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修辞研究的传播学视角.doc
- 文档编号:8739391
- 上传时间:2023-05-14
- 格式:DOC
- 页数:9
- 大小:58.50KB
论修辞研究的传播学视角.doc
《论修辞研究的传播学视角.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修辞研究的传播学视角.doc(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本文应约即将刊于一大学学报。
论修辞研究的传播学视角*
陈汝东
(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关键词]修辞;传播;研究;方法
[摘要]本文从修辞与传播的关系出发,在追溯两门学科的学理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修辞与传播本质上的差异性与统一性,探讨了两门学科研究中理论与方法相互渗透的学理渊源,揭示了两门学科进一步结合的可能性、现实性及其理论和实践价值。
作者认为,修辞与传播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学科属性等也具有统一性,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渗透甚至融合。
两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应该相互借鉴。
修辞学研究应能动地吸收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向人类传播的各个领域拓展。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示码][文章编号]
OntheResearchofRhetoric——AnApproachofCommunication
ChenRu-dong
(SchoolofJournalism&Communication,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Keywords:
rhetoric;communication;research;approach
Abstract:
Ontheascendingofthetheoreticalresourcesofrhetoricandcommunication,thispaperanalysesthenaturesofrhetoricandcommunication,anddiscusse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m.Andthenthepapercompares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onresearchobjects,researchmethodsandtheoreticalsystemsofthetwodisciplines.Theauthorfindsthatrhetoricandcommunicationareconsistentinnature.Theyareallsymbolicactsofhumanbeing.Intheprocessofrhetoricandcommunicationstudies,thetwodisciplineshavebeeninfiltratedandsyncretizedtosomeextent.Theiracademicnatures,researchobjects,approachesandoutcomesarebasicallyconsistentonsomesides.Thestudiesofrhetoricandcommunicationshouldbenefitfromeachother.Rhetoricstudiesshouldusecommunicationtheoriesasforreferenceandopenupresearchfieldsineveryhumancommunicationform.
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修辞学发展迅速,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加深,研究范围扩大,研究方法更新,研究成果显著。
这些,一方面来自学科内部,另一方面来自对相邻学科理论方法的吸收、借鉴乃至融合。
修辞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
起源于20世纪中叶的传
*本文为中国修辞学会2003年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12日浙江·金华)论文,作者曾就此作大会发言。
[作者简介]陈汝东,男,山东利津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修辞学、传播学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语言伦理学》、《认知修辞学》等。
播学,上个世纪90年代初被介绍到我国,其后出现蓬勃发展之势。
其研究范围不但包括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而且广涉一些传播实际领域,比如新闻、广播、影视、广告、编辑出版、网络以及其他媒体等。
传播学不但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也与相邻学科相互借鉴。
传播学在基本理论方面,与修辞学、言语交际学等关系密切,甚至有交叉。
为此,本文将从修辞与传播的属性出发,考察两门学科之间的学理渊源以及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的异同,探讨两门科学理论建设中的互补与互动。
一、修辞的内涵及其传播性质
学术研究是时代的、历史的。
学术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的内涵和外延,也同样是时代的、历史的。
修辞的内涵和外延,同样具有时代性。
公元前5世纪是修辞学的初创时期。
古希腊早期的诡辩派给修辞所下的定义是:
“修辞术是说服的艺术。
”[1]亚里士多德“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
[2]他认为,“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
[3]尽管如此,在后世的修辞研究中持劝服观的依然很多,比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修辞学家EverettLeeHunt就主张“修辞学是研究人劝服他人以做出自由选择的学问”。
[4]显然,此处的“修辞”,用今天的观点看,就属于人际传播或者言语传播(speechcommunication),说服或劝服只是传播的一种功能。
修辞学在19世纪末衰落,20世纪初开始复兴并进入鼎盛期,以至有人把20世纪称为修辞世纪。
[5]20世纪中叶后,修辞“成了一个核心概念,一个关键词,不仅在其传统的学科英语和言语传播系,而且是在几乎每一个社会科学领域。
”[6]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修辞学家I.A.瑞查兹(IvorArmstrongRichards1893-1979)曾指出,修辞学“应该是一门研究误解及其补救的学科”,[7]修辞学应该着重研究误解,研究消除误解的策略,应该解决交际过程中失误的控制以及成功的交际与失误的交际之间的差别。
[8]而美国当代修辞学家则认为,修辞既是人类运用符号相互交际的独特能力,[9]也是“一种用以协调社会行为的交际活动”,[10]“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础”。
[11]今天,修辞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概念。
正如LarryRosenfield所指出的“至今,‘我可以说’,修辞现象这个概念‘涵盖了浪潮之外的一切’。
”RichardMcKeon回应说:
“浪潮又何尝例外呢?
”[12]这说明,修辞无处不在。
不言而喻,上述的言语交际修辞观,实际上就是言语传播。
至于说“修辞是一个由说写者和听读者参与的交际过程”,[13]也可以说是一个传播过程。
在我国,人们对修辞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我国古代的修辞观主要是炼词炼句即“修饰”。
1926年王易在《修辞学》一书中提出:
“修辞学乃研究表现文章内美之学也。
”这种观点反映了我国修辞观念上悠久的美辞观传统。
这一观点实际上是由修饰观而来,炼字炼句、精雕细琢的结果就是使语言美。
这一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张弓的修辞主张中被延伸:
“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
”[14]这一观念与美学融合,到80年代逐渐形成了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修辞美学。
与此不同的是,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提出的“修辞”广狭之分。
他认为:
“(甲)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
”[15]他把狭义和广义交叉,得出四种含义:
修饰文辞、修饰语辞、调整或适用文辞、调整或适用语辞。
实际上,就是修饰、调整或适用文辞和语辞。
据此,陈望道得出了“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
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的结论。
[16]20世纪中叶,人们把修辞纳入语言运用的大视野来认识。
因此,有了许多更为深入的论述。
比如,“修辞就是在运用语言的时候,根据一定的目的精心的选择语言材料这样一个工作过程。
”[17]“修辞,这里指的是对语言材料的加工,目的是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
”[18]“修辞现象是言语交际中表达一方力求获得最佳交际效果的一种言语表达现象……修辞手段是言语形式的最佳组合。
”[19]到了20世纪末,这种观点被延展到言语交际行为及其整个过程:
修辞就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言语环境,有意识有目的地组织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一种言语交际行为。
[20]
比较上述修辞观念演变的历史进程,我们发现,各种修辞观中都蕴涵了传播的成分。
无论是古典修辞学中的说服观、修饰观,还是现代修辞学中的言语交际行为观,都是人类交际,也都是人类的传播行为之一。
因此说,修辞本身就具有传播的属性。
二、传播的内涵及其属性
在汉语中,“传播”的日常语言意义就是“广泛散布”。
[21]它并没有英语“communication”中所包含的“通信”、“通讯”、“传达”、“交换”、“交流”、“交往”甚至于“交通”等意义。
“传播”就是广泛散布,使信息在公众中不断扩散。
“传播”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受国外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翻译方面的“误会”。
实际上,作为学术名词的“传播”,确切说是一种大众交际、交流,不仅包括语言的,也包括非语言的、电子的,包括口语交际,也包括书面语交际,包括人际对话,也包括书刊、报纸、影视、网络等各种媒体的交际,后者被称为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
可以说:
传播就是人类交流或交际,是人类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信息交换、交流的行为和过程。
在中外传播学研究者的笔下,“传播”有各种各样的界定,比如“所谓传播是人际关系借以成立的基础。
又是它得以发展的机理。
就是说它是精神现象转换为符号并在一定的距离空间得到搬运,经过一定的时间得到保存的手段。
”[22]“从最普通的意义上来说,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
”[23]“所谓communication,是指两个以上的个人之间,甲的精神内容(知识、判断、感情、意志等等)传播给乙等等,或者说,甲的动作、语言、记录等符号效果作用于乙或乙以外的他者。
”[24]“传播是信息的双向流通过程,包括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两大类型。
”[25]“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26]等等。
万变不离其宗,无论语言表述差异多大,这些界说本质并没有多大区别。
传播在本质上就是人类交际。
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一书,就主张传播学研究“人类社交的基本过程”,[27]同时“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
”[28]这代表了“传播学”建立之初的宗旨,也体现了此后“传播”的内涵。
总之,无论是着眼于言语交际,还是立足于科技信息传输、大众媒体或媒介的信息传输,“传播”的基本内核是人类通过符号等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行为和过程。
传播涵盖了一切人类交往模式。
综括上述学术观点和社会实践,作为一般人类交际行为及其过程,传播的基本属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传播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行为。
在现有的传播界定中,都具有这样的限定:
即传播是人类交流的基本方式,也是社会运作的基本条件。
因此,传播的社会功能表明,它不是游离于社会成员或组织之外的闲情逸致,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行为。
人类通过实施一定的信息组合、传输和接收行为,达到共享信息,协调社会活动的目的。
(2)其次,传播是一个人际信息交流过程。
显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传播多不是盲目的,其产生及运作的目的和结果,都是达到人际或人机之间的交流,协调、组织彼此的行为或活动,完成一定的任务。
人际之间的对话如此,大众媒体传播如广播、影视、书籍、报刊以及网络等等,无不如此。
从传播者信息的采集、组织、编码以及构思、编辑、整理,到信息传输、接收、解析甚至于反馈,都是一个个的信息交流过程。
无论传播行为发生的方式是个体还是群体,人类传播的各种模式都表现为一个交流或者交往过程,传播的终点是人。
(3)再次,传播是一种互动行为。
[29]传播行为及过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其互动性。
这表现在:
信息发出者具有一定的指向,且信息接受者有一定的反馈,尽管有时候反馈不一定处在同一个时空场中。
有时候,传播并不一定引起反馈。
比如,在传统的报纸传播模式中,登载新闻以后,报社并不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来信或来电,但只要有读者看了新闻,他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可能到此为止,也可能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传播或影响他人。
即使是人机之间的传播行为,虽然机器不一定以语言形式回答,但它会做出一定的反应或被期望做出一定的反应。
因此,可以说,传播的互动性不仅表现在传播者(信息发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同时包括受众之间的互动。
(4)最后,传播是一个有机系统。
通常人们把传播划分为“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五种形式。
这主要是按照传播主体的属性以及传播范围界定的。
实际上,上述传播类型的本质特征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有机系统,即它们都有各自的传播者、接受者、传播媒介和传播过程以及互动模式。
即使社会个体内部的自我交流,也存在一个假设的交际对象。
这是“传播是一个系统”的内涵之一。
其次,该界定的深刻内涵在于,整个社会或者说人类整体也是一个大的传播系统,而且其内部存在更为复杂的各种传播系统。
其层次性与社会组织的结构是同构的。
总之,宏观上看,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传输或扩散,传播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或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作的必然方式和基本途径;微观上,传播行为或者说使用各种符号传递各种信息的行为,是各种生物的基本属性,也是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而积极地、能动地、有意识有目的地使用语言符号、音乐、图像以及其他传播载体传递信息,进行交流与合作,可以说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之一。
如此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歧视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而是为了清楚地表明传播在人性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这一点上,“传播”与“修辞”是相通的。
当然,尽管“传播”是人类交际,但它毕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学科属性,它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交往或者语言运用。
传统的人际交往或交际、交流,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传播”的具体内涵更为丰富,表现或存在方式更为广泛。
它可以说是一切人类交际、交往、交流模式的总和。
三、传播与修辞的关系
传播与修辞的关系,来源于人类传播的主要手段是语言符号,而修辞本身又往往被定义为积极能动的语言运用行为。
因此,这意味着传播和修辞的基本属性是统一的。
传播和修辞都通过语言符号实现。
即使在其他符号,比如图像等视觉符号的传播方式中,同样具有修辞的属性。
这被称做图像修辞或视觉修辞(visualrhetoric)。
在传播和修辞的共同属性中,最本质的就是都是人类交际。
虽然“传播”在英文和汉语中所对应的词语意义不同,在英文中包含了交际,在汉语中的词义则只是使信息扩散,但传播作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则具有与修辞一样的交际属性。
因此,无论是修辞学,还是传播学,在修辞和传播的基本模型建构方面,基本部分是相同的,只是具体名称不同:
修辞行为及其过程包括:
修辞主体——动机——语言或其他符号——编码——传输——交际对象——解码——修辞效果。
传播行为及其过程包括:
传播主体——动机——语言或其他符号——编码——传输——传播对象——解码——传播效果。
两者比较,差异不大。
此外,如果说传播的价值取向是提高传播效率,那么修辞的指向则是提高修辞效果或交际效果,也可以说是传播效果,因为修辞本身同样是为了传播信息,而且是更有效地传播信息。
所以,两者的关系是交叉的。
传播的各种理论分类,比如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等,也同样适用于修辞。
如果是按照传播的信息性质划分,比如政治传播、新闻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广告传播、宗教传播、文化传播等等;那么,修辞也同样具有相同的属性划分,比如政治修辞、新闻修辞、科技修辞、文艺修辞、广告修辞等等。
尽管修辞与传播具有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同。
首先,修辞的确立具有明显的动机指向,而传播则没有。
它既可以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也可以是没有明确的动机的。
此外,传播的外延比修辞广。
如果说修辞中明显含有有意识、有目的和取得理想的修辞效果的指向,是一种积极能动的符号运用行为,那么传播则包括了所有的人类符号运用行为。
修辞者重在把握修辞规律,而传播者则需要掌握传播规律。
因此,可以说修辞规律必然是传播规律,但传播规律并不等同于修辞规律。
因为在传播的具体范畴中,不但包括了传播行为、传播实践,还包括了传播事业,比如传播机构、传播组织、传播媒体,所以,传播规律中还应包括这些研究对象的规律,比如媒体的运作、经营管理规律等等。
总之,无论是修辞,还是传播,都是人类运用符号进行信息交流的行为和过程。
所不同的是,它们的内涵有差异。
修辞强调了符号行为的积极主动性和目标的理想性,而传播则更为广泛。
可以说,修辞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为指向的传播行为,而传播则是一切人类符号交际行为。
修辞是核心的,传播是宽泛的;修辞是微观的,传播是宏观的。
当然,我们以上探讨的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修辞和传播。
至于各个流派中修辞和传播的具体差异,还需要详细讨论。
比如“古典修辞学”(classicalrhetoric)、“新修辞学”(newrhetoric)、“当代传统修辞学”(current-traditionalrhetoric)、表达修辞学(expressiverhetoric)、认知修辞学(cognitiverhetoric)、社会认识修辞学(social-epistemicrhetoric)、“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修辞学”(poststructuralistandpostmodernrhetorics)、电子和计算机辅助修辞学(electronicandcomputer-assistantrhetorics)等修辞学流派中,对修辞的界定不尽相同。
这在传播学的各个流派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四、传播学与修辞学的辩证关系
1、学理渊源上的异同。
修辞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
据说最早的一篇修辞论文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是一篇写给埃及法老胡尼(Huni)的长子卡扎莫尼(Kagemni)的关于如何把话说好的建议书。
这篇论文是写在羊皮纸碎片上的。
第一部修辞学著作大约诞生在公元前2675年,是霍代波·巴达为埃及法老的儿子写的指导书,书名《格言》。
[30]具有完整学科形态的修辞学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五世纪。
而传播学的兴起则是在20世纪中叶。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具有交叉属性。
其理论渊源虽然说法不一,但比较一致的看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这是基于传播学中的说服理论。
这说明传播学与修辞学在学理脉络上是相通的。
即使当代传播学理论中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理论等,依然蕴涵了古典修辞学的理论,尤其是劝说理论。
此外,传播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还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31]以及哲学等等。
这与修辞学不同。
2、研究对象的交叉。
作为一门传统学科,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不断变化的。
从古典修辞学的论辩、演说、劝服,到中世纪的修辞格、17世纪的“美文”,到20世纪的修辞手段、语体、风格、语境,逐渐扩展到人类言语交际行为及其规律。
传播学自20世纪中叶兴起以来,其领地逐渐扩大,既兼并、涵盖了传统的新闻、交往、演讲、辩论、广告、文艺、科技、编辑、出版等已有明确学科归属的传统学科领域,同时又拓展到了一些交叉领域,比如修辞学、社会学、哲学等的研究领域以及一些新领域,比如媒体中的网络传播、媒体经营管理等。
比较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我们会发现,当代修辞学和传播学都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定位在人类的符号交际行为和过程,都研究意义或信息的表达和话语或其他符号的理解,都研究交际主体与信息传输之间的共变关系,都探讨人类符号交际的规律。
也就是说,在本体理论方面,它们是共通的。
两者都力图揭示人类交往的规律。
此外,传播学与修辞学研究对象上的交叉性,也体现在传播学的一些应用学科中,比如新闻、广告、编辑等领域。
比如,曾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总编、社长兼首席执行官、普利策奖得主的杰克·富勒就曾说过:
“没有哪个职业比新闻界更讲究修辞了”,他并且进一步指出:
“如果他是一名记者并认为劝服的艺术与他不相干,因为他与事实打交道的话,那么他就错了。
他所从事的是改变人的心灵的工作,使人从无知的状态转入知的状态。
这意味着他必须掌握向人们传递讯息的艺术,而这就是修辞学。
”[32]当然,这种重合只是本体理论研究上的。
在具体传播实务、传播事业方面,两者显然不同。
总之,修辞学与传播学在研究人类行为方式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通过语言传播信息之间的关系方面,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传播学更侧重对大众传播与人类的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而修辞学不强调某一领域中修辞行为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
3、研究方法上的异同。
修辞学与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也有异同。
修辞学的研究传统中,人文学科的属性突出,因此,较少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比如实证方法。
但在某些分支学科中,修辞学与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是相通的,比如统计风格学中的统计方法,社会心理修辞学中的社会学方法等等。
传播学中也采用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比如说服理论、社会交往理论等,就是采用哲学思辨的方法。
但是,传播学中与社会学相近的部分,则更多地采用了实证方法,采用社会调查、统计的方法。
比如,媒体的传播效果研究、受众研究、媒体的经营管理研究等等。
这是与其研究对象的性质相适应的。
4、研究结果的统一性。
修辞学与传播学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其结论具有统一性。
无论是修辞学,还是传播学,它们所研究的都是人类信息交流的行为以及信息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最终都是人类信息交流和其他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规律。
这在当代修辞学和言语传播(交际)学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但是,在应用领域和事业管理方面的研究结果则迥异。
修辞学并不研究某一媒体的传播行为的传播效果,也不研究媒体的传播策略,更不研究媒体的运作规律及其经营管理策略。
5、理论体系上的一致性。
因为修辞行为及其过程与传播行为及其过程是统一的,因此两门学科的基本理论体系建构,同样具有相似点。
比如,当代修辞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中包括:
修辞——修辞过程——修辞手段——修辞方法——修辞规律——修辞效果——修辞批评。
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也可以概括为类似的流程:
传播——传播过程——传播手段——传播方法——传播规律——传播效果——传播批评。
当然,事实上,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并没有如此完整。
它更多地关注了不同传播类型的特点。
6、学科属性上的异同。
修辞学的学科归属历来不统一。
古典修辞学被看成“辩证法和伦理学说的分支”,并被“纳入政治学的框架”。
[33]美国当代修辞学则更侧重于哲学。
这是西方的传统。
我国通常把修辞学放在语言学中,因为修辞往往被看成语言运用的艺术。
而传播学的学科归属东西方也有差异。
在西方,传播学则多被归入社会学或哲学。
在我国则被归入人文学科。
但是,无论是修辞学,还是传播学,都具有交叉学科属性,因此都属于交缘学科或综合学科。
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属性复杂,其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7、研究者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成果上的交叉。
尽管传播学与修辞学具有很大差异,但其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存在交叉。
有些学者既是修辞学家又是传播学者,比如,肯尼思·伯克、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34]等等。
此外,研究成果也存在交叉。
比如,对人类交际模式构成的揭示中,传播学往往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修辞 研究 传播学 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