鼎二簋代表士这一级。
从这座墓随葬铜鼎和铜簋的数量组合来看,与礼制中卿大夫级使用五鼎四簋的定制略有差异,多一个鼎,出土了6个鼎4个簋,这种搭配比较少见。
据雍城考古队队长田亚岐副研究员介绍,春秋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对礼制管束的松散,西周以来严格的礼乐制度受到了冲击,表现在墓葬随葬品方面则是往往不同于传统固定的礼器搭配格式。
推测这座墓葬应该是春秋时期秦国的卿大夫级贵族成员。
东周人孔子解读为“天下无道”。
孔子曰: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译文——孔子说:
“天下有道的时候,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都由天子作主决定;
天下无道的时候,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由诸侯作主决定。
由诸侯作主决定,大概经过十代很少有不垮台的;
由大夫决定,经过五代很少有不垮台的。
天下有道,国家政权就不会落在大夫手中。
天下有道,老百姓也就不会议论国家政治了。
”)
汉代人解读为“礼崩乐坏”。
“礼崩乐坏”,即按照周礼分封而成的不同等级的公侯应遵循的礼制与乐制遭到破坏,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僭越”。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变,即过去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系列制度、行为规范——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都遭到了破坏,即“天下无道、礼坏乐崩”。
这样巨大的变革,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如为什么变,应不应变,应该怎么变等),需要回答、必须回答。
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为“百家争鸣”提供了“问题源”和“话题背景”。
有这个历史的需要,才产生先秦诸子这样的思想家。
类似于梁漱溟(1893—1988)、王元化(1920—2008),因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困惑而思考。
他们是一批有深刻现实关怀的思想家。
有的思想家是基于解决现实问题,如“如何重建社会秩序?
”“德治好还是法治好?
”;
有的思想家是基于解决学术问题,如“世界万物的本源是什么?
”“人性善恶如何?
变革、剧变意味着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几家欢喜几家忧。
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对变革的看法肯定不同。
凡新旧更替、变革之时,必有三种人:
为旧制度辩护的人、反对旧制度的人、逃避现实的人,即保守派、改革派、逍遥派。
经济上,铁器、牛耕的推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产生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等,出现新兴地主、自耕农、个体手工业者、职业商人等阶层
农业:
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
从原始粗放型农业向精耕细作农业过渡;
集体耕作向个体耕作过渡;
井田制瓦解,土地国有向土地私有过渡。
手工业:
夏、商、西周时期只有官营手工业,不存在民间私人经营手工业和商业,就是所谓“工商食官”。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私营手工业,工商食官制的衰落。
商业:
出现商业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性发展,出现私营商业,产生了许多职业商人,商人社会地位较高
经济发展为学术文化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
如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齐国管仲改革实行“相地而衰征”,两国较早承认土地私有(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由此推测两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说明今山东在当时是经济大省。
正是因为当时齐鲁大地经济发达,所以,也成为文化“大省”,鲁国产生了两大著名学派——儒家、墨家;
齐国不仅产生阴阳学派,还出现世界上第一所官办大学——稷下学宫。
“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西门——稷门附近,故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宫”。
这个学宫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才消失,和田齐政权存在时间基本一致,历时大约一百五十年。
稷下学生少时数百人,多时数万人不等。
孟子、荀子曾是这里的“名师”,荀子甚至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相当于校长)。
稷下学宫兼有“学术机构、教育机构、智囊机构”为一体的官方机构。
在学术上,稷下学宫具有兼容百家之学,多元思想并立,各家平等共存,学术自由,相互争鸣,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点。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全国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兵家等各种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舞台上(类似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稷下学宫里,各家学者围绕着天人之辩(首先要回答天是什么,然后再回答天与人的关系如何)、礼法之辩、王霸之辩、义利之辩、人性善恶之辩等时代的“时髦话题”,展开辩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
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典型。
教育上,游学是其教学方式之一。
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
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
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就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打破了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稷下学宫便成为培养人才的中心。
参政议政上(智囊),稷下学宫是齐国君主咨询问政及稷下学者议论国事的场所。
齐国执政者不惜财力物力创办稷下学宫,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招揽天下有识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为其完成富国强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服务。
齐王向稷下学者咨询国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学者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稷下学宫也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
如齐宣王与孟子(稷下学宫最有名的两个老师是孟子和荀子。
两人都曾在稷下学宫任职,荀子在齐襄王时期曾三为“祭酒”,即“校长”)曾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
稷下学者进言,齐王纳言,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特色。
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
总之,稷下学宫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堂,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
稷下学宫的出现,稷下百家争鸣的展开,推动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走向高峰。
稷下学宫具有各派并立、平等共存,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求实务治、经世致用等多方面的特点。
第一,各派并立、平等共存。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当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小说家、兵家、农家等各种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论坛上。
他们因阶级。
阶层、政治倾向、地域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主题理论、学术主张,从而使稷下学宫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
由于齐国实行的是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政策,稷下学宫的各家各派尽管各引一端,各执一说,甚至有的学派的思想理论体系与其他学派的理论体系之间相互矛盾,但齐国君主从不干预,而且还创造条件,积极鼓励,展开争鸣。
因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家各派也能平等共存,互为兼容,自由发展。
稷下学宫的主要教学方式是游学,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先生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讲学,这就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学派、学说,有时空进行兼收并蓄、消化整合,这也有力地促进了各种流派及其思想的发展,并促进了各类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第二,百家争鸣,学术自由。
在“多元”并存的思想格局中,稷下各家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自然相互之间就要展开激烈的学术争论,使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思想自由,人们可以提出各种观点,各种思潮都可以在这里发展或争鸣,政治上也没有什么限制或框子,于是产生了“大九州”学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等等。
“学术自由,无论哪门哪派,都可以在稷下授徒讲课,参与“争鸣”;
学生之间、先生之间、学生与先生之间或本派内部随时都可以进行自由辩论;
辩论的目的是以理服人,因而在当时辩论和演讲成了一门学问、一门艺术,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名的雄辩家,如围绕何者为“礼”而辩的淳于髡与盂轲,围绕“义利”与孟轲展开争辩的宋,围绕“白马非马”与稷下学者辩论的儿说,围绕坚白异同与稷下学者进行辨析的田巴,等等。
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环境和氛围里,各家各派逐渐去谬存真,取长补短,立足本派,旁采众家之长,在更高的层次上趋于统一,既活跃了思想、繁荣了学术,又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锻炼、提高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
第三,求实务治,经世致用。
诸子百家会集于稷下学宫,高谈阔论,虽然其观点、主张不尽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都在千方百计地树立和标榜各自的政治主张,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能被齐国君主所接受、采纳。
齐国君主则千方百计地创造一切条件让稷下先生们投身于国家的政治活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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