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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自考唐诗研究考试大纲
[00422]
《唐诗研究》课程自学考试大纲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
2006年12月
指定用书:
《唐诗研究》,沈松勤、胡可先、陶然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一、课程性质、宗旨及要求
《唐诗研究》是高等学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选修课之一。
它继《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基础课之后而开设,以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为主要学习内容。
对于既往的古代文学基础课程,它不仅是一种继续,更是一种深化。
在我国这个古老的诗国里,诗是最早发达的一种文学体裁,而唐代又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
无论是体制的完备,还是技巧的成熟,无论是意境的高远,还是韵律的精严,无论是发掘生活的深度,还是反映现实的广度,唐诗都达到了颇难后继、不可逾越的地步。
因此,唐诗是我国古代文学遗产中最为珍贵的部分之一。
千百年来,唐诗不仅以它所表现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给后人以感染,而且以它所显示的异采纷呈的艺术画面和审美情趣给后人以陶冶。
设置本课程的宗旨是:
使自学者在大量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由面到点,由博返约,对作为古典文学精华部分的唐诗获得更准确的认知和更深入的理解,进一步提高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观照古代作家作品的能力,并在观照过程中吸取丰富的艺术经验和艺术素养。
学习本课程,不仅要求全面了解教材所论列的唐诗名家的独特个性和创作风貌,正确注释唐诗名篇的字词句章,深入分析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而且要求从多种角度、多种侧面对唐诗进行总体把握,涉猎并评析唐诗研究中的一些得要问题,诸如唐诗繁荣的原因、唐诗的演进阶段、唐诗的诗派诗体以及作为文化背景的唐诗与政治、宗教、科举的关系等等,从而能够粗略地勾勒出唐诗的发展轨迹。
二、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本课程采用沈松勤、胡可先、陶然所著的《唐诗研究》为教材。
该教材不仅从宏观的角度对唐诗进行考察,而且从微观的层面对相关作家作品进行研究与考索,但很少涉及具体作品的注释、分析与鉴赏。
有鉴于此,该教材与还与下列参考书配合使用。
本课程的主要参考书为:
《中国古代文学》中册(原杭州大学中文系编印。
)
《中国文学史》第二册(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其后多次重印。
)
《唐诗选》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版,其后多次重印。
)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其后多次重印。
)
《唐诗鉴赏辞典》(程千帆等集体编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其后多次重印。
)
三、教材内容提要
本教材共八章,内容包括绪论、唐诗的演进阶段、唐诗诗体、唐人诗论、唐诗文献、唐诗与政治、唐诗与宗教、唐诗与科举。
其中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为学习重点。
现对各章内容作一扼要提示,并拟列思考题若干:
第一章绪论
一、唐诗繁荣的标志
清代编纂的《全唐诗》收录作品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人二千二百多家,加上后人不断增补,共计五万三千多首。
这是唐诗繁荣最好的写照。
唐诗繁荣的标志更应该从质地着眼:
在声势浩大的作者队伍中,名家辈出,巨匠迭现。
无论是体质的完备,还是技巧的成熟,抑或意境的高远,韵律的精严等方面,都将中国古代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二、唐诗繁荣的原因
(一)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
唐代政治采取以诗赋取士的开明措施,去网罗人才,不分门第,只要文人的诗写得好,被考试官看中,就可以登第及仕。
这就极大地刺激了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写诗的热情,因而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其他朝代的诗所以不及唐代,就是因为没有实施以诗取士的国策。
(二)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
从总体上看,唐代帝王较为恢弘大度。
这种恢宏大度,则是国力强盛的表现。
正因为国力的强盛,李唐统治者才敢于鼓励臣僚批评自己,朝野内外才能形成清明、自由的政治气氛。
而这种清明与自由的政治气氛,为唐诗的繁荣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三)较为开放的思想体系。
唐王朝实行的是儒、道、释三教并存的思想体系,而不像汉武帝时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在客观上,对解放思想、活跃空气,促使诗歌的繁荣无疑是有益的。
而随着儒、道、释三教的繁盛,还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僧人、道士本身就是诗人,其中有的还参有诗名。
如寒山、拾得、灵一、皎然、灵澈、贯休、齐己等。
这些能诗的僧人、道士与诗人们还过从甚密。
(四)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
唐代强盛的国力和发达的经济促使了中外文化的广交流,也促进了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书法、舞蹈等各种艺术门类的发展。
这些艺术门类的发展反过来又推进了唐诗的繁荣。
三、唐诗的分期
关于唐诗的分期,也是唐诗研究者长期注意的问题。
以“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分法影响最大,沿用至今。
它肇始于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定型于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总叙》。
“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分别经历的大致时间和代表诗人是:
自武德至开元初(618~713)为初唐,历时100年,代表诗人为王勃、杨炯、卢照麟、骆宾王、陈子昂等;
自开元初至大历(713~766)为盛唐,历时50年,代表诗人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
自大历至元和末(766~820)为中唐,历史50年,代表诗人为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刘禹锡、柳宗元、李贺等;
自开成至五代(836~907)为晚唐,历时70年,代表诗人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
需要指出的是,唐诗的分期与唐代历史的分期并不一致,两者不能混同。
以下三点必须注意:
其一,钱锺书《谈艺录》说:
“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
”唐诗分期中的初唐与盛唐,就与历史的分期并不一致,两者不能混同。
其二,高棅举初、盛、中、晚之名,用意在于勾勒出唐诗发展的大体趋势,每个时期的时限是长短不等的,甚至是相当悬殊的。
其三,“中唐”处于“盛唐”之后、“晚唐”之前。
对“中唐”之“中”,也不应有所误解,以为它是唐诗由盛入衰的转折时期,其诗歌成就必在盛唐之下。
思考题:
1.唐诗繁荣的主要标志是什么?
2.唐诗繁荣的主要原因主要有哪些?
3.唐诗主要分为几个时期?
各个时期的起迄点各是哪一年?
4.为什么说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
5.唐代开放的思想体系是如何对唐诗发生影响的?
6.为什么说音乐、绘画等艺术门类的发展会对唐诗直接发生影响,并促进唐诗的繁荣?
7.高棅《唐诗品汇》四唐分期说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8.怎样理解唐诗的分期与唐代历史的分期不一致的情况?
9.唐代较为清明的政治环境对唐诗有着怎样的影响?
10.中外文化交流是如何促进唐诗的繁荣的?
第二章唐诗的演进阶段
第一节初唐诗歌
一、贞观前后诗坛
入唐以后的二三十年间,诗坛从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推进了南北的交流与融合。
贞观前后诗坛主要有虞世南、魏征、上官仪、王绩等诗人。
他们的诗歌表现了唐朝初年的一些新的气象。
二、四杰与初唐诗歌
“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都是七世纪下半叶的诗人。
他们都是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志大,有雄心壮志,却位卑职微,社会地位低下,生活道路也十分坎坷。
他们的诗歌创作尽管没有彻底摆脱时风的影响,在总体上,却一方面使诗歌的题材内容由“上官体”的应制奉和转向了对江河大漠的描绘和对个人性灵的抒写,另一方面在风格上也由纤柔卑弱变为明丽清晰。
四杰的诗,在诗体的新变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推进之功。
首先,推进了五言律诗的成熟。
其次,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初唐体”。
三、“沈宋”的律诗与陈子昂的“唐音”
“沈宋”指沈佺期与宋之问,他们对唐诗发展具有专门贡献;而陈子昂则如是继往开来、开启一代诗风的诗人。
五言律诗在“四杰”的笔下已出现了相当成熟的作品,沈佺期、宋之问则以大量严守格律的创作实践,使五言律诗进入了定型阶段。
他们的诗,尤其是应制诗,不仅完成了由南朝齐沈约等人所倡导的“永明体”的四声诗律向唐诗平仄的过渡,而且其平仄粘对的法则为其它律诗的形成起了推导作用,衍生出五言排律与绝句、七言律诗与绝句。
而沈佺期与宋之问在创作五言律诗的同时,已经进行了绝句或七言律诗等方面的尝试。
陈子昂醉心于诗歌的“复古”,主张恢复诗歌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并付诸具体的创作实践,呈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成了唐诗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陈子昂振起一代诗风的起点在于复归风雅。
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就从理论上明确地阐释了这一主张。
陈子昂以自己成功的创作实践,成为以雄浑为主要风格的盛唐诗歌的开拓者。
第二节盛唐诗歌
一、张九龄与山水田园诗派
张九龄不仅是一位贤相,同时也是文坛大手笔,具有很高的声誉。
他的组诗《感遇》,以兴寄的手法,抒写了罢相后坚守操节,不苟污浊的情怀。
在这组《感遇》诗中,作者既保持生活在盛唐气象里文人士大夫的那种风度,同时蕴涵着面对不祥变化而产生的不安心理与情绪。
尽管这种心理与情绪还是朦胧的,但正是盛唐诗人从对理想的追求转变为对现实不平的表现,既表明了诗人清高超脱的政治态度,也体现了诗风转变的最初趋势。
至王维、孟浩然等山水田园诗人的笔下,全面形成了面向山林田园、清高冲淡的诗风。
王维是面向山水,创作清高冲淡诗风的代表作家。
他早期曾写下不少慷慨激昂的诗篇,但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其诗歌创作也从高歌功名转向了幽深的山林。
更因受到佛学的影响,使其诗加上一定的佛学内蕴。
面对清新宁静却又生机盎然的山水,王维深深感受到了其中的乐趣,其精神也随之升华到了空明无滞的境界,自然之美与心境之美完全融为一体,创造出了如水月镜花般的洋溢冲淡之美的诗境。
与王维齐名的孟浩然,在隐居与漫游山水中渡过了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田园诗。
他的这部分诗歌鲜明地表现出清旷冲淡的风格特征,但冲淡无奇却其味醇厚。
孟浩然诗歌的风格冲淡又往往表现为朴素自然,脱口而出,寄情在有意无意间,有时甚至如话家常。
如《过故人庄》就是如此。
王维与孟浩然在盛唐诗坛享有盛誉,时人崔兴宗称王维“当代诗匠”(《酬王维》诗序);孟浩然之友王士源称孟浩然“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
当时,以王、孟为中心,还有一批诗风与他们相近的诗人,如裴迪、储光羲、綦毋潜、崔兴宗、刘眘、张子容、常建等。
二、高适、岑参与边塞诗
边塞诗的内涵很广。
大凡写从军征战、抒发报国情志、揭露军中不平、反映反战呼声、记录民族交往、歌颂域外风情、描绘塞上风光,上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下至朋友之情、戌卒之思、思妇之念,只要是反映同边塞生活有关的人、事、情、景的诗篇,都可以列入边塞诗的范围。
边塞诗的代表作家是高适和岑参。
高适的诗中,边塞诗占十分之一左右。
他的边塞诗有的写征人思妇的感情,有的写边塞风情,有的则刻画战争场面。
但其边塞诗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以政治家的眼光去分析边防问题,以政论的笔调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看法。
因此,在他的诗歌中常常有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端,谴责军中的苦乐不均,讽刺将帅的无能与腐化,哀伤战士的痛苦和无谓的牺牲,并倾诉自己的边防理想。
这使他在边塞诗派中独树一帜。
他的《燕歌行》就是极负盛名的边塞诗力作。
在表现形式上,高适虽多采用长篇七言歌行和五言古诗,反映对“征戍之事”的观察与思考,抒发边塞立功封侯的激情与志向,描写边地的所见所闻,但他的七绝有时也写得相当成功。
如《营州歌》。
岑参是与高适齐名的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边塞诗人。
由于岑参他的独特经历,使他的边塞诗别具一格。
尤其是表现边塞的七言歌行,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句句押韵,三句一转的形式,节奏短促急迫,读来犹如回荡在绝域中的进行曲,陡健夭矫,大气磅礴。
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中论岑参诗说:
“语奇体峻,意亦奇造。
”而岑参诗的“奇”,则首先建立在诗人亲身经历过的奇特的绝域风光之上。
岑参在描写奇特风光中,深深地寄托着男儿征战、报效国家的豪情。
因而奇景迭现,奇情逸发,“意亦奇造”。
在盛唐,以边塞诗闻名于世的,还有王翰、王之涣、王昌龄、李颀、崔颢等人。
在总体成就上,他们虽不及高适与岑参,但以多采的笔调,丰富了盛唐边塞诗的创作。
在盛唐,创作边塞诗的,远非止于高适、岑参、王翰、王之涣、王昌龄、李颀、崔颢诸人,而高适、岑参等人的诗歌创作也不仅仅限于边塞诗,但主要成就却在于边塞诗,也主要以边塞诗闻名于世。
在他们的边塞诗中,各自以不同的风格,从不同的方面描写了多种多样的边塞题材,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盛唐诗人的精神风貌。
其中既有立功边塞、马上觅封侯的豪情;又有对战争残酷、“年年战骨埋荒外”的哀叹;既有对将士不畏艰险、保家卫国精神的赞美,又有对将帅无能、军事失策的评判。
边塞诗人在尽情抒发边功理想的同时,又正视与现实,评判现实。
后者在李、杜尤其是杜甫的笔下,表现得更为突出。
三、将唐诗推向颠峰的李白与杜甫
“李杜”——李白与杜甫,诗风迥异,成就难分彼此,将唐代诗歌推向了颠峰。
“李杜”是唐诗中的“双子座星”,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不多见的伟大诗人。
李白的精神气度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自身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面则来自时代精神。
李白所处的时代,是充满希望的时代,是唐人扬眉吐气的时代,尽管开元后期李林甫执政,政治逐渐形成了黑暗的趋势,但就整个国力来说是强盛的。
而杜甫的主要创作生涯是在国破家亡、满目疮痍的时代中进行的,整个时代充满着叹息与悲哀、失望与哭声。
而时代精神既反映在人的行动上,又鲜明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中。
时代精神塑造了历史行动中的人物性格,文学作品则是历史精神的表现形态。
李白是诗坛大家;大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众体兼备。
所谓众体兼备,既指诗歌体裁,又指诗歌风格。
李白除七言律诗的创作相对薄弱,其余如乐府、歌行、古风、绝句等等,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在风格表现上,其乐府与歌行虽以豪放飘逸为主导风格,却不乏细腻婉曲之作;其古风多冲和舒缓,雍容大雅之作;绝句则自然明快,空灵秀丽。
就创作成就而言,乐府、歌行与绝句最为突出;其中的乐府和歌行创作,随心所欲而又不逾规矩,自由放纵而又左右逢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他的代表作品有《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
杜甫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家庭,对他忠君爱国、仁民爱物的思想性格有着巨大的影响;而身处唐朝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时代,则使他的这种思想性格变得更为深沉,更为坚定。
他在深怀致君尧舜的抱负,却历经坎坷,又经兵乱,品咂深重的时代苦难中,将自己的思想性格、生活信仰、诗歌艺术贯串在一起,融为一体,成就了他作为诗坛大家或“诗圣”的形象。
杜甫生活于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时代,躬逢“安史之乱”,其诗反映时代最为真实可信,比起历史记载,更为可信可感,故前人称其为“诗史”。
在诗歌艺术上,杜甫吸取了前人的成就,融合众长,兼备诸体,形成了沉郁顿挫主导风格。
在诗歌的体裁上,杜甫又兼擅众体,而且在各类古体与近体创作中,都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成就,形成了新的艺术高峰。
就大致的分工而言,杜甫在感时叙事时,多用包括歌行、五言、七言在内的古体;在抒情或以抒情为主时,多用律诗。
律诗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杜甫的律诗题材广泛,表现力极强。
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羁旅、咏怀、山水,而且还用律诗写时事;同时又以组诗的形式强化律诗的表现力。
杜甫诗歌的代表作主要有《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登高》、《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羌村三首》及“三吏”“三别”等。
第三节中唐诗歌
一、刘长卿、韦应物与“大历十才子”
具有刚傲性格的刘长卿似乎天生带有浓重的悲观色彩,即便在青年时代的作品也见不到盛唐人惯有的那种慷慨意气,预示了他日后诗歌创作总体的情绪基调。
而面对安史之乱所造成的时代创伤,则又在他的心灵身处投下了一块巨大的阴影,加上遭遇坎坷,命运多舛,更使他难以体察盛唐时代文人的那种自信与激情,而出现了对“盛唐气象”的深重怀疑、对唐政权的无比失望。
与刘长卿相比,韦应物虽然也是大历诗风的先导者之一,但由于其独特的经历,使他的前期创作带有明显的盛唐诗歌的余音。
韦应物在艺术理想上顷慕陶渊明,在诗歌技巧吸取了谢灵运和谢脁的优点,从而形成了气貌清朗,意境淡远超逸,语言洗练自然,节奏舒缓不迫的风格特点;与此同时,韦应物有相当强的掌握诗体的能力,既娴于长篇歌行,又擅长律绝。
“大历”是唐代宗的年号,历时14年(766-779)。
关于“大历十才子”的成员,据姚合《极玄集》卷上“李端”名下注云:
“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唱和,号‘大历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之说首见于此。
他们因大历初在长安参加重要的唱和活动而为世人所瞩目;而“十才子”齐名的一个重要原因,还主要在于他们的生活态度、创作倾向和诗歌风格的相近。
在“大历十才子”中,钱起是名声最大的才子之一。
钱起曾与王维过从甚密,故早年的诗深受王维的影响,但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与王维有着很大的不同。
钱起虽写了大量的自然山水,但缺乏王维山水田园诗那种寂静却坦然自乐的意境。
相比较而言,卢纶是“十才子”中颇具雄浑之气,而且还创作出富有的长篇歌行如《送张郎中还蜀歌》、《慈恩寺石磬歌》、《萧常侍瘿柏亭歌》、《腊月观咸宁王部曲娑勒擒豹歌》,写得气力充沛,虎虎有神。
二、韩孟诗派与柳宗元、刘禹锡
中唐时期,以韩愈与孟郊为核心、风格相近的诗人群被称为韩孟诗派,以元稹与白居易为核心、风格相近的诗人群被称为元白诗派,柳宗元在散文上与韩愈志同道合,一起发动了所谓“古文运动”,在诗歌上却与刘禹锡一样不入任何流派而各自独树一帜。
作为一个诗派的理论主张,韩孟等人首先强调的是“不平则鸣”。
在艺术创造上,韩孟诗派追求“笔补造化”,所谓“笔补造化”,既指创造性的诗思,又指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
从“不平则鸣”到“笔补造化”,韩孟诗派形成了具有独特内含的诗歌创作理论。
这一理论的形成不仅体现了以该派诗人群大胆创新、勇于开拓的精神,而且突破了长期以来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将诗的社会功能转向了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
在这一崭新的诗歌理论主张下,使韩孟诗派的创作别具一格,也给唐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是韩愈与孟郊。
孟郊既注重表现个体情感意识,又以苦吟着称。
其诗讲究造语炼字,追求构思的奇特超常。
孟郊写得最多、也最令人注目的,是那些体现自我孤独、悲哀及其与环境冲突的诗篇。
这些诗篇往往通过幽僻、清冷、苦涩的意象,极力突出诗人对生活的特殊感受。
韩愈一生大抵可用他的两句诗来概括:
“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咤。
”(《县斋有怀》)早年“尚奇伟”的远大抱负与“岁时易迁次,身命多厄穷”(《赠族侄》)的现实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种反差给他带来了深重的忧伤,也是他“不平则鸣”的主体依据。
不过,其“鸣”往往通过奇险的、常人难以入诗的题材与意象表现出来。
韩愈的这一内心体验及其奇险怪诞的诗风,大致始于贞元后期,至元和中期趋于定型。
作为政治上的巨大压力,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同时,这次贬谪将荒僻显怪的南方景物推到了韩愈面前。
两者交相作用,便是造成韩愈心理与诗风演变的重要条件。
韩愈以狠、重、奇、险的笔调,创作了一系列险怪奇诞的意象,并呈现出充满刚大冲荡之力量感的雄厚浑茫的诗歌意,这在中唐诗坛上显得十分独特。
前此的刘长卿、韦应物或“大历十才子”的作品里是很难见到的,仅孟郊诗歌对力度的追求与此略有相同之处,而后来李贺诗歌中常常出现的那种秋风鬼雨式的风格,则可溯源于此。
韩愈与柳宗元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熟谙古文章法,这为他自由地以散文的笔法作诗,并畅达地叙事抒情提供了保障。
不过,柳宗元虽也熟谙古文章法,却没有像韩愈那样以文为诗;同时,其诗风也无韩孟诗派那种雄奇怪异的特征。
在中唐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先后称雄诗坛之际。
柳宗元与刘禹锡却不属于任何一派,而是各树一帜。
柳宗元与刘禹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的。
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及其诗风的形成。
长年的贬谪迁转使柳宗元一直生活在无比压抑的的心境中,尽管他尽力排遣由此生成的情累,但诗中还是摆脱不了浓重的凄苦情调。
有时表现为孤寂,有时表现为凄惶不安,有时表现为悲怆。
在他的诗中,对个体失意后的痛苦、失落、和孤独、惆怅作了精细而深刻的体验与玩味,将唐诗的情感表达推向了一个新而深刻的内省境地。
其代表作品有《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渔翁》、《南涧中题》等。
与柳宗元一样,刘禹锡的不少诗篇也描写了个人遭受波折后苦闷与彷徨的心理。
他的诗,都出于对个人命运生活命运的观照,也都侧重对主体内在情思的刻画。
但与柳宗元诗相比,在风格上有不尽相同之处。
如果说,柳诗多沉重内敛,淡泊简古,刘诗则昂扬外扩,雄浑朗丽。
其代表作有《始闻秋风》、《西塞山怀古》、《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竹枝词》等。
三、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元白”是元稹、白居易的合称。
两人同时应取书判拔萃科,后来交谊深厚,论诗观点大体相同,又多又唱和之作,所以齐名合称;与此同时,文学史上又往往将与元白诗风相近的诗人,合称为“元白诗派”,其诗的体格或统称为“元和体”。
白居易将平生所作诗歌分为“杂律诗”、“讽喻诗”、“感伤诗”和“闲适诗”四大类。
《秦中吟》、《新乐府》属“讽喻诗”,这些诗歌作于元和前期,元和十年(815)后,其创作主要是“感伤诗”与“闲适诗”两类。
在“杂律”、“讽喻”、“感伤”和“闲适”四类诗作中,白居易自己虽然最看重“讽喻”与“闲适”,认为这两类诗分别表现了“兼济之志”和“独善之义”,但“讽喻诗”往往不惜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来履行其“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主张;“闲适诗”也有议论说教堆积之弊。
其实,“感伤诗”与“杂律诗”的艺术成就并不亚于前两类,其中除了分别代表“杂律”和“感伤”艺术成就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与《琵琶行》,一些写景短章往往妙语天成,不失为佳构。
在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中,元稹起了桴鼓相应的作用。
元稹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古风”、“乐讽”、“古体”、“新体乐府”、“律诗”与“艳诗”六大类,而尤以他在任谏官时创作的“讽兴当时之事”的作品为重要。
其中《乐府古体十九首》、《新体乐府十二首》,从多个方面反映了严酷的社会现实。
如《田家词》反映了朝廷不断用兵和农民不胜苛捐杂税的怨恨情绪;《估客乐》则揭露了统治者和估客生活的骄逸和农民的痛苦;最能代表元稹新乐府艺术成就的,是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
第四节晚唐诗歌
一、杜牧与晚唐怀古咏史诗
晚唐怀古咏史诗的数量大增,但其情调与以往不尽相同,所表现的为一种冷冰冰的沧桑感。
这种沧桑感是一种乱世身穷的绝望所致,人生的空幻淹没了希望。
这种绝望感与空幻感在杜牧、李商隐、许浑、张祜、温庭筠、刘沧等不少诗人的笔下作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其中杜牧的怀古咏史诗尤为突出。
杜牧的代表作主要有《早雁》、《题宣州开元寺水阁》、《登乐游原》、《赤壁》等。
许浑的代表作主要有《金陵怀古》、《咸阳城东楼》、《登洛阳故城》等。
二、李商隐与深婉绮丽诗风
在晚唐诗坛,闺阁情怀在诗人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因此开辟了新的诗歌境界,形成了深婉绮丽的诗风。
李商隐、温庭筠、吴融、韩偓、韦庄等人擅长此风,而最为突出、成就也最高的是李商隐,其次是温庭筠。
李商隐的政治诗或咏史诗,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也受到历代的推重。
但代表李商隐诗歌风格与成就的不是这类作品,而是那些寄寓个人身世之感的诗,以及那些广为流传的爱情诗。
这些作品的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李商隐个人的特色;从中所体现出来的诗人形象,如同一个在后母跟前受气的孩子,又如一只寻不到自己的巢穴的孤鸟,需要主人却找不到主人,需要归宿却没有归宿,一种远被隔离而彷徨无依之感,诉诸哀伤幽怨、向慕企求之音,并隐约曲折地、吞吞吐吐地说出来,充分地表现失意知识分子的委曲心态。
李商隐诗的代表作有《无题》、《锦瑟》、《花下醉》、《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等等。
与李商隐同时的温庭筠也以深婉绮丽的诗风见长。
他精通音乐,善于词章,开“花间”一派,在词史上与韦庄并称“温韦”。
因他的诗也有深婉绮丽之风,故与李商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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