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古籍版本鉴定常见问题例说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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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此成化九年刊本或因残缺,或被书贾抽去原序文,而常被误定刊刻年代。
例如孙星衍所藏本欠序文;
故误定为元版(见《平津馆鉴藏记》)。
又北京图书馆藏书只载商辂序,故曾被误定为成化六年刻本;
而日新堂正德六年重刊本牌记被书贾撤去,今人则据卷尾岳正成化九年后序,将此本误定为“成化九年重刊本”。
这种顾前不顾后,径以前序记年定刊刻年代的现象,在古医籍版本著录中普遍存在;
甚至在著录时于诸序之中任取一序记年作为该本的刊刻年代。
这说明,专业图书馆中医古籍版本鉴定、著录工作急待加强。
(二)以作者自序记年误作刻书年代例
作者自序主要有两大类:
其一,全书编成后,撰一总序冠于书前,或附于书末作为后序,或既有总序,又有后序者(如李?
《医学入门》)。
其二,于某一卷首,作者另撰有小序。
一般而言,总序、后序的撰写年代与该书的刊刻年代相近。
但也常有例外的情况,某些医书,特别是一些卷帙浩大的医书的作者自序年代与其刊刻年代并不相同,有时还相差很远。
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一百卷《联目》中著录该书版本有:
1.明嘉靖三十六年丁巳,(1557)古吴陈长卿刻本;
2,明隆庆四年庚午刻本。
今检卷九十六《救荒本草》序后附记曰:
“嘉靖甲子(1564年)孟春望日太医院臣徐春甫拜手谨序”,则全书于嘉靖丁巳年尚未编成,岂能有到本问世。
再考古吴陈长卿者,于祟帧四年(1632)尚刻有《通鉴直解》二十八卷,时距嘉靖丁巳已有74年,则此陈长卿能活百余岁乎?
核查该本,可见有隆庆四年序。
则所谓“嘉靖三十六年古吴陈长卿刻本”显然有误。
所以误致者,乃以该书卷首徐氏《内经要旨》序记年“嘉靖丁巳仲春既望新安后学徐春甫序”误作全书的刊刻年代。
至于“明隆庆四年庚午刻本”,则系将《古今医统》王家屏序的年代误作刊刻年代。
其实,该书的刊刻年代,据崔仲平等考证,刻于万历初年:
(见点校本《古今医统大全》“前言”)。
(三)误以甲书之序定乙书刊刻年代例
这一类型误例,笔者实际所见者有以下三种不同情况:
其一,同一书坊先后刊刻两种相关医书,由于乙书刊刻序脱落而误以甲书序年定乙书刊年。
马莳《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九卷本
明代马莳四种传世医书均由华亭宝命堂初刻,此书也不例外。
此宝命堂初刻本书名页(扉页)载有马莳弟子柳宗模题记曰:
“……吾师注成两经,皆名曰“注证发微”。
昔兵部古林王公命工先衅梓《素问》,今礼部康洲罗公命梓《灵枢》,以全《内经》一书。
四方君子认宝命堂原板为证。
柳宗模识。
”此题记下所刻两行书名间又有“万历戊子孟春宝命堂梓”条记一行,则此本当系宝命堂刻于万历十六年(1588),即刻《素问注证发微》之后二年。
由于此宝命堂刊本书名页或有脱失者,遂以马路另一部书《素问注证发微》的刊刻年代——万历十四年作为此书的刊年。
对于这一错误,王铁策先生已撰文指出(见1996年版《中医药文献研究论丛》一书第116页)。
附带说明,另有天宝堂曾重刻马甜《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一书。
原宝命堂刻本卷端作“大明太医院正文
会稽庠生玄台于马莳仲化注证;
库生孙又玄子马存顺校正”,而此本已将“大明”改作“明”;
“校”改成“较”,其字体风格也呈明末;
清初特征,则此本当系天宝堂刻于明末。
这种重刊本因无“重刊序”而多被误定为原刊本,并将其刊年定作“万历十四年”。
又宝命堂刊马莳《素问》、《灵枢》本曾修补重印过,此重修本现藏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仅存《素问》部分。
该本补版字体风格不一,其中有若干补版版心刻有“天宝堂”字样。
补版页的纸张、墨色与其他页相同,不似从他书移入者。
则此重修本也当印于明末。
其二,有些医书,特别是坊刻本,本无序文,但编撰者自他书辑录文献,有时连原序文一并抄录。
这类序文常常被当作编者自序而作为确定刊刻年代的依据。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五卷本
该本刻于金代刻书中心平水,由陈氏书肆所刻,原刊本已佚。
以往均认为此本刻于金大定丙午(1186年),此系根据卷三所录《针灸避忌太一之图》一书的自序年代断定。
此书是平水一佚名老者所作,陈氏书轩刻《铜人图经》时,收录了此书全文及序文,故其刻《铜人图经》的年代肯定晚于1186年。
又如:
徐风《针灸大全》六卷
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有数部三多斋印本《针灸大全》,著录为“明正统四年刻本”。
可县正统四年,《针灸大全》尚未成书。
岂能有刊本传世!
据笔者考察,现存三多斋本《针灸大全》,实系据金陵唐?
宇万历三十三年旧版重印于天启年间(清代又曾再次印行)。
那么,所谓“正统四年”本又从何而来呢?
原来是依据该本卷五“金针赋序”末记年“正统四年己未岁八月既望”。
然而,此序作者并非《针灸大全》的编者——徐风,而是《金针赋》的作者——泉石心(三多斋本缺此三字)。
根本不能据此考定《针灸大全》的成书年代,更不可以此作为该书的刊刻年代。
由于这一失误,以往整理《针灸大全》一书,均以三多斋印本为底本,甚至采用清代据三多斋印本的重刊本为底本(这类刊本有些被误定为明代金陵三多斋刊本)。
其三,误以甲传本原序定乙传本刊刻年代,例如:
明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本
该书载有明正统八年英宗御序,是以中日学者或认为此书初刻于正统八年,即仿宋重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的,同时由太医院雕版刊印。
如此说来,明刊本的价值毫不低于甚至要高于正统石刻拓本。
因为现存四部拓本拓印时间均较晚,已有缺损及后人挖补处。
然而经笔者考察,明刊三卷本实源出于一种石刻拓本,而非直接出自正统石刻。
首先,某些见于现存拓本中的挖补之文也见于现行三卷本刻本,而且明拓本中某些整行文字漫漶处,明三卷本亦缺如。
例如拓本“正营”穴下有二行残损,字迹难辨,明刊三卷本同样缺此二行文字。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现存日本蓬佐文库藏的一部明石刻拓本,在装裱时将卷下“修明堂诀式”篇次序接错,而明刊三卷本该篇次序恰与此拓本同,则其初刻年代当晚于该拓本装裱年代,约在明隆庆、万历间。
需要说明的是,明太医院未曾刊印此书,现存各种明刊三卷本《铜人图经》均为坊刻本,校、刻均欠佳。
其版本价值不高(详见笔者《针灸名著集成》所载“铜入腧穴针灸图经考略”。
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
(四)因后人伪造、挖改序文而误定版本例
书贾为谋利,常常采用伪造、挖改序文的手段,伪造成书及刊刻年代,伪托名家等。
例一:
清刊《勉学堂针灸集成》四卷
此书旧题:
清廖润鸿撰。
《联目》于该书目下著录有以下五种刻本:
1.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刻本;
2.清光绪五年己卯北京文宝堂刻本;
3.清光绪五年己卯宝名斋刻本;
4.清光绪五年己卯京都琉璃厂二酉斋刻本;
5.1936年北平打磨厂老二酉堂刻本。
此书原无序跋,不著撰人,无书名页,前二卷题曰“针灸集成”,后二卷题曰“经穴详集”,总书名题作“针灸集成”,与前二卷篇名同。
今观北京图书馆藏本纸墨精雅,雕刻风格与康熙间无异,且书中只避圣祖名讳,而于世宗、高宗讳皆不避,则此本当刻于康熙间。
旧版《联目》将此本定为“清乾隆刻本”,并加按曰:
“本项系估计版本,原书既无扉页,又无序跋,与著者年代不相符合,尚待续考。
”此书书名及其著者是根据该书重修后印本中所附序文而定,而问题正出在此序文上,试节录琉璃厂二酉斋印本所载序文如下:
“……今岁夏偶遇明师,以《针灸集成》相示,因取而读之,渐觉豁然有得,窃以为下手用功处在熟穴法,熟极则巧自生,而余性健忘,深虑旋得旋失,因将原书‘考正穴法’韵以五言,用当记诵……歌既成,将《铜人图》按法缩绘小幅以便案头搜讨坊友。
饶君松圃谓是可益初学,乐为梓行,附诸《针灸集成》之后。
因记其爱起如此。
同治十三年甲戌冬十月
湖南渌江廖润鸿逵宾氏叙于都门琉璃厂内二酉斋。
”
此序曰“原书‘考正穴法’”,而《针灸集成》实无此篇目,且该书后既无五言“腧穴歌”,也无《铜人图》,皆与此序文不合。
今考察,此序文乃廖润鸿《考证周身穴法歌》之序。
廖氏《穴法歌》是据《针灸大成》卷六、卷七“考正穴法”改编而成,书后附有二幅《铜入图》。
以上《针灸集成》序不仅全文出自《考正周身穴法歌》廖氏自序,甚至连版片也直接采用《考正穴法歌》旧版,仅仅将廖氏原序中两处“针灸大成”之“大”字挖改成“集”字,以掩饰作伪痕迹。
此外,廖氏原序款识“廖润鸿逵宾氏叙于”下原题作“都门琉璃厂有真乐斋寄庐”,被改成“都门琉璃厂内二酉斋”,以示版权所有。
这样为托名人以逐利,而不惜将早期刻本伪充成晚期刻本,真可谓用心良苦。
《联目》则为此伪序所蒙,将《勉学堂针灸集成》的著者定为“廖润鸿”,将该书的初刻年代定为“清同治十三年”,并据清光绪间重修本书名页,将该书书名题作“勉学堂针灸集成”,皆误。
试将《针灸集成》的版本源流简述如下:
此书初刻于清康熙间,其初印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此本后重印,重印时已有缺版(如卷二第10、12、16、21、49、54等六页均缺),此重印本现藏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
约于光绪初年,此书旧版归北京厂肆,宝名斋得此版后,进行了如下修版工作:
将旧版中墨钉全部剜去;
补齐了残欠版片,并于版心上补刻“针灸集成”四字;
新刻书名页作“光绪己卯孟春新雕
勉学堂针灸集成
京门琉璃厂宝名斋藏板”。
此重修本印于光绪五年(1879)。
重修本版片又先后转归文宝堂、二酉斋,其中二酉斋重印《针灸集成》一书时,将同时得到的同治十三年廖润鸿《考证周身穴法歌》版片中廖氏自序二版冠以卷首,又重刻《考正周身穴法歌》同治十三年冬月裕麟跋文全文于卷尾,同样也只将原跋中两处“针灸大成”改成“针灸集成”;
最后连旧版书名页也不更换,仅将其中“宝名斋”三字剜去而已。
足见其造伪之不择手段,刊印之粗制滥造。
之后老二酉堂又得此重修版,将旧版中廖氏自序最后一行款识挖去,并不补刻相应堂名;
卷尾不载跋文;
更换书名页,于1936年重印,此印本流传较广。
综上所述,《联目》所著录上述五种木刻本实际上都是同一版的不同时期的印本,只是在重印过程中递有修补。
附带说明,《联目》中将同一版刻不同时期印本作为不同刻本分别著录之误最为常见,这种先误不独见于中医古籍书目,其他古籍联合目录中也不乏其例,这可以说是集体编制联合书目难以避免的通病,而且这种弊病短期内还难以根治。
因而整理古籍,对于版本源流一定要认真考核,不能走捷径而完全依赖《联目》。
《针灸集成》的版本源流已如上述,那么该书何以不题撰人呢?
据笔者考察,该书实由三部书组装而成:
一曰《东医宝鉴》,一曰《针灸经验方》,一曰《类经图翼》。
其中对于《针灸经验方》一书,引录全书所有文字,这部分文字中可见有大量墨钉,可见其采用的不是原刻初印本。
经考核,这些墨钉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缺文,而是原书的空格,编者不明其义而误以为缺文;
对于《东医宝鉴》一书,引录了其中“针灸篇”全文及其他篇中所有“针灸法”文字;
《类经图翼》,引录了第6—8卷全文及卷四禁针、禁灸穴、卷十“奇俞类集”。
在编排上,将前二书文字夹杂抄录,即先录一段《东医宝鉴》,插入一段《针灸经验方》文字,再接抄其余《东医宝鉴》、《针灸经验方》文字。
又不注明原书名及原作者,故不能称其为丛书;
所录三书内容有相重者,也依旧抄录,不作任何改编,故又不能称其为类书。
这种编排法不伦不类,很可能直接出自书坊主,是以不署编者姓名。
从这一典型实例中可以看出,伪造的序文,尽管其作伪的手法并不高明,漏洞百出,仍然会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很容易使得包括版本鉴定行家在内的许多人上当受骗。
这可能是因为以往人们在中医古籍版本鉴定中,过于依赖序跋,而不从原本的外部特征及内容加以综合考察。
例二:
明刊《大本琼瑶发明神书》三卷
明清流传的题作《琼瑶神书》的针灸书至少有三种,其一为《琼瑶神书》三卷;
其二为(大本)《琼瑶发明神书》三卷(又作《琼瑶真人针经》三卷)。
其中前者为真本,后者系伪书,而伪本的流传远较真本为广。
其三,清道光十六年刊本、道光二十八年重刊本《琼瑶神书》四卷,则系一部真伪参半之书。
以往由于资料缺乏而误将此三种书混为一谈。
现将其中明刊本《大本琼瑶发明神书》简析如下:
现存本凡三卷,藏浙江天一阁文物博物馆。
卷端题“赐太师刘真人集”。
序文作“大本琼瑶真人针经序”,故钱曾《读书敏求记》、《述古堂藏书目》又记作“琼瑶真人针经”三卷(明代《近古堂书目》、《脉望馆书目》同)。
《四库全书总目》、《浙江采集遗书总目》作二卷,然据书目提要,内容与现存三卷本相同,当是同一书。
今检《四库采进书目·
郑大节呈送书目》著录《琼瑶发明神书》记作“二本”,即二册,有可能四库馆臣未细核原书,将原书二册,上、中、下三卷误作上下二卷。
此书所载无名氏序全文抄自《十四经发挥》吕复序,而序末却记作“崇宁初元年闰月六日四明序”,其中“初元年闰月六日”剪自滑伯仁自序款识,“四明序”三字剪自吕复序款识,并将滑氏序中“至正”年号改作“崇宁”,以伪充宋代书。
此书下卷卷端及版心均题作“琼瑶神书”,与清刊四卷本书名完全相同。
然遍检全书,只有上卷“手指补泻”篇内容及“三阴三阳配合补泻循提歌”全文见于前《琼瑶神书》。
可能《琼瑶神书》原书出自道人,流传范围极其有限(所谓“《神书》三卷,千金不传”),世人难以得见,故后人类集一书,或书坊主将一佚名氏针灸书析为三卷,题作“琼瑶发明神书”以充之。
因现行清刊四卷本《琼瑶神书》“宋徽宗崇宁皇帝论五”篇中记有“……刘子和钦奉圣旨,即说于太师刘大本,遵守琼瑶心传口授秘法神言……”字样,故伪本题作“大本琼瑶发明神书”、“赐太师刘真人集”。
此伪本在明清有多种刊本及抄本,流传很广,而真本《琼瑶神书》反而鲜有著录者。
又令人奇怪的是,此伪本序文全文抄自吕复《十四经发挥》序,而书中正文却未见抄录《十四经发挥》原文。
这表明序与正文不似出自同时同一人之手。
例三:
李梃《医学入门》七卷
中医书目著录此书版本有万历三年、四年刻本。
今检朝鲜刻本,卷首李梃自序年代记作“万历乙亥”;
日本庆安四年刻本作“万历丙子”;
中医研究院藏万历三年刻、崇帧修补本作“祟帧丙子”(但祟帧印本此四字显系挖改,原文当仍作“万历乙亥”,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正作“万历乙亥”),《联目》将此本著录为万历三年刻本。
一般剜剂补序文末记年,多以晚期刻本伪充早期刻本,这里为何要将“万历乙亥”改作“祟帧丙子”呢?
原来此修补本原有祟帧九年丙子序文一篇(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均缺此序),后人盖以此改原文记年。
又朝鲜刻本三卷所载李挺“伤寒序”末均记作“万历已卯初夏序”,其他本作“万历丙子初夏序”。
又朝鲜本卷末李氏“习医规格”记年为“万历庚辰”;
其他本作“万历丙子”。
若据朝鲜刻本,则《医学入门》初刻年代当在万历八年之后,即诸本合参,至早也不能早于万历四年。
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所记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多见清中期补板;
笔者所藏一部明刻残本,版心下刻有字数及刻工名,观其纸墨、字体风格,为万历间刻本,其中也间有明人补板;
印时早于美国国会藏本;
而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补板字体不一,并可见有抄补及缺页,可能经多次补版。
未知明刻初印本现有藏否?
书贾除了采用以上伪造序文制造“珍本”以谋利外,还常常采用抽撤序文的方法来达到相同的目的。
如上所述,明成化九年刊本《奇效良方》因被撤去相关序跋而误定为元刊本;
或成化六年刊本;
而日新堂正德六年重刊本牌记悉被书贾剜去而误定为“成化九年重刊本”;
大量清顺治重修本及清康熙递修本、《针灸大成》被抽去“重修序”、“递修序”而被误定为万历二十九年原刻本。
例四:
抄本《针灸秘奥》四卷
此本内题“仙传针灸直指秘奥”。
据笔著考察,此本实节抄自清代重刊本《针灸大成》,故其抄写年代不可能早于康熙十九年。
但此本只抄录赵文炳序而删去其他序,并将正文重新编次以充古本;
有藏书家不明真象,以此本出自赵文炳手抄本,即《针灸大成》原稿,故视力珍品而神之(见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拟》);
旧版《联目》也将此本年代定为明万历二十九年。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仅仅根据序文年代确定刊刻的具体年代并不可靠。
二、据刻书牌记定版刻年代常见失误
根据刻本中刻书者的牌记确定该本的刊刻年代,也是版本鉴定中一种常用的,而且是较为准确的方法。
但有时牌记并没有反映真实的刊刻年代,或者牌记本身没有问题,而后人误解其本意,也往往造成误定版本。
(一)错会牌记文义而误定版本例
笔者在考察明代版刻时,发现明代建阳坊刻本,特别是熊冲字种德堂刻本,其牌记多题作“万历新岁谷旦熊冲宇梓”,或“万历新岁春月谷旦熊冲宇梓”例如:
《新刊太医院校正图注指南王叔和脉诀》四卷、《新刊太医院校正图注指南八十一难经》四卷、《历朝纪要纲鉴》二十卷、《鼎镌洪武元韵勘正补订经书切字海篇玉鉴》二十卷等。
所谓“万历新岁谷旦”,或“万历新岁春月谷旦”义指:
万历年问新春吉日,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年月日。
而现代不少书目,甚至是很有影响的书目如《北京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中国科学院馆藏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版刻综录》等;
多将熊冲宇种德堂这类刊本著录为“万历元年熊冲宇刻本”,显然是将原书房记中“万历新岁’误解为“万历元年”、“万历初元”或“万历改元”。
今人论文中也每见有将带有“万历新岁×
×
梓”牌记刊本误定为万历元年刊本者,可见此误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
其实,要弄清“万历新岁”之义并不太难,因为上述诸书刊刻者告白款识中已可见有万历元年之后的纪年,如上述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历朝纪要纲鉴》一书,王重民先生记此书卷末有“万历新岁春月谷旦熊冲宇样”牌记,卷前书名页另有熊冲宇告白曰:
“《纲鉴》一书,坊间混到多矣……四方君子买者玉石辨焉;
请认种德堂口口。
万历壬子岁秋月谷旦熊冲宇谨白。
”则此书到于万历四十年明矣。
又建阳书林郑氏宗文堂刻徐风《针灸大全》,书末也有“万历新岁谷旦郑继华梓”牌记,而卷首所载太医院医官龚云林序末记年为“万历壬寅春月谷旦”,则此书刊刻年代不早于万历三十年。
类似例证还可以举出一些。
即使知见不广,不明“万历新岁”之义,只要随手翻检《辞源》一类的常用工具书,也不致于屡出此误。
上述所举书目名著所以致误者,实乃其编纂方式之未密所致也。
《北京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对于前述二处书的著录,一作“明种德堂熊冲宇刻本”一作“明万历元年熊冲宇刻本”,显然出自不同人之手。
建阳书林除了熊冲宇种德堂外,郑氏宗文堂、刘氏乔山堂、杨氏四知馆等刻书也多有这类牌记。
此等书坊刻书牌记中所以喜用“万历新岁谷旦”者,盖取吉利之义也。
(二)以原刻本牌记误定翻刻本年代例
不少翻刻本、重刻本,特别是日本刻本,往往只保留原刻牌记,若不从其他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常常会以原刻牌记误定重刻本刊刻年代。
例如明代熊宗立编《名方类证医书大全》一书,《联目》著录有“明成化三年熊氏种德堂刻本”。
今检中国中医研究院藏该本为典型的日本皮纸本,卷末载有日本大众八年(1528)幻云的跋文,对于该本的刊刻经过交待得非常清楚,并附有校勘记,此书是日本最早刻印的中国医书。
由于此翻刻本于目录后保留原刻本牌记“成化三年丁亥熊氏种德堂刊”二行,版本鉴定人员便将其误定为“成化三年熊氏种德堂刊本”。
有的馆藏本幻云跋文已被书贾抽去,以伪充成化三年刻本。
象这种以原刻本牌记定翻刻本年代错误,在中医书目中不乏其例。
(三)以单种书牌记误定丛书刊刻年代例
根据牌记鉴定古书刊刻年代必须注意以下二点:
对于单刻本而言,有些书,甚至是字数很少的古医书,往往由不同人在多年内刻成,而不同刻书者刻完一卷或数卷后,都可能刻上牌记,故一部书中往往可见有多个牌记,例如只有九卷的《读素问抄》一书即有五个牌记。
据牌记考定一书的刊刻年代,应当以记年最晚的那个牌记为准。
作为一部丛书,其所收载的每一部书中都可能刻有牌记,鉴定丛书的刊刻年代,也应以记年最晚的牌记为准。
窦桂芳《针灸四书》
国内现存唯一《针灸四书》刊本即天一阁藏残本。
十行二十二字。
黑口,左右双边。
虫蚀严重,残缺较多。
因天一阁所藏《针灸四书》中《新刊黄帝明堂经》序末有“至大辛亥春月燕山活济堂刊”牌记,故《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将该本定为元至大辛亥刻本,其他各种书目均从之。
但日本宫内厅藏明成化八年罗氏竹坪书堂刊《针灸四书》残本中《新刊黄帝明堂经》序末同样有“至大辛亥春月燕山活济堂刊”一行十二字,二本的行款、字体同,而且断牌迹象也相似,故二本的印时相近,即均为明印本。
《针灸四书》原刊本不存。
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载影抄元刊本,《针灸四书》窦桂芳总序后刻有牌记曰:
“皇庆壬子中元燕山活济堂刊”,则此本的初刻年代不早于皇庆壬子(1312)年,而不是“至大辛亥”(1311)年。
(四)书坊牌记不可尽信例
某些书肆或为加速资金周转,或因经营不善而衰落,便常常将其所刻医书旧版转让给其他书坊。
其他书坊主人用这些旧版重印时,多刻上自己书坊的牌记以示牌权所有。
这时牌记所反映的年代便晚于实际刻版年代,有时二者相差很远。
明成化八年本《针灸四书》
此本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行款、字体与中国天一阁藏本同;
其《针经指南》所附《针灸杂说》卷末有、“成化壬辰仲秋竹坪书堂新刊”牌记。
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部《针灸四书》题作“成化癸巳罗氏竹坪书堂新刊”。
同一书坊相隔一年两次重刊同一种书,这种可能性极小。
今检成化八年本中可见有较多断版象,与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成化癸巳罗氏竹坪书堂新刊”本显不同,而与天一阁藏本很相近。
可见,此本并非新刊,而是竹坪书堂于明成化八年据旧版重印,重印时可能对原版作了局部修整。
又该本漫漶处,成化九年本中多作墨钉,若成化八年本中字迹依稀可辨,成化九年本则辨而补之,但常有误辨者。
由此可见,成化九年本是真正的“新刊本”,其底本即成化八年本。
又如《针灸资生经》一书,现存有叶日增广勤书堂印本。
其卷首刻有“广勤书堂刊”五字,而字体与别处明显不同。
又全书题名、版式、字体均与稍后叶氏广勤堂刊印之《新刊王氏脉经》不同;
明正统叶景逵广勤书堂翻刻叶日增印本《资生经》时,于总目下所刻牌记曰“昨家藏宋南渡《新刊针灸四书》及《针灸资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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