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财政支出在教育产业投融资中的地位和作用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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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中，最小的政府不再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扮演着资源配置的重要角色，它把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公共物品的配置和供给方面。

　　政府支出不仅在总量上具有不断增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率逐渐上升的变化趋向，而且在其内部结构上亦呈现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变化规律。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指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为了扩展市场交换的范围，促进贸易与生产的发展，公共部门面临着开发国家资源以及将其与市场连接起来的任务，为私人资本的形成创造起码的条件，因而此时的公共资本形成份额较大，需要由政府来提供这些“社会先行资本”，如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系统以及司法等。

罗斯托认为，这些社会基础资本的先行建设，是起飞的必要条件，在起飞可能出现之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必须要有最低限度的先行社会基础资本建设，政府财政投资是促进经济起飞到经济发展的中间阶段所必需的。

当经济增长得以启动后，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民间储蓄开始增加，在公共资本已经搭成的框架内，民间资本形成机制得以形成并趋于完善，民间资本存量得以增加并处于不断上升态势，公共资本将处于较慢的增长态势，在总资本形成中也处于次要地位。

但当经济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为整治一些“增长的扭曲”现象，解决产业灾害、污染、交通拥挤、市政建设、公共安全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等问题，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满足公众消费方式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与享受型转变过程中补充性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公共投资会再次上升，公共资本形成在总资本形成中的比率也将再次提高。

　　此外，美国财政专家理查·

A·

穆斯格雷夫和皮吉·

B·

穆斯格雷夫以及经济学家阿斯乔也都分析了政府公共支出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结构变化趋势。

他们均认为，随着经济的起步和发展，社会对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健康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增加，因此公共支出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份额必然会相应增加。

　　对照政府财政支出及结构变动的规律，可以发现我国在这方面是存在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起飞准备”和“起飞”阶段，亟待大力加强基础产业的建设，但在财政支出结构中都出现了公共投资性支出急剧下降并持续下降的不正常状态。

这种格局，显然是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任务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因此，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先行资本”，教育产业作为“具有全局性、先导性，需要优先发展的基础产业”，要使其能真正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保证其稳步、健康的发展，尽快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中教育投资的比例是势在必行的。

政府教育财政支出始终是教育产业融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渠道。

　　二、市场经济下政府财政政策功能的有限性

　　我们强调政府财政支出在教育产业融资中的重要地位，并不等于说政府必须通过财政直接拨款的方式来扶植教育产业的发展。

这是因为：

虽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制度本身具有内在的自动稳定器的功能。

当经济出现波动时，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会自动发挥作用，以减轻乃至消除经济波动。

但是，在商品和货币经济发展了的前提下，财政收支平衡了，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并不一定平衡。

财政政策在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平衡方面的功能存在不完全性：

　　1.政府财政政策的效应大小直接受制于政府的财力。

相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总盘子而言，政府财力是有限的，从而制约了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

况且，从财政支出看，主要包括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非生产建设支出。

这部分支出刚性很强，进行调节的余地不大；

另一部分是生产建设支出。

这部分主要是投资支出，其增减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总需求，但由于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国家预算内投资在整个社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同时新体制下，这部分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上，可以讲主要是为了保证经济结构的合理。

因此，若当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需要紧缩需求时就不能依赖削减预算内投资，否则会恶化经济结构。

　　2.财政政策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总量失衡调节的效果并不理想。

假如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需要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需求、抑制供给。

其中扩大政府支出对个人消费和社会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如果政府投资挤掉了社会投资，则利用财政支出改变需求“瓶颈”的作用会大打折扣；

假如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需要运用紧缩型的财政政策抑制需求、增加供给。

这时可供实施的手段有增加税收、发行公债、减少补贴、平衡预算等等。

事实上，这些手段的使用对于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所施加的作用具有无差别性，即在限制了总需求的同时，也限制了产品的生产。

　　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的财政政策手段在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总量失衡的机制方面受制于货币政策。

就拿公债这种一国政府最常用的财政政策手段来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债发行一般通过中央银行进行，尽管公债的发行是财政政策的组成部分，但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公债则是作为货币政策的一部分，成为调节金融市场的重要工具。

于是运用公债调节社会总需求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央银行手中，取决于货币政策的目标需要。

　　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与货币政策而言，财政政策与市场机制存在的联系较少，而与计划机制存在的联系较多。

这样随着市场经济的程度加深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大量、长期地使用财政政策将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常健康地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仍按过去那种财政直接投资的方式来保证、扩大对教育产业等公共领域的投资，以保证其稳定、健康、快速地发展，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产业发展资金瓶颈问题的。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在明确划分教育产业投资主体、灵活选择提供教育产品方式的基础上，积极调整自身的角色，努力介入到金融资本市场中，加大债务融资的力度，利用各种金融手段来为教育产业融资。

　　三、教育产业投资主体的划分

　　教育产业是一个较为庞杂的产业体系，涉及部门多，内部结构十分复杂。

因此，在对教育产业的投融资主体进行选择时，就需要对教育产业内部进行分解，即需要在教育产业内部进行盈利性与非盈利性的区分。

这一划分导源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划分，换句话说，公共物品是非盈利性的，私人物品是盈利性的。

这一区分对确定某教育产业项目是由政府融资，还是由民间投资提供了“分界线”。

要真正把握教育产业内部的盈利情况，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必须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判别其盈利与否与盈利程度。

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价格关系才是真正合理的，才能为教育产业的融资及资源配置提供准确的价格信息和投资信息。

　　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教育产业可以分为盈利类和虽不能盈利但具有明显的外部经济效应两大类。

职业技术教育、民办教育、成人教育基本可以看作是盈利类；

正规的三级教育基本上可以看作是非盈利类。

对于盈利性的教育产业项目，尽管可能存在某种垄断因素，需要政府干预，但由于其所具有的盈利性而带来的市场竞争性，因此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私人物品”，可以由市场来提供，最大限度地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其投资主体不应当是国家，而应当是社会、个人以及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

对非盈利性的教育产业项目，由于其具有的竞争性不足，市场提供缺乏动力，所以应当确立其投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并由政府管理机构管理。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类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中，政府必须依靠强制力来规定资金流向或通过提高和降低教育行业的最终利益水平以调整教育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方向，继续采取过去那种政府包投资、包建设、包经营的做法。

恰恰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盈利性教育项目的发展资金来源，虽然要以政府融资为主，但同时为了避免“政府失效”和“寻租”等延迟效率的行为，更强调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投资方式的多样化，除了政府采取财政拨款或财政融资方式外，还必须积极鼓励其他融资方式的介入，如吸引民间资金投资，通过政策性金融和金融债券等多种方式进行融资等。

　　盈利性教育产业项目基本上属于竞争性项目，这类项目投资收益较高，基本可以实现社会平均利润率，市场调节比较灵敏，具有市场竞争能力。

因此，其投融资可以完全推向市场，通过商业银行进行间接融资或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

政府对这部分投融资主要是加强政策导向。

非盈利性教育产业项目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公益性项目，如普及义务教育，对贫困地区进行教育扶贫等，这部分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拨款安排；

还有一类项目，介于竞争性和公益性之间，主要存在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其区别于公益性项目的特征在于可以实现价值回流，可以保本甚至微利。

其区别于竞争性项目的特征在于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更加明显，不能实现社会平均利润率。

因此，此类项目属于财政投融资范围，主要由政府集中必要的财力，通过政策性金融，并广泛吸引和动员民间投资，政府投资起导向、引导和杠杆作用，或给予补贴及其他优惠政策，以促进这部分项目的建设和经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教育产业项目盈利性、非盈利性的划分，竞争性项目、非竞争性项目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项目的划分，不应仅仅拘泥在不同学校、不同教育类别、不同教育形式层面上考虑，还应当考虑从教育产业系统纵向的角度进行分析，如学校的教学工作，校办产业，后勤、物业管理、师生的住房、教学设施的生产管理等等。

　　四、政府提供教育产品方式的选择

　　从国际经验及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政府介入教育产业的发展和运营，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

政府投资、政府直接生产；

政府投资、政府间接生产。

前者指政府直接通过财政支出拨款给教育产业来生产教育产品；

后者指政府通过预算安排及其他政策，将教育产业的建设和运营委托给民营。

　　教育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无论是纯公共物品也好，还是准公共物品也罢，抑或是私人物品，均可以采取公营、民营两种形式。

“政府直接生产”和“政府间接生产”都是政府进行教育产业建设并提供教育产品和服务的可供选择的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都是正常的、合理的。

政府直接生产具有力度大、收效快的特点，其生产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中央政府直接生产经营；

地方政府直接生产经营；

地方公共团体经营。

政府间接生产一直以来为我国所忽视，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开始逐步地运用间接生产的方式来促进教育产业的发展，但在运用方式上还远不能得心应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政府间接生产方式的选择和运用也必将灵活多样，归纳起来，这些方式主要有：

法律保护私人进入；

授予经营权，其重要内容就是允许经营者收费；

签定合同；

财政资助，主要有直接投资、减免税收、无偿赠款、低息贷款、财政贴息、价格补贴、以及土地、设备所有权的无偿转让等方式。

　　教育产品的供给，既可以采取政府直接生产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政府间接生产的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都是必须的，从总体上看，它们各有所长，不可替代。

但在具体的教育产品的供给上，都有选择何种方式的问题。

如何选择？

总的原则是按照资源有效配置的要求，看何种方式能够实现以较低的成本满足人们对教育产品的有效需求。

　　政府直接生产无疑是政府介入教育产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式，尤其是在教育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以直接生产的方式来供给教育产品，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惊人的进展，而且极富效率。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产业规模的扩大，人们教育需求的不断高涨，如果依旧采用单一的直接生产方式，会导致普遍的资源配置错误和供不应求。

经营中的这种无效性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们是普遍流行的从制度上激励教育产业发展的体制所固有的弊端。

这些弊端可以概括为：

目标不明确、缺乏经营自主权和责任制、财政困窘以及劳资问题。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以单一的直接生产方式提供教育产品不存在破产的威胁和竞争的压力，使得教育产业缺乏降低成本和适应需求的压力，经营上自然缺乏活力和效率，而低效率必然外在地表现为较高的成本和消费价格。

此时，如果政府不对教育产业予以财政支持，则较高的教育产品价格会使消费者减少教育消费量从而蒙受损失。

而如果政府通过财政支持以维持较低的教育产品价格，则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又会造成教育产品的过度消费和供给上的相对不足。

　　因此，教育产品不一定只能由政府直接生产，也可以适当引入间接生产方式，允许民间进入教育产业融资和经营，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教育产品的供给效率，而且有利于减轻财政负担。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政府不直接提供教育产品，并不等于政府在教育产品的供给上没有了任何责任，而只是政府提供教育产品的方式由直接生产转向间接生产。

政府在教育产业的发展规划、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审批项目及经营权、财政资助、制定法律保护民营进入等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且，鉴于教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和教育产品的特定属性，因此，从整体上来说，政府间接生产只能是政府直接生产方式的有益补充，不能取代直接生产而成为教育产品供给的主要方式。

然而就现有的教育项目而言，则应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标准，以此来决定采用哪种生产方式更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