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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恋爱的悲剧”揭示了“精神胜利法”的虚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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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Q的习惯性的思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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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Q不仅通过“似乎”来向“两极分化”,取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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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Q形象——揭示旧社会严重的国民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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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阿Q形象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民族狭隘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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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迅塑造阿Q形象反映他“改革国民性”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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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Q形象在不同人身上带有不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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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0
论文摘要
鲁迅的阿Q超越了时代,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
阿Q形象是孔孟之道影响出来的,他的特征是我们2000多年孔孟之道重复无数次的“悲哀残余”,传统封建等级制度下产生自轻自贱、欺软怕硬的心态,爱面子的习惯;
阿Q是“国民性弱点”之大成的不朽代表。
从阿Q的思想上分析,他的精神胜利法表现的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给,运用模糊不清的语言来向“两极分化”、取其所用等,反映出他的思维程序,从而揭示精神胜利法的虚幻存在。
通过阿Q现象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民族狭隘性、奴性的思想观念,这种病症反映在不同的阶级人身上,带有不同的色彩,也看到鲁迅先生改革国民性的立场。
关键词:
孔孟之道精神胜利法国民性
谁都知道鲁迅是我国文学大师,我们读过他的文章有很多。
对他笔下的人物形象的分析也有很多,但好文字也不厌百回评,只要各人有各人自己的意见,就说浅薄,也不妨倾吐一下。
现就阿Q形象谈我个人的点滴看法。
鲁迅之所以能写出这么鲜活的阿Q形象,来源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以及立足于中西方两种文化之上,再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反观。
鲁迅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因为家道中落,他饱尝了世态炎凉,他自己在《〈呐喊〉自序》里回忆道: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少年鲁迅曾随母亲到绍兴乡下皇甫庄舅父家避难,在亲眷中受到了冷遇,被视为“乞食者”。
加上后来留学日本,在异域受到的白眼和轻蔑,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他在这个没落的大家,从小就受到了包括儒家正统文化以及佛、道、墨、法等非正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陶。
以后,他前往南京求学,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文化;
之后,又东渡日本,对西方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在经历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之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更加透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
鲁迅认识到,进入近代以来的中国之所以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同国人“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的心态是分不开的。
这种心态虽然与国内外统治者所造成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密不可分,但究其深层原因,则不得不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心灵的束缚和毒化。
以儒道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特点,儒家文化倡导温柔敦厚,强调君子之志思无邪;
道家文化则强调无为,强调“不撄人心”,心灵不受刺激,人自然变得心如槁木,无所追求。
儒道合力下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使中国缺少反抗之音。
而潜移默化下的中国社会,则是精神受奴役而不自觉,麻木愚昧而不觉悟,甚至麻木到不以苦为苦,对别人的痛苦只报以隔膜和冷漠,甚至狠毒凶残。
阿Q对于自己的生生死死一片浑浑噩噩,全然没有自己的意识,就算是杀头,他也只记起多年前遇到的一只饿狼的眼睛,未及细想,“耳朵里就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
全未庄在阿Q死了以后,都说阿Q坏,城里舆论则“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就连吴妈也正眼不瞧阿Q,“却只出神地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
这一幕幕凄惨隔绝而又充满恐惧的人生,构成了旧中国冷酷的生存现实。
所以,他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呐喊,是“铁屋中的呐喊”,希望以觉醒的先驱的声音,唤醒现代人的生存意识,唤醒“铁屋子”里“许多熟睡的人们”,并且解放现实中活生生的个人的生命能量,真实地传达他们的心声,从而打破“无声的中国”千年如斯的沉寂,虽然鲁迅也知道,这种反抗不过是“绝望的反抗”,但这仍是对国民性中的惰性和奴性的反抗,具有可贵的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将阿Q精神做一番人类学内涵的探讨,则阿Q的存在有了更加普遍的意义,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
在《生计问题》里反映出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困惑;
《恋爱的悲剧》里无家可归的惶惑,《大团圆》里面对死亡的恐惧,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包括投奔革命,最后都不免陷入失望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精神胜利法”,是他借以维持自身生存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在这种前提下,“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这样的选择又确实丝毫没有改变那失败的屈辱的生存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而获得满足,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存环境的奴隶。
这样,为了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精神胜利”的选择,只会是坠入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如同一个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永远无法摆脱。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阿Q超越了时代,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
1、阿Q性格特征的主要因素是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悲哀的残余”。
这种“悲哀的残余”作为民族性格中的负面因素,是与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孟之道传统密切相关的。
几千年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观念渗透到了每个国人的意识深处而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
发端于孔圣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由此而形成的“忠”“孝”情结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记忆。
古人的跪官吏以及今人的怕官都是这种等级观念的表现。
说穿了,人的等级的划分是以权势为依据的。
鲁迅说: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却奴性十足。
……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
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这种以权势为分野的人的等级必然导致国人的“主一奴”两重性。
每一个人都处于等级链条的中间环节。
这种地位的先天性必然导致性格的两重性。
阿Q面见县官时膝盖不由自主地下跪,对赵太爷的敬畏以及梦想革命成功后成为宋庄主人时的神气,实际上是这种“主一奴”两重性的生动刻画。
而自古至今的“趋炎附势”、“巴结权贵”、“溜须拍马”种种丑态又何尝不是阿Q精神的表现呢?
所以阿Q不管出现在哪个时代都会有人认为是在写自己。
只是没有人会说出来罢了。
今天,读《阿Q正传》的人,又有几人敢说我们的身上绝对没有阿Q的影子?
2、孔孟之到的等级制使产生了自轻自贱、欺弱怕硬的心态。
失势时,在主子面前最易产生对自己命运不济的或自怨自艾,或自轻自贱(阿Q取这种行状);
在有权有势者强有力者面前显奴相,对比自己弱小者则敢于施以凌辱,正如鲁迅所说的“在凶兽面前显羊相,在羊面前显凶兽相”。
难怪阿Q会因自己挨了赵太爷这样有身份的人的打而颇觉自傲,而在对小尼姑的欺侮中得到另一种快慰。
阿Q是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
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
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
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保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
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
鲁迅回答他道;
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
3、中国人的“面子观”的形成与中国人孔孟之道的影响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三纲五常”的影响下,中国人觉得只有做了“主子”就会有权有势,才会威风八面,受人尊崇,才算有了面子。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要面子”实际上是只讲表面形式,而忽略实际利益的自欺与自大。
如阿Q被赵太爷打骂之后,就以“儿子打老子”消解屈辱而马上显得很得意。
所以,很多时候“要面子”往往陷入自欺,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不要脸”。
而这种因“面子”而产生的自大自欺,自然地形成了所谓君子、小人之分,能够保得一份华面,才能称得上君子,而小人则往往是道德的卑贱者。
所以,主人与奴隶是将人从权势角度进行区分,而君子、小人则是从精神道德上进行划分。
我是君子,自然是傲视一切小人了。
为保君子之名,性命自然也是可以丢的。
在孔夫子的七十二高徒中,深得孔子思想精髓的子路,在一次战斗中,帽子被人打掉了。
面对强敌,子路居然毫不畏惧,跳下车,捡了帽子,认真地戴好,在敌人的刀枪之下,大声背诵孔子的“君子死,冠不免”,然后从容就义。
中国人为重名誉而轻视一切,“人活一口气”,“重名轻利”是中国人的道德理想。
“难得糊涂”使人们回避现实而追求精神的自由与阿Q的回避现实而获得自欺的快慰,是何等相似。
“知足常乐”成为许多人的人生哲学,因知足而暂得精神抚慰而安于现状。
而这种精神追求的胜利,说的就是中国人的所谓的面子观。
阿Q用了一套精神胜利法而并未觉得生活的苦痛。
他将人生的许多痛苦和无奈通过自大、自欺而并不自知进行了彻底的消解。
而我们的古圣人不也是一直希望我们清心寡欲吗?
而达到这一人生境界,进行纯粹精神的抚慰便是唯一便利的通途。
说到底,阿Q的精神胜利和古圣人谆谆教导的精神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也可以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麻醉中,我们似乎看到了精神胜利法的形成过程,也看到了许多弱小者在黑暗社会中求得生存方式的某种渊源。
回望历史,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等级制度的专制下,遭受的压迫与屈辱是太多太多了。
要记住并堆积这些压迫屈辱,是不堪重负的。
面对屈辱史,要么奋起反抗,但历朝历代,许多次的农民起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要么忍气吞气,但这种生活是何等艰难而痛苦。
所以,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尽快忘记这些压迫屈辱,求得较为长久的“苟安”,采取“瞒与骗”,久而久之而麻醉了自己的灵魂,在压迫屈辱面前无动于衷,易于忘却。
如阿Q向吴妈求爱后挨打,但他很快忘却自己的失败和屈辱,像看别人的笑话一样观看自己的热闹。
阿Q的健忘让他活得轻松、自在。
他将自己摆在当然的奴隶地位而全然没有意识到自我的存在。
而历史的健忘却会让我们这个民族失去许多应有的沉重。
历史,应让国人记住许多失败和屈辱,许多辛酸和无奈,许多罪恶和残暴,让后代在对历史的质疑中反省历史的消极沉淀,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变得智慧,使我们的历史进程多一些亮色而少一些悲凉。
因为在阿Q精神(主要指阿Q主要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中,就包含了鲁迅心目中的盲目自大、自轻自践、主一奴根性、马马虎虎等等国民性的主要弱点。
鲁迅就说过,他所以创造阿Q这一艺术典型,就是为了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即“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也许,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不是阿Q,但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阿Q的影子。
阿Q精神可以说是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这个民族历经几千年封建文化濡染而形成的某种消极的普遍性的心态。
只是这种心态在阿Q身上得到了显性的表达,而在许多国人身上,却表现为一种不自觉的集体无意识。
总之,阿Q精神胜利法的产生是我们民族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等级观念,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经过无数次的重复和反复强化所形成的深层结构,它几乎成为这个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而深藏于国人的记忆深处。
所以,我们说,虽然产生阿Q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要让阿Q死去,让阿Q精神从我们现代人身上消失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清除过程的。
二、阿Q形象反映出阿Q的“哲学”思想——精神胜利法。
1、阿Q的具有独特个性的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形态真是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给。
例如,想象打他的闲人是他的儿子,熬有介事地感慨:
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世风日下,人心浇薄,竟然儿子打起老子来。
这是假设法。
他还将自己和别人对换,打了自己即等于打了别人。
这是调包法。
为了取得“太牢”的资格,先投到赵太爷门下认“本家”,后投到假洋鬼子麾下留下做“革党”。
这是攀附法。
他将“自轻自贱”减去,只剩下“第一个”,于是俨然以状元自居。
这是先用省略法,后用扩张法。
他从不许闲人说“光”、“亮”之类,发展到把癞疤视为光荣标志,化腐朽为神奇,将美丑对调。
这是从消极的避讳法转而运用积极进攻的颠倒法。
其他手法尚多,如解嘲法,宿命法等等,不再列举。
在生活现实中,阿Q无不处于最低下的社会底层,但他运用如此多样化的奇特手段,却在精神上享受到种种崇高的荣誉,真可借用一句话来作不伦不类的比附:
“心比天高,命如纸薄”。
而登上那高高云端的天梯的,就是这不必费举手之劳的种种手段。
阿Q也并非没有普通人的感情,被打之后总也是“忿忿”的,其实这“忿忿”之情是奋起抗争的火苗,但随之而来的是千奇百怪的精神胜利法的绝招,这精神胜利法真像自动灭火机一般,将他的“忿忿”的火苗扑灭了,反而“渐渐的得意起来”,于是就会安住于这生活,天下随之太平。
小尼姑“断子绝孙”的骂声,使阿Q感到摸着小尼姑的脸的指头“有点古怪”“滑腻”,吴妈向他说起“少奶奶”在娶小老婆的事上闹气,“八月里要生孩子”等,使阿Q自然想到女人的事。
但阿Q的“恋爱”,又不完全是一种典型的合乎生物生存与种的延续的反映。
而包括他的出逃,甚至“革命”都可作如是观。
虽然这似乎是一种不需要任何原因的解释,正如他憎恨革命党人,因为他本能地觉得“革命者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
而他后来的被杀又不幸地应证了他那本能的感觉。
但是,作品从第四章开始虽然也涉及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却重在以此暗示人物“不人”的苦痛,用笔有一个从油滑、影射到严肃的变化。
尤其是,小说以集中的篇幅描述了阿Q的精神与心理状态。
红烛高照下,其张嘴的睡态、一脑子的“胡思乱想”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复苏了的、本原的阿Q式的想法。
这也是合乎弗洛伊德关于存在与压抑状况的一般说明。
当然,正如吕西安·
戈德曼说:
“真正的对立并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存在于本我的冲动与自我之间,而是存在于本我的冲动与构成一个人的意识的冲动之间。
”由于阿Q“是以一种变态的心理来这样做的”,这种想象的“创造就把这种不足置于一种以病态的心理来对付的周围世界之中。
”它“产生于和显示有关的主体之渴望的未满足。
为了支撑这强加给他的挫折,而被迫采取一种形象的创造来补偿这些不满足”。
一般分析家都不会放过阿Q玩弄小尼姑那一节文字。
有人认为它是“催发”了阿Q
的“性意识,由此而导致一场失败的恋爱闹剧”。
但本文的理解是,作品不仅有揭示阿
Q的“变态”的用意;
在结构上,这一节文字还是阿Q精神的复苏的一个征象;
这也是全文的转捩点。
而阿Q精神的复苏,亦即对压迫的解除,是需要一种“成功”的帮助的,而此举又恰恰表明了这一点。
阿Q精神复苏的其它例证如后来进了城,在未庄有了点“身价”,阿Q回来时对所有的人冷冷的神气,使他感到了自尊与得意,而且会“扬起右手,照着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并喊着“嚓”。
须指出的是,前面的章节里,阿Q并非没有成功的努力,却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他无法解除那种环境的压力,只能显示其“精神胜利法”的一面。
关于这一点,教参上讲得颇为准确:
阿Q
的“精神胜利法”究其实,是“来自不断反抗的不断失败,是还想反抗而在行动上不能实现反抗的自我安慰。
它含有强烈的不屈服、不妥协,要求获得反抗胜利的因素”。
有关阿Q“精神虚无”的分析,细思起来有欠公允。
事实上,他无事不刻的在努力着他的对压迫的解除,如他对“革命”的喜爱,向往,并不断争取;
虽然那“革命”非常的荒唐,但他有他的幻想与努力在,也说明其是有意识的,而且是一步一步的复苏的。
在行文的最后,他则有了清醒的“生命意识”喊出“救命……”而不是动物般的嚎叫,虽说他的生命在往后的即刻就消亡了。
而这正说明了那个社会的死寂与无生气,是不容得觉醒的意识的。
和又与作者在《呐喊·
自序》里谈到“铁屋子”的复杂心情是一样的。
只要略加注意,就可发现阿Q的思路中“似乎”、“仿佛”、“好象”特别多。
例如,“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每逢这种情况,用几个“似乎”、“仿佛”一过渡,这“好象”就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
可是他还有另一种用法的“似乎”:
他“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他冲出厨房门,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
“确凿”的事为什么又会“似乎”的呢?
原来这“似乎”、“仿佛”会将这“确凿”变得依稀模糊,终而至于“忘却”。
“似乎”在阿Q的大脑信息储存器入口不啻是一个筛选机:
一切需转败为胜的“似乎”都一一得以畅通无阻进入储存器而永驻不忘。
对一些“确凿”的耻辱,通过筛选机时,电路突然中断,通道马上关闭,大脑屏幕根本不予显示,一切都化为子虚乌有,从此烟消云散。
这种习惯性的思路对阿Q的无往不胜起了可靠的保证作用。
而且还有一套奇妙的逻辑,能使不等式变幻为等式。
不必经过努力争取,只要转辗相等,他的自尊癖马上会超额完成。
例如他想:
“我的儿子会阔多啦!
”可是老婆还不知在何处,那来儿子?
这太渺茫了。
不要紧的,自从遭赵太爷打了嘴巴,他说“儿子打老子”,于是阿Q不必经过婚配嫁娶、生儿育女等一切繁文缛节,一眨眼间,马上有了一个现成的儿子,而且是威风凛凛的阔儿子,从此他唯恐赵太爷不“高人一等”,唯恐皇上停考,秀才跌价。
他的等式如下:
赵太爷打他耳光=儿子打老子=赵太爷是他儿子=“我的儿子阔多啦”愿望实现=果然大家仿佛格外尊敬他=此后倒得意许多年。
对阿Q说来,使南辕与北辙调和,只需几个等号而已。
再列一式如下:
我是虫豸=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一(减)自轻自贱=第一个=状元>举人>秀才=即使不长秀才三辈也在功名上高三层台阶。
这不等式到等式的变幻莫测,简直令人眼花缭乱,膛目结舌。
阿Q像坐上直升飞机一样飘然上天。
鲁迅写出了阿Q这一典型人物的富有个性特征的精神胜利法的多种表现形态、习惯思路、奇妙逻辑和系列等式。
身在猪窝般的泥淖里的阿Q,心却像天鹅在蓝天翱翔,他在“丑”中寻觅到“美”,赞叹、抚摩和陶醉,显示出万劫不复的奴才相。
鲁迅在鞭挞“阿Q相”时深感哀切和痛心。
三、阿Q形象——揭示旧社会严重的国民痼疾。
我们的整个民族长期以来生活在封建主义的制度底下,已经凝固成以小农式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为经济基础的等级特权统治的金字塔,这种建立于落后生产方式的封建主义制度,必然会产生许多狭隘性、盲目性和奴性主义的思想,正是它长期积淀和形成了整个民族带有共同性的心理素质。
这种心理素质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制度所造成,它并不属于哪一个特定的阶级,而是属于由各个阶级所构成的整个社会。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表现得更为畸形和淋漓尽致。
许多人在受尽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欺凌和蹂躏之后,一方面默默忍受着这样的奇耻大辱,甚至磕头跪拜.匍匐不起,另一方面却又夸耀自己是文明古国和神圣天朝,贬抑那些取得胜利的侵略者是蛮夷,事实上的惨败却伴之以精神上的胜利,鲁迅终于成功地塑造出阿Q的典型性格,通过审美的途径发表了对于我们民族潜在心理意识中一种重要缺陷的见解,达到了哲理概括的高度。
阿Q性格中的“精神上的胜利法”,确实是古老中国直至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一种蔓延不绝的心理病症,是由那种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封建主义制度中必然会发生的精神现象,不管在哪一个阶级的成员中,几乎许多人都具有这样的派生物,都有这么一点儿阿Q精神,来缓解自己失败和屈辱后过分的痛楚,由于这样的客观实际情况,鲁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后期思想阶段,也依旧认为撰写《阿Q正传》的目的是“暴露国民的弱点”,可见阿Q典型性格的创造,与鲁迅当时“改革国民性”的立场确实是完全一致的,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确实是达到了极大的效果。
这种在思想认识上的科学抽象和在创作途径中的现实主义线索,是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它本身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独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不仅处于封建社会中的人们具有狭隘性和盲目性,不能正视残酷的事实,而且在任何私有制度的社会中,人们总是无法完全克服狭隘性和盲目性的局限,不可能彻底地面向现实,因此也就不可能完全保证不会出现阿Q式的“精神上的胜利法”。
阿Q形象分布在各个不同阶级的人物身上时,确实是不可能不带上不同的色彩。
雇农阿Q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是在被未庄的闲人们讥讽头上的癞疮疤时,表现出了“你还不配”这样的“精神上的胜利法”等等,从头至尾都带着一种“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
这与其他阶级的那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在表现的方式和程度上就都有所不同了。
譬如说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失败时,他们表现出的“精神上的胜利法”却又完全是渗透出封建统治阶级的气味。
在鸦片战争之役,英国侵略军于虎门攻坚不克,窜入没有严密设防的北方沿海,进入天津大肆骚扰时,在道光皇帝旻宁的“圣谕”中,却白日说梦似地大讲什么“该夷因浙闽疆臣未能代为呈诉冤抑,始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
分明是穷凶极恶地入侵,却说成是“投递呈词”,“呈诉冤抑”;
分明是烧杀掳掠,却说成是“颇觉恭顺”;
分明是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遭到惨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屈膝求和,大批赔款割地,在有关的“圣谕”中却还装得趾高气扬,说成是“妥为招抚”和“人城瞻仰”等鬼话。
像这样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比起阿Q来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阿Q典型性格的塑造,呼唤着要整个民族从这面镜子中获得自省的途径。
鲁迅这种“对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确实很类似杜勃罗留波夫评论莎士比亚那样,“把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几个阶段”,这是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的一个杰出贡献。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脊梁,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与他同时代的人,而且经久不衰,对后人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鲁迅富于创造力和想像力的文学创作,则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文人的创作;
他的作品甚至超越了时代,即使是身处世纪末的中国,仍能感受到鲁迅作品不可抗拒的魅力。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47/49
2、杜运通、赵福生《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河南大学生出版社1998年出版12/47
3、《鲁迅全集》第一卷,335/536
丰子恺绘本,何满子导读《阿Q正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
4、《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5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
5、《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61
6、李铁秀《精神的黑暗与虚无—“阿Q胜利法”解析》见《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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