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任务驱动型最新素材 0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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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任务驱动型最新素材05
外国教授眼中为何中国学生大多没礼貌
一位熟识的外国教授很郁闷地给我发来一封邮件,提了一个让她耿耿于怀很久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学生大多没礼貌。
事情的缘起是,一位刚刚入学的中国留学生申请加入她的研究团队,约见了几次面,次次迟到,而且从来不说“谢谢”,也从来不说“对不起”。
我说也许这位学生性格比较内向,她很严肃地回复道:
“不,这与性格没有关系。
”
或许是出于面子的原因,我没有对她说,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有深切的体会。
这些年参与了大量对外交流的活动,也在国外长期生活过,很难不注意到这个差异:
至少是在各种正规的社交与公共场合,欧美国家的人要比中国人讲礼貌得多,社会各界对于礼貌的要求也比我们高得多。
例如,法语中的第二人称单数有敬辞vous(您)和非敬辞tu(你)的差异,与不熟悉的人讲话若不用敬辞,不但对方会很不高兴,身边的人也会觉得讲话者缺乏素养。
而且,在欧美国家生活,无论讲什么语言,“对不起”和“谢谢”是需要时时挂在嘴边的,该说的时候不说,搞不好路人也会报以冷眼。
毫无疑问,我们也曾有过文质彬彬、以礼待人的年代,但出于种种原因,这种风气似乎变得不合时宜了。
我也曾问过一些年轻人,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
有一种解释很有代表性,那就是动辄对人说“谢谢”或“对不起”会显得“虚伪”。
这个答案当然是站不住脚的。
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新的阶层正在我们的社会中不断形成,而刚刚获取某些阶层身份的人的心态,也在发生悄然的转变。
在很多人看来,语言也是身份的象征,仿佛对他人过于有礼貌,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一般。
不信的话,看看绝大多数人对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的态度,就明白了。
当然,欧美社会也有很多不讲礼貌的人,这些人的粗暴无礼也有各种各样的根由,比如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比如文化中自由狂放的基因,等等。
但这样的人通常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
然而在我们的社会里,似乎很少有人觉得没礼貌是个多大的问题。
反而彬彬有礼的人时常面临“虚情假意”、“外交辞令”的批评。
做这番比较,没有妄自菲薄的意思。
礼貌与否,似乎也不会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构成什么根本的阻碍。
但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与文化之间要想实现顺畅、友善的交流,需要“礼貌”这张全球畅行的通行证。
这是因为,无论“对不起”还是“谢谢”,体现的都是对他人的最本真的情感的尊重。
打扰了别人要认错,获得了帮助要致谢,这本来也是毫无争议的交流逻辑。
为何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成了“虚伪”呢?
退一步讲,就算讲礼貌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虚伪”的一面,但在现代社会秩序形成的过程中,这种“虚伪”也是必不可少的。
“海绵城市”要容得下怀疑之水
日前,有媒体报道,在刚刚过去的汛期,承担着增强城市防涝能力重任的30个海绵城市的试点城市中,有19个出现内涝,有人因此认为海绵城市试点失败了。
对此,住建部官网发文指出,海绵城市建设不会立竿见影、一蹴而就,住建部有关负责人就此表示,目前海绵城市建设还在加快推进。
相对于围绕海绵城市发生的是是非非,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住建部通过官网发文,来回应舆论的质疑。
有心者不难发现,这种部门发文回应质疑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多地呈现,而且远远不止住建部一家,这些年来我们见过很多部门这样。
甚至在有的时候,在同一问题上,有关部门还会发出“系列回应”。
这种部门回应质疑的做法,起码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体现了对于民意的重视。
中央一再强调,要学会在舆论监督下工作。
既然是舆论监督,就免不了有怀疑有议论。
必须指出,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了解的情况不同,不是所有的质疑都大有道理,但所有的质疑,都应该得到回应。
一件事情,风声、雨声、质疑声,已经声声入耳,结果有关部门还在装着没有听见,甚至戴上耳机自娱自乐,显然不是有媒介素养的表现。
只有正视民意,回应民意,才是正确的做法。
还有一个则是有利于增进共识。
舆论的质疑,有时乍听起来刺耳,但真正听起来却是悦耳。
这是因为舆论的质疑,不管最终内容如何,大多体现了对工作的关心,很多时候还有真知灼见。
而有关方面做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都必然需要得到舆论的理解和认可。
事实已经说明,一项公共工作,越是得到舆论理解,越是能够形成合力,越是容易落实推进。
在对舆论质疑的回应中,不仅能够检省自身不足,而且有利于舆论了解自己目前所做的工作,最终增进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
拿海绵城市来说,顾名思义,海绵城市就是能够像海绵一样吸水的城市。
这样的城市就像一个会呼吸的有机体,下雨时吸水蓄水,天旱时补水放水,能够最大程度地留住雨水。
在建设海绵城市上,并不是我们率先“吃螃蟹”,世界上已经有了成功先例。
但是,在城市建设中,我们从来都不缺少概念。
在很多概念和口号上,我们甚至还在世界上领先,但就其实际来看,往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美好的概念并没有化为生动的现实。
现在,30个海绵试点城市,有19个出现内涝,舆论据此展开质疑,自有其合理之处。
可以讲,因为在这次汛期中的表现,现在海绵城市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
诚然,建设海绵城市,也未必是绝对不淹不涝,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雨量的影响。
但有必要分析,这是不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当前出现的内涝,到底是因为雨量太大,还是因为海绵城市建设不到位,抑或是因为海绵城市建设存在重大问题?
疑问一个接一个,装聋作哑显然不行。
正面质疑,正确回应,不仅是对民意应有的态度,也是对海绵城市建设应有的态度。
“海绵城市”要容得下怀疑之水。
对于住建部来说,发出这篇文章,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而现在因为这篇文章,很多人加深了了解,转变了认识,从这意义上说,部门发文回应质疑是个好习惯。
当然,回应舆论质疑不只这么一种方式,重要的是,不能把舆论质疑当成是找麻烦,要通过勇于、善于回应舆论质疑,来推进自身工作。
如果一次不行,那就继续解释,最终达到增进共识的目的。
这也是媒介素养的题中应有之义。
拍战争电影不能缺少反战思维
中影出品的《我的战争》还没上映,它的一条宣传片已经在网上火了。
宣传片中,一位相貌甜美、带有口音的韩国导游,在向一车老年中国游客介绍首尔时被打断,游客们纷纷发言,“那时我们是文工团的!
”“我们是钢刀连的!
”“那时候不用护照!
”“我们是举着红旗进来的!
”“那会儿这叫汉城!
”
这是一条伪装成真实视频片段的电影宣传片。
第一眼,你会被它吊起好奇心,好奇那位富有青春气息的韩国导游,与一车老年中国游客会有什么样的“戏剧冲突”。
当你明白宣传片的立意之后,会有短暂的错愕感觉。
这两天网上舆论爆发出对这条宣传片的大讨论,很多人都对宣传片表示了不满。
不满的缘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宣传片所渲染的狂欢气氛。
全车的乘客,都处在情绪高昂的状态,说话时都提高了声调,每一位的发言,都会得到一片欢声笑语式的回应。
只有那位韩国姑娘满脸的懵懂、一头的雾水。
但去过韩国的人会知道,韩国的年轻人并非对历史一无所知,相反的是,他们对昔日发生的民族内战是敏感的,在韩国境内,谈论朝鲜战争是需要用词谨慎的,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带来无形的伤害。
而宣传片所营造的狂欢情境,显然无视了韩国人的感受。
二是宣传片所使用的胜利者视角。
这种胜利视角,容易让人产生不舒适的感觉,尤其是在面对一个柔弱的小姑娘时。
全车人都在和小姑娘讲历史、讲道理、讲输赢,但历史、输赢与道理,哪儿是这几句情绪化的发言所能讲得清楚的?
朝鲜战争中美伤亡比例悬殊,中方牺牲了那么多人,现在首先被呈现的竟然是向一个韩国年轻人炫耀“那时候不用护照”?
不知道《我的战争》电影全片表达了对战争怎样的态度,但就目前这个宣传片来看,它所呈现的战争观是冷血的、扭曲的。
一部合格的战争片,除了要提供给观众一个好看的故事外,更重要地是要正确表达它对战争的态度。
尽管这个世界的不同地方,仍然时有战火发生,但“反战”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
战争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是正义与善良的人被逼迫到角落中无可退却之后的反击。
动辄就打击这个炮轰那个的言论,很容易被当成战争贩子来看待。
一部战争电影包不包含反战思维,是衡量它是否为佳作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
当战争不是为了打击邪恶,它就失去了正义性。
同此逻辑,当战争电影看不到沉痛与反思,那么影片所呈现出来的暴力,就是一种教唆,它会对年轻人造成什么样的鼓动?
这可想而知。
回顾历史上重大的战争,有的已经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共识,比如反法西斯战争,这是人类正义的一次重大胜利。
有的战争则是站在不同立场上,会有不同的认知,比如这次《我的战争》宣传片所指向的朝鲜内战,不同国家还有不同的解读甚至矛盾的观点。
而那场战争遗留的影响,在某些层面至今未消除,影响着相关国家的心态和外交等各层面。
所以这一题材的电影,本应有更严肃、更深刻的视野。
否则不仅是对历史的曲解,还可能误读现实。
文艺作品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观众更好的理解历史、理解人性,而一个价值观扭曲的电影,则可能导致更多地争议和误解。
那么多优秀的反法西斯电影,对待战争的态度都是严谨的、严肃的,任何浅薄的调笑行为,都可能引发事与愿违的观感。
在“手撕鬼子”的闹剧被人人喊打之后,“我们是举着红旗进来的”这样的腔调,也应该被警惕。
电信诈骗案的政策话语与社会现实
最近一段时间,电信诈骗的案子,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版,中国的诈骗案件似乎正在剧增。
细看这些报道的字样,大多是“学生”、“大学生”、“女大学生”……因为上了当,“悲痛身亡”、“跳海自杀”、“离家出走”……。
终于,人们看到,电信诈骗不只骗了大学生,他们的老师也逃不掉,“清华一教授被电信诈骗1760万”,这个新闻一经发出,迅速成为热点事件。
按照人们的常识,诈骗是智者欺骗愚者,有知识的欺骗没知识的。
反常识的事情,要么是事情的复杂,已非常识所能解释,要么是当事者自身不符合常识的成立要件,常识也就仍然安稳。
大学生,乃至教授,竟然遭电信诈骗,这样反常识的事情频频出现,就出现了前述两种声音,一种是疾呼电信诈骗问题的严峻,既然大学生、清华教授都受了骗,又怎能指望一般人不受骗。
看看网上新闻的留言,这样的声音是多数。
如今,凡是有手机的人,每天不接到几通“骚扰电话”估计反倒是怪事了,如果“骚扰”也是一种伤害,电信诈骗,几乎找不到不曾受害的人了。
极端的电信诈骗案件的出现,激起的已然是普遍的民愤,“愤怒”不过是受了伤害的人的理性的第一反应。
常识在理性面前往往站不住。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虽然不能说是多数,却总在诈骗,似乎还有强奸之类的案件中时时出现,往往以嘲笑的语气,讥讽大学生、清华教授“没有社会经验”、“生活能力太低”,进而“读书无用论”的老调也搬出。
可是,在这样一种“少数”的声音后面,我们却听见了一种多数的暗习,关于电信诈骗的应对,从政府到学校再到家庭,一遍又一遍念咒般的教导是,“增强防范意识”、“不要相信陌生人”,这教导的反面,是那些受了骗的人,得到的回应总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你怎么这么傻”。
因为这种归责于受害者的社会心理,诈骗,也如强奸一样,成了极具“犯罪黑数”的案件。
我们看到有十个受害者出来报案,殊不知还有几十个几百个受害者不敢:
堂堂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竟然信了那么荒唐的电信诈骗信息。
发生了这样不光彩的事,除了忍气吞声,还有什么路好走呢。
责备受害者,按照一些社会功能论者的解释,是一种社会自我的“简约治理”。
电信诈骗之类的犯罪打击起来并不容易,社会为了保护自己,就形成一种谴责受害者的文化心理。
诈骗犯不好抓,受害者总是跑不掉的,谴责他的疏失,可以提高全民的防范心理,诈骗犯也就更难得手,这是成本小而有收益的“简约治理”。
然而眼下的现实似乎是,“增强民众防范意识”的大力宣传,与“你怎么这么傻呀”的社会谴责,非但没有发挥阻止电信诈骗案件快速增长的“功能”,从每日的新闻里,我们却时常听到受害者因为自我谴责,走上了绝路。
社会没有更安全,每个人却处在一种哑巴吃黄连的困境里,这是怎样的一种“简约治理”呢。
今年的八月份,山东一名叫徐玉玉的大学生,被电信诈骗走了9900元的学费,过度悲伤而不幸离世。
这就是舆论热议的“徐玉玉事件”。
对于这起案件,不久后,工信部给了回应:
“基础电信企业不会将垃圾信息和骚扰电话作为其发展客户、提升业绩的途径,但也不排除个别基层电信企业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罔顾社会责任。
”单从这字面的含义,我自认一下子看不懂“基础电信企业”和“基层电信企业”是什么关系。
“但也不排除个别”的话语,又说得何其顾全大局。
问题是,“个别”是多少个呢,监管部门既然有信心称当前的电信诈骗只是“个别基层电信企业”所为(且不管这基层电信企业和基础电信企业是什么关系,相互负有何种责任),那么自然是有统计数据足以支持这样的政策论断,又为何不直接公布数据以更好地使媒体和民众信服。
工信部认为,当前电信诈骗频发,“根本原因是部分虚拟运营商对实名制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对国家法律要求置若罔闻,存在重发展用户、轻实名登记的思想,对各类营销渠道管理不严,存在默许甚至纵容营销渠道在销售移动电话卡时,不登记用户身份信息、故意虚假登记身份信息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而表示“将加大对虚拟运营商的监督检查和违规处罚力度,把实名制落实情况作为虚拟运营商申请扩大经营范围、增加码号资源、发放正式经营许可证的一票否决项。
”
于是,我们就有了如同“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一样重复播出的逻辑:
因为“个别基层电信企业”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罔顾社会责任,不落实国家的实名制政策,而导致徐玉玉被骗这样的电信诈骗案件频频发生,对此,有效的应对方式是工信部门将加大力度让个别不法企业负起社会责任。
一方面,是个别现象到底是多少个我们至今不知道,另一方面,是受了骗的人忍着不说,到底有多少人也难统计。
在个别现象的政策话语里,电信诈骗是少数的坏人该承担责任;在那些不知名的徐玉玉那里,一切都是个人的“傻”、“不小心”、“防范意识薄弱”惹的祸。
既然工信部确信都是个别不法分子的错,又有那么多的受害者甘愿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工信部又何必宣示“加大监督检查和违规处罚力度”,难道出了事,不应该是做错事的人承认责任吗。
这样的政策话语实在令人费解。
但由工信部出面回应,这本身就暴露了一个公共行政的常识问题。
按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解,政府职能部门与相应的经济行业、社会领域之间,本就容易产生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更何况在中国的电信产业中,国有经济又是主导。
纵然没有利益的纠葛,职能部门出于关注自身领域产业发展的特定思维,也容易产生忽视社会整体公利的政策偏见。
这种利益纠葛和政策偏见的纠正,并不是特定职能部门自己又立法又执法所能完成的,而必须经由一定的外部监督才能实现。
在电信诈骗管理上,工信部草拟或出台工信领域的条例法规,没法跳出“监管不力”就“加大监管”、“加大监管”仍然“监管不力”的死循环。
这是一种公共行政的常识,在面对反常识时,要么是这常识出了错,工信部确实有特别强的自我监督和政策审视能力,已为常识都不能解释;要么是常识没有错,只是工信领域实在是一个特殊的并不牵涉公共行政的领域。
倘若这常识还有效,那么工信部门负有监管责任,但也必须引入外部权力监督,才能保障工信部“切实履行责任”,保障社会公利。
除了传统的加强中央的部门协调和人大等机构的外部监督以外,如何在工信部门政策过程中,增加更多来自“电信消费者”的声音尤其是不可少的。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中,要政府事无巨细全部监管到位,显然是行政成本极高而无法实现。
另一方面,特定产业中的使用者和消费者,在相应的公共产业政策和监管中没有声音,而不得不自认倒霉、自我谴责,这样的公共政策过程,本身就谈不上公共性。
在电信领域积极发展公益性的社会组织,使之发挥一定的监督和服务功能,是降低行政治理成本、增进电信消费者权益、提高诈骗受害者能见度的可行之策。
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保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使那些政府统计不到、媒体报导不到的、自我谴责的受害者们,更有可能见到阳光。
武汉大学炸楼背后的法律问题
9月10日是教师节,然而武汉大学凌晨炸楼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据媒体报道,这次炸楼的理由是由于武汉市东湖环境改造的要求,被炸掉的是武汉大学工学部第一教学楼(又称主教楼)。
该楼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操刀设计,于1997年开始建设,2000年投入使用,在当时耗资约1亿元建设,教学楼共19层,是武大最高的建筑。
一幢大楼使用不到16年就炸掉,真的是让人们难以想通。
我们国家教育投入十分不足,学校还没有富裕到可以随便建个楼用十几年就扒掉的程度。
即使将来有钱了,也不能如此任性。
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温《循环经济促进法》———该法第25条第2款规定:
“城市人民政府和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建筑物维护管理,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
对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决定拆除。
”
应该说,法律的规定是明确的。
武大炸楼是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呢?
这幢大楼才使用了16年,当然属于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那么除了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是不得决定拆除的。
显然,武汉大学也知道所谓“环境整治”难以扯上公共利益,只有找别的理由。
果然据当地媒体介绍,校方“武汉大学工学部第一教学楼拆除的原因是主教楼建筑高度超高违反东湖风景区规划,对景观视线造成遮挡,破坏东湖景观和自然山体轮廓线;同时,区域现有建筑外观及环境质量不佳与东湖绿道、东湖风景区规划要求不相符,与校园建设要求不相符。
”这个理由看上去蛮有理,实际上真让人无语。
城乡规划是城乡建设的生命线,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列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名录,其分区与专项规划早应列入武汉市的总体规划,难道当初的建设者胆大妄为,在没有依法取得规划和施工许可的情况下施工建设与竣工使用的?
那当地政府以及规划、施工主管行政机关去哪儿了?
事实是目前为止,没有人说这个大楼1997年建造,2000年竣工使用时不符合当时的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
有人引用2011年经住建部批准的《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1—2025)》作为炸楼的依据,说是该规划要求,“城市建设要充分考虑东湖的自然景观特色,不能破坏东湖山水空间构架和尺度。
要严格控制湖滨地区和嵌入城市内部的洪山、珞珈山过渡带内的建筑高度、体量、色彩,与自然山际线相呼应。
对不符合规划的建筑予以拆除。
根据上述总体规划,东湖风景区管委会近年来一直在依法实施环境整治系统工程。
其中,今年启动的东湖南路沿线环境整治工程方案,经过来自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建筑设计院和中信建筑设计院专家专题审慎论证。
整治工程西起武大文澜门,东至枫园东门,总长2350米,最大纵深260米,最小纵深44米,包括沿湖区域工学部第一教学楼拆除及等面积还建、沿湖整治区域内约16万平方米老旧建筑改造和环境整治等。
”
这个文字把戏还真让人叹为观止。
想当年建造这幢被人们誉为“变形金刚”大楼前,知名院士何镜堂主持设计,肯定也是“专家专题审慎论证”了的,否则难以取得行政许可。
据记者从湖北省高校相关年鉴等资料了解到,这幢原名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主教学楼的大楼在竣工投入使用后,曾获得湖北省“楚天杯”奖、建设部部级优秀建筑设计三等奖和中国建筑工程质量最高荣誉奖———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
若是违反规划,连申请这三个奖项的资格都没有。
既然当年手续完备,怎么能用10年后的规划溯及以往?
又怎么能把1997年建的大楼炸了以符合2011年的规划?
我们难以说当年与今天的“专家专题审慎论证”谁对谁错,但我们面对亿元以上造价的浪费,实在无脸说当年建是对的,今天炸也是对的。
当年或今天的“专家专题审慎论证”和建造、拆除总有一方是错的。
据说武汉大学此次炸掉大楼是奉命行事,当地省市政府给予了资金支持,仅拆除费用就达1300万元,再建造同等面积、水平的大楼没有几个亿下不来。
就此,我们仅批评武大似乎有点不公,还应该问责当地政府。
纳税人的钱好几个亿说没就没了,这种典型的“崽卖爷田不心痛”,崽不心痛,我们当爷的心痛!
近年来,人们对于贪污受贿的危害有足够的认识,但对浪费所造成的危害则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特别是依刑法第397条追究玩忽职守罪的寥寥无几。
一句“交学费”便成了“护身符”。
截至2013年底,全国近3000个县市区,国家级贫困县只有592个,而湖北省有25个县名列其中,脱贫的任务还很艰巨,资金缺乏是重要原因。
这种情况下,领导们有什么权力如此浪费呢?
眼下,对子女的教育支出是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许多贫困的孩子因贫失学,徐玉玉们被骗学费而失去生命,不少学生还在危房上课。
为此,我们有理由呼吁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绑紧公款使用的口子,把钱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并对那些浪费民脂民膏者刑事问责!
今天该以怎样的姿势纪念老舍
北京有两个著名的湖,一个叫积水潭,一个叫太平湖,这两个湖和两位著名的文化人有关,一位叫梁济,一位叫老舍。
1918年11月10日,梁济跳入积水潭,自杀前他问儿子梁漱溟的问题,成为一句著名的遗言,“这个世界会好吗”。
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身太平湖,没有留下遗言,但在此前与巴金碰面时,老舍对巴金讲了一句话,“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今天是老舍逝世五十周年。
老舍有没有问题,历史早已给出答案。
毋庸讳言,老舍之所以比他同时代的作家更具影响力,更为广泛地被怀念,更多地被讨论,是与他的离世方式有关的。
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时代不能够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甚至没法过上普通人的生活,最终选择一潭湖水作为生命的终结点——这桩事件巨大的悲剧性,至今仍在深深震撼着人们,并不由地继续追问,到底是怎么了?
老舍之死,是一个文人捍卫内心洁净的方式,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审判。
老舍已经离开五十年,但那些曾殴打过他、羞辱过他的人,仍然有不少还活着,并无忏悔。
这是纪念老舍的意义之一。
当然,我们更愿意单纯从文学层面来纪念老舍。
作为现代京味文学的开创者与奠基者,老舍写出了《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正红旗下》等长篇小说,写出了《茶馆》、《残雾》等数十部话剧、曲艺作品。
因去世而错失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使得他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言人。
法国作家、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评价老舍说,说“我最喜欢他那种独特的伤怀之感”。
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老舍作品中最具分量的,还是那些具有嘲讽与批判意识的人物与描写。
在描写风土人情方面,老舍是大家,但只有深入到他所塑造的底层人物内心,才能真正感受到老舍的悲悯与智慧。
在大多数的作品里,老舍表现出与世界上所有优秀作家一致的步调:
立足本土,守住底线,独立创作,拒绝妥协。
可是在今天,具有讽刺意义地是,尽管老舍仍然是语文教科书中作品入选最多的作家,但当谈论起老舍时,说得最多的已经不是他的作品,在时间长河逐渐湮没经典的时候,一位身心遍布伤痕的老舍形象却愈加清晰。
这就是我们不愿看到但却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
相比于等身的著作,一顿毒打,以及决绝的一跳,更容易让一位作家被永世铭记。
一位作家,为芸芸众生立传,让小人物活灵活现地永远生存在文学作品里——若非出于悲悯,是没法写出那么多优秀文字的;一位作家,为曾经写下过一点儿违心的文字,内心倍感煎熬,在他喊出“打”和“该打”的字词时,内心的真实话语却是“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若非出于良知,他也不会选择“自杀”这种激烈的拒绝姿态。
纪念老舍,就是纪念一个心怀悲悯与良知的人。
悲悯与良知,是老舍那一代文化人物的共同特征,这两种质素,虽然多隐藏于内心,属于一种内在能量,但当它作用于社会时,却强大到足以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
老舍的自杀,不是那个时代的唯一悲剧,在一份长长的自杀名单上,还有傅雷、吴晗、叶以群、翦伯赞、赵慧深、严凤英、周瘦鹃等著名文化人物的名字。
自此之后,悲悯潜伏,良知黯淡,文化脉络断裂,一度气息奄奄。
如果说梁济自杀是对道德沦丧的谴责,那么老舍的自杀则是对文化沦丧的抗争。
好在,寻求内心的悲悯与良知,愈是在一个现代的、追求进步的国家,愈会凝聚成巨大而又有声的需求。
追回内心曾经拥有而又被抛弃过的品质的过程,本身就是渴望自由呼吸和坦荡生活的有力证明。
那些投湖自尽的文化人,或会觉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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