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毛泽东领导思想精髓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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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
我说不叫领导。
斯大林说:
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
他形象地说: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
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
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1]394-395他进一步强调:
“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
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1]395他不止一次地引用楚国宋玉《风赋》中的一句话: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
说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之分,而“‘起于青苹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识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
教育干部要“有识别风向的能力”。
毛泽东所说的预见,就是要在这种“起于青苹之末”中,看到风暴可能来临。
所以在毛泽东看来,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
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
“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
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
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
”[2]221-222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所以能够卓越地发挥革命领袖的作用,就在于他始终坚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有益古训,无论是关系到战略大局,还是具体的战役战术问题,他总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周密分析客观事物的发展进程及其可能遇到的情况,因而总是能比别人多看几步棋,预见事物发展的前途。
这种预见的惊人的准确性,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
下面拟举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预见性的事例,来加深我们对他提出的“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思想的理解。
事例之一: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与革命高潮问题。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是标志着把工作中心转入农村的伟大开端,但要自觉地认识和实现这种战略转变也不能不经历一个过程。
从世界革命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俄国十月革命,或是中国的北伐战争,所提供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历史经验。
所以,党内在相当长的时间都有人持“城市中心论”的观点,是有其历史的和认识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一种现象。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要开创一条不同以往历史经验的崭新的革命道路,是一项何等艰难的事业,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勇气。
对于作为这项事业最主要的开创者毛泽东来说,也同样经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1928年10月,毛泽东为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案中,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原因,并第一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就是他随后阐发的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
这些重要思想增强了人们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但在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明确形成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
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
[3]179但是,毛泽东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但及时放弃攻打城市的计划,把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而且随着农村斗争的进一步发展,革命潮流逐渐回升,1930年1月致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就对农村根据地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指出: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2]98这就有了明确的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而这时他还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能不能够通过以农村斗争为中心促进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到来?
如果不能很快促进革命高潮到来,而是遥遥无期的,则不能回答“红旗究竟能够打得多久”的问题,要坚持红色政权的斗争也是困难的。
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度分析,预见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断定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快要”二字作了这样的描述: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2]106毛泽东的这个预见为一年多后出现的全国性的抗日反蒋热潮到来所证明,也为后来一二·
九运动掀起的抗日高潮所证明。
事例之二:
关于抗日战争的进程与前途问题。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进程及其前途究竟会是怎么样?
这是必须加以正确回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当时弥漫国内的或是“亡国论”或是“速胜论”的论调,它们都会产生错误导向的作用。
“亡国论”只看到中国的国力军力不如人而散布民族失败主义情绪;
而“速胜论”则往往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国的干涉上,同样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中,开宗明义就明确指出:
“中国会亡吗?
答复:
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中国能够速胜吗?
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4]442-443毛泽东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结论依据何在呢?
他说: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
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4]447他详尽分析了中日双方内在矛盾的特点及其消长演化的过程,指出:
“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
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坚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
——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
”他进一步指出:
“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
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
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构骗人的;
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
是贯穿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不是可有可无的。
”[4]450他正是依据这种消长演化的过程,指明坚持持久抗战并实现最后胜利,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决战三个发展阶段。
毛泽东认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阶段,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
中国将变成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
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他依据抗战以来的经验,认定实现这种转变,就要牢固树立“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观念,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政略和战略方针。
毛泽东作《论持久战》讲演之时,全面抗战刚刚进行了十个月,而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证明了他这种惊人的预见性。
正如当时一位外国记者所评论的:
“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个轮廓。
”[5]432
事例之三:
关于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问题。
对于苏共20大,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样的话,来形容他那时的心情和看法。
对于这种心态的自我表露,毛泽东本人有过明确的说明。
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
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
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
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
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这正是这时毛泽东的喜与忧的所在。
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在这里,毛泽东不仅预见到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更重要的还引发了对自己国家如何发展的思考。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
毛泽东说:
“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
“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
”[6]23-24对于这个重要思想,1962年1月,他进一步强调:
“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7]302应当说,5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是同苏共20大这一国际背景相关联着的。
因此,毛泽东在提出要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同时,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
而后者,引发了他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被变质的思考,力求要探索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
毫无疑义,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但仅仅说在这个时期只是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还不足以涵盖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也不足以反映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所面临的历史课题。
诚然,这两大探索是伟大的起步,在一定意义上说,错误是难以避免的,都不是完全成功的,但却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所以应当如实地说,50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致力的探索,是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两大探索,而这二者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
毫无疑义,毛泽东这时提出进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内涵,是包括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和探索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的两大探索,这是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伟大预见,将继续被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所证明。
由上可见,毛泽东的预见,是能够揭示客观事物发展本质的预见,是能够把握历史发展方向的预见,因而是能够指引中国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预见。
二
毛泽东在领导工作中所以能够富有预见性,决不只是个人的天赋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做到了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并善于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客观事物。
毛泽东说: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
“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
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
”[1]394因而,“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1]397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势。
恩格斯说过:
“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
[8]39-40这一新的科学的观点,就是由《共产党宣言》所奠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就是它的完整的理论形态。
不同于以往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很朴素的真理,它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原理,是从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出发,是从客观世界中,特别是从革命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反映普遍真理的科学体系;
它用唯物史观阐明了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
这种理论的彻底性,使它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成为摧毁旧制度、创造新社会的行动指南。
这是历史上任何思想体系所无法比拟的科学理论。
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实践又善于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精妙地结合着两种特点:
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静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与客观进化行程,另一方面是坚决地承认群众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
这使得这新世界观具有无限的创造活力。
所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党才有可能在革命和建设中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毛泽东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理论著作,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从此以后,无论是战争年代、长征途中,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
今天存世的、留下他阅读时写下的批注和各种杠、圈、点标记等大量马列基本著作和文章,不但可以看到他阅读既广泛又有重点,重点著作则多遍反复地读,而且我们从中还可以领悟到他阅读时的思考。
毛泽东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密切联系实际地读。
比如,毛泽东在延安回忆1920年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阅读有关共产主义书籍时说,这时“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可是这些书,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问题。
”这段话,前些年有人把它作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一个例证。
其实,这只是望文生义的一个误解。
须知:
像毛泽东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有切肤之痛,他们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不是把它作为纯学理来研究,而是要用来回答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
所以当毛泽东接触并比较准确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自然会感受到这一理论对于正确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重要意义,能够正确回答这时革命者所苦苦思索的诸如如何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革命的依靠和团结力量这样事关革命成败的问题。
至于说“只取其四个字”的说法,是相对于马克思的书并没有说中国的具体事情,因而把阶级斗争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来说的,并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
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同这时李大钊的传播工作一样,就十分重视理论同实际的结合。
正是他们的这一正确取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帷幕。
又如,在创建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和红军曾多次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中国革命曾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也激发了毛泽东更加发愤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更好地掌握指导中国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932年4月,红军第二次打下福建漳州城,缴获了一批书籍,其中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阅读。
翌年,他先后送给彭德怀两本自己读过并加批注的列宁著作,第一本是《两种策略》,上面写道:
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
第二本是《“左派”幼稚病》,上面写道: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9]183从彭德怀的这个记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善于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这两部重要著作有了深刻的理解,他不但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同时也从理论上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破除了“左”比右好的错误观念。
正是由于毛泽东不倦地倡导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不但提高了党和红军的思想理论水平,而且也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正因为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所以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掌握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相统一。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一定的世界观也是通过它的研究方法表现出来。
恩格斯说:
“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
”[10]691-692“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11]688毛泽东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观点,他说: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
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
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
”[12]30当然,从学理研究上说,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可以作若干区分,但从基本内涵上说,则表现了二者的同一性。
对于掌握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
“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
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
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2]307因此,他号召: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2]308
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有娴熟的掌握和发展,他在《矛盾论》一文的开头就明确指出: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他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几个方面论述了矛盾规律的主要表现。
“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了,我们就从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
”[2]299可以说,上举数端毛泽东预见性的事例,都同他能够正确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中国社会、分析革命形势紧密相关的。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
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2]283-284所以,在领导工作中要做到有预见性,只靠个人的才学是不够的,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一望远镜和显微镜。
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就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就能够把握现在,预见未来。
三
在领导工作中要能做到科学的预见,还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历史经验,以及多方面的知识准备。
这也是毛泽东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
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家中,很难有人像他这样对知识的追求,能有如此的贯通古今、运用自如的学识准备。
从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角度,毛泽东说:
在党内严重存在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
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
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13]797他还说:
“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
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
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14]407这里都强调了学习和运用历史的重要性。
很显然,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在决策中富有预见性,借鉴和运用历史知识、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一生酷爱阅读文史典籍,他少年时代就读过《左传》、《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等,并引起他广泛自学史书的兴趣。
参加革命后,无论是戎马倥偬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的岁月,他都挤出时间钻研史书。
他通读了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各朝纪事本末,从官修史书到俾史小说,几乎无所不读。
他对历史的重视,正如他同史家吴晗谈到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所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他读史,一方面,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其中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成为独具风格的、有深刻见解的一家之言;
另一方面,读史是为了今人,要古为今用。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善于运用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随手拈来,赋予新意。
像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愚公移山”、“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等古语古训,经过毛泽东的运用和改造,有的成为党的学风,有的成为我们工作应当遵循的基本方针和工作方法。
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民族形式,成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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