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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
作者何忠礼,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杭州市钱江特聘专家。
(杭州310003)
两宋立国320年,它是秦汉至明清中国封建社会里国祚最长的一个朝代,要不是在十三世纪时连欧洲人也谈虎色变的蒙古骑兵的侵入,南宋帝王即使最懦弱,仍可以垂拱而治,其统治远未达到崩溃的边缘。
可是,如果稍稍回顾一下在它之前的晚唐和五代,情况就截然不同。
前者自黄巢起义以后,“内为奸邪阉宦之所制,外为强臣藩镇之所逼,号令不出国门”,政权不绝如丝。
后者则“置君如奕棋”,53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
T地”,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
人宋,太祖兄弟在既不杀一名功臣,也没有实行“乱世用重典”的惯例,竟然使赵宋政权奇迹般地获得稳定,不仅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统一,而且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封建文化高度繁荣,使两宋成为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朝代。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异常动乱的社会局面至宋政权建立以后便戛然而止?
为什么在两宋没有出现汉、唐时候经常出现的宰执篡权、宦官专政、外戚用事、朋党之争、“女色之祸”,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这是值得后人认真探讨的重大课题。
笔者认为,北宋前期以政治、军事制度为主的制度革新,是其中关键之所在。
一、北宋前期制度革新的主要内容
宋太祖赵匡胤虽然起自军校,但与五代时期一般武人的迷信武力、卤莽少学、目光短浅不同,他既娴熟于军事,又胸怀大志,长于谋略,即使在戎马倥偬的间隙,也总是勤奋读书。
史载赵匡胤“性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
显德年间(953~959),他跟随周世宗平淮甸,有人向世宗告密:
“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
”世宗遣人查验,“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他物”。
即使如此,还是引起世宗对他的怀疑,立即将他召回,问道:
“卿方朕作将,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
”赵匡胤知道周世宗是一个猜疑性极强的君主,便回答道:
“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
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
”经过他的这样一番解释,不但巧妙地掩盖了自己的野心,还博得了世宗的连声赞扬。
从中不难看出,赵匡胤从早年起,就是一个勤奋学习,善用心机之人。
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后,登上了帝位。
夺取了政权的宋太祖却并不因此沾沾自喜,而是反复思考着如何巩固政权,如何统一全国的问题,故太祖自言,他是“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
太祖目睹五代以来的现实,又从史籍中看到历代各种统治经验和教训,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前朝在政治、军事等制度方面所存在的严重弊病,抓住主要矛盾,首先为大宋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导下,针对前朝的各种弊政,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革新,尔后又经过太宗、真宗两朝的不断完善,终于形成赵宋一代成法。
其革新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分割宰相事权――唐以前,宰相权力很大,几乎事无不统,这对皇权构成了威胁。
入宋,以枢密院掌军政,分去了宰相的部分军权;
以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日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原尚书户部已无职掌。
元丰,制度改革以后,虽罢三司归户部左右漕,但此时的户部,因其长官户部尚书(从二品)位高权重,直接对皇帝而不是向宰相负责,这样便分去了宰相的部分财权。
又设参知政事(后来一度改为尚书左、右丞)为副相,分去了宰相的部分政权。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二、解除大将兵权,实施将兵分离――北宋初年的大将,如张永德、韩令坤、慕容延剑、韩重赞、石守信、高怀德等人,论其资历,足以与赵匡胤相比肩,宋太祖采取一系列和平手段,让他们“出守大藩”,从而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宋代的正规军称禁军或禁兵,由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简称侍卫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简称侍卫步军司)三衙组成。
殿前司的最高将领为殿前正副都点检,侍卫马军司的最高将领为侍卫马军司正副都指挥使,侍卫步军司的最高将领为侍卫步军司正副都指挥使。
自太祖朝起,殿前正副都点检再不除人,自真宗朝以后,侍卫马军司正副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司正副都指挥使也罕除其人。
在解除大将兵权的同时,将调兵权归枢密院所有,其长官则直接受皇帝任命。
由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
上下相维,不得专制”,由于将兵分离,便有效地防止了武臣挟兵自重,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
三、设置监司,监督并收回州郡长官权力――宋代地方行政,实行州、县两级制。
州一级的行政单位,根据其政治、经济等方面重要性和地位的不同,又有府、州、军、监之分,宋人习惯上统称其为州郡。
为了防止出现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除了废除支州和推行以文臣知州事以外,还在州郡之上设置路一级的派出机构。
各路设转运使司,长官为转运使,掌一路财赋;
提点刑狱使司,长官为提点刑狱,掌一路刑政;
提举常平使司,长官为提举常平,掌一路常平、义仓、坊场、河渡、水利等。
它们统称监司。
另外,还设安抚使司,长官为安抚使,掌一路军政。
上述四个机构既互相平行,又互相监督,并共同负责对地方州郡的监督,故又有“外台”之称。
朝廷通过监司和外台,不仅收了所辖州郡的财权、司法权和军权,而且对其长官进行了严密的监督,有力地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
四、重用士大夫,以文臣抑制武将――宋太祖认为:
“宰相须用读书人。
”又说:
“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前者是太祖重视文臣的统治才能,后者是认为文臣不会造反,对他的统治构不成威胁。
因而有宋一代对武臣处处严防,动辄生疑。
为了抑制武人,多让文臣出任枢密使和安抚使、经略使等掌管军政的长官,以文臣驭武将,不给武臣有独立带兵作战的权力。
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士大夫,则比较宽容和优待,基本当若是耶?
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覆视之。
”从此遂成为制度。
太宗践祚,也屡屡发布加强刑政的诏令,太平兴国四年(978),改司冠院为司理院,“令于选部中选历任清白、能折狱辨讼者为之,秩满免选赴集”,以此精选和优待司法官员。
北宋前期,对法律的制订也十分重视,建隆四年(963)太祖命判大理寺窦仪等人更定《刑统》,将它作为有宋一代的根本大法。
此后,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又不断发布新的律、令,到一定时期,编成一部新的法规汇编,谓之“编敕”。
至于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则别有敕。
此外,还制订了所谓“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德之法、宽仁之法”等种种“祖宗家法”,从而奠定了有宋一代的法制基础。
对此,甚至平日不太张扬的太祖,也不无自负地对赵普说:
“朕与卿平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
”
综上所述,这些制度革新几乎针对了赵宋政权建立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社会弊病,以太祖为首的宋初君臣,考察历史之全面和深入,革新措施之周到和完备,为以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中确实难得一见。
二、北宋前期制度革新的意义和影响
北宋前期的一系列制度革新,对当代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彻底结束了武人政治,保证了宋政权的长治久安。
众所周知,北宋政权是直接继承五代而来,五代武人的专横跋扈,皇权也无力驾驭,前朝有实力的节度使成为后朝开国之君,几乎成了惯例。
今人责备宋初抑制武人、收夺兵权太甚,从而造成后来的军力不振,这是对五代以来武人政治缺乏了解所致。
当时的武人,军纪败坏,以掠夺和残杀为能事,他们既无效忠观念,更无丝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曾对人说:
“天子宁有种邪?
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十分典型地道出了武人们的心态。
周世宗对赵匡胤来说,可谓有知遇之恩,在后周诸大将中,赵匡胤以服从命令、遵守军纪著称,即便像他这样的人,一旦遇到机会,也要发动兵变,夺取政权,更毋庸说别的将领。
故宋初对军政的改革,对武人的抑制,非常必要,也不为过,可以说是宋朝所以能够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否则可以肯定地说,北宋必将成为继后周以后又一个短命的朝代。
宋太祖及其继承人重用读书人与分割宰相事权、重用台谏官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他们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启示,深感治理国家必须重用文臣,抑制武人也必须依靠文臣的道理。
但他们担心重用文臣以后,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是出现宰相擅权,皇权旁落。
或者大臣结成朋党,造成势力“渐不可制,遂至(皇室)卑弱”的局面。
因而在重用宰相和文臣士大夫的同时,又要分散他们的事权,以达到互相牵制的目的。
同时通过言官的风闻言事,对群臣严加监督,不让任何官员的举动越出祖宗家法一步。
再配合“异论相搅”之法,使群臣互揭其短,争相求取帝王的支持,这样帝王只要在其中搞一下平衡术,就不难垂拱而治。
其次,它有利于维护帝王与皇亲国戚之间的内部团结,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骨肉相残、姻亲成仇,最后同归于尽的悲惨结局,以维护政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在封建社会里,帝王、宗室和外戚三者,构成了休戚相关的利益集团。
尽管如此,由于皇位的巨大诱惑和他们的特殊地位,无论宗室、外戚或宦官,对于处于权力中心的帝王仍然是一种威胁。
帝王为了防范宗室和外戚对皇位的觊觎,监督群臣的举动,通常的做法是依靠宦官,给予一定特权,这样又造成了宦官势力的坐大。
宗室、外戚和宦官这三股势力,看似与帝王最为亲近,可是只要其中有一股势力滋长了野心,就会成为帝王的腋下之患,最后的结局往往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这种情况,在两汉和隋唐的历史中可谓时有所见。
宋初统治者制订了一系对待宗室和外戚的严厉政策,使宗室、外戚不能有非分之念,使宦官不能乘其间,目的虽然皆出于防范,结果却成了一种“保全之策”。
以宗室论,除了国初的“烛影斧声”之谜和太宗弟姬的不得善终以外,此后三百年间,并无宗室之乱,也无近亲宗室遇害事件发生,就是明证。
至于外戚,正如元代史臣所谓,待之尽管优厚,限制亦甚严格,但“其间有文武才?
,皆擢而用之,怙势犯法,绳以重刑亦不少贷。
仁、英、哲三朝母后临朝听政而终无外家干政之患,将法度之严,体统之正,有以防闲其过屿”。
自北宋后期,宦官之权虽然渐重,但也完全在帝王的控制之下,他们若稍有不法,即遭言官弹劾,因而也不敢过分作恶。
以上这一切,都大大地减少了统治集团的内耗,易于对付突然出现的变故,保持赵宋政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三、它开创了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巩固了赵宋政权。
汉高祖有言:
“今吾以天之灵,与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
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
贤士大夫有肯?
奈矣握撸?
吾能尊显之。
”有人据此以为,汉高祖是最早提出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人。
但是,无论汉高祖本人或是北宋建立以前的任何一位君主,并没有真正做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包括隋文帝和唐太宗在内。
他们的喜怒无常和动辄杀戮,根本就没有将文人士大夫放在眼中,最多也不过是一时利用而已。
入宋,最高统治者对文人士大夫的态度确实有了很大改变:
一是对他们不杀少辱,待之以礼;
二是通过科举,广泛吸收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寄之以重任,委之以大命,在经济上也照顾有加;
三是允许文臣广泛发表意见和上书言事,即使言辞激烈,一般都能容忍;
四是在君臣关系上,相对显得“平等”,他们可以同坐共桌,脱去外衣,一起饮酒,一起欣赏宫女歌舞。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一贯遵循“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重文政策的推行,增强了他们对赵宋政权的忠心,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存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名训,像“公事如家事,官物与己物”的官箴,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或出现在宋代士大夫之口,或受到宋代士大夫推崇的原因。
士大夫们在言论上是如此,在实践上也有充分表现,如北宋灭亡以后,极大多数中原士大夫都跟随高宗南下,留在金朝或投入伪齐政权者少得屈指可数。
元灭南宋后,虽有一些士大夫归顺了元朝,但对新政权采取不合作态度或对南宋亡国寄以无限哀思的士大夫,比任何朝代的亡国士大夫都要多得多。
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正是由于贯彻了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原则,所以才会出现仁宗朝初年的宰相吕夷简,敢于干预帝王家事,坚持要求刘太后礼葬仁宗生母李宸妃的事件;
数年后,又有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针对刘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一事,上疏表示反对,他说:
“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
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
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
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
”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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