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佛海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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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佛海滩
多佛尔海滩》是一首沉思的诗,而不是一曲浪漫的歌,它之所以成为阿诺德最著名的抒情诗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诗人是在对他的心上人倾诉自己的思想,倾诉他对人类苦难的感受和思索,倾诉他对失去信仰的疑惑和彷徨。
诗人生活的时代正值英国社会出现巨大变革的时代,科学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急剧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人际关系,传统的社会秩序瓦解了,千百年来的宗教信仰正在崩溃。
追求信仰但却失去信仰的诗人生活在痛苦、彷徨与烦闷之中,唯有心上人在身边时才暂时感觉到大海宁静、月色朗朗、晚风清新,才有心情眺望海峡对岸的法兰西,俯瞰窗下伸延的英格兰海岸。
然而,片刻的怡情也难以消除诗人的忧患,即使在这风清月朗、携情人倚窗的夜晚,诗人依然从海边传来的浪卷沙石的涛声中,听到了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曾在爱琴海边听到过的声音——永恒的悲哀的声音。
索福克勒斯在其悲剧《安提戈涅》中写法律与“神律”形成无法解决的矛盾,成为人类不可挽救的命运。
在《奥狄浦斯王》中则写个人意志与残酷命运的冲突,表现了人们在社会灾难面前所感到的悲观愤懑的情绪。
抚今追昔,诗人思有所得:
人类的苦难和悲哀不仅当今有,古时也有,不仅北方的海滨有,南方的爱琴海岸也有,尽管“信仰的海洋也曾一度满潮”,但到头来也只能不断地退潮,“留给世界一滩赤裸的卵石”。
今夜大海宁静,/潮水正满,月色皎洁,/光照海峡。
”[1](Theseaisclamtonight./Thetideisfull,themoonliesfair/Uponthestraits.)(L.1-3)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1822-1888)的名诗《多佛海滩》(DoverBeach)以这不同凡响的气度开局,三言两语就定下了诗歌的时空与情感基调。
修饰词“宁静”(calm)、“满”(full)和“皎洁”(fair)既是对事物“大海”、“潮水”与“月色”的客观描述,也是蜜月旅行中的诗人夫妇对未来安定、美满、光明的婚姻生活的主观投射。
英语中两个“is”和一个“lies”出现,强化了诗人和读者对此情此景永恒存在的心理期盼。
然而,时光的游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法兰西海岸的灯火/渐趋迷离,终至消隐;英格兰的悬崖耸立,/在宁静的海湾里显出巨大的阴影。
”(ontheFrenchcoastthelight/Gleamsandisgone;thecliffsofEnglandstand,/Glimmeringandvast,outinthetranquilbay.)(L.3-5)“渐趋迷离,终至消隐”正好就写出了时光无情的流逝。
这时光的流逝带走了光明,带来了“巨大的阴影”。
但这外在的“阴影”并没有败坏诗人兴致。
相反,他向新婚的妻子发出了共赏美景的邀请,“到窗前来把,晚风如此甜蜜!
”(Cometothewindow,sweetisthenightair!
)(L.6)“甜蜜”的“晚风”虽然证明了诗人的雅兴依然,但他的视野却难免受到“巨大的阴影”的局限。
此时他已经无法分辨具体的景物,只能看见事物大体的轮廓,“月光漂白过的大陆,与大海相接处/唯见长长的浪花卷起。
”(Only,fromthelonglineofspray/Wheretheseameetsthemoon-blanchedland.)(L.7-8)在视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听觉的作用顿然凸显。
“听!
你听那磨牙的吼声/海浪卷走卵石,回头/又抛上高高的海滩,/涌起,停息,再涌起。
”(Listen!
Youhearthegratingroar/Ofpebbleswhichthewavesdrawback,andfling,/Attheirreturn,upthehighstrand,/Begin,andcease,andthenagainbegin.)(L.9-12)眼睛的功能是把注意力引向外在的事物,耳朵的功能却是把外在的声音引入内心,从而实现了注意力的内转,更利于沉思默想。
阿诺德此时的凝神谛听,就听见大海“以颤动缓慢的节拍/送来千古悲鸣。
”(Withtremulouscadenceslow,andbring/Theeternalnoteofsadnessin.)(L.13-14)“千古悲鸣”表明了诗人的情绪也有了巨大的翻转,这与这一节中时间的流逝、注意力由视觉向听觉的转移有极大的关联。
诗歌开头的一般现在时所允诺永恒良辰美景顿成乌有。
诗人也许突然顿悟,光明与黑暗的交替,潮水的涨落,月的阴晴圆缺,人的悲欢离合,皆是自然之律,难以违逆。
正是这“千古悲鸣”令百感交集的诗人想到了另一个时空中的索福克勒斯,并从中找到了神秘的思想纽带。
“索福克勒斯很久以前,/在爱琴海边听到这吼声,/心中想起人类的苦难/如潮汐涨落;我们/在此遥远的北海之滨聆听,/也听到了思想的声音。
”(Sophocleslongago/HearditontheAegean,anditbrought/Intohismindtheturbidebbandflow/Ofhumanmisery;we/Findalsointhesoundathought,/Hearingitbythisdistantnorthernsea.)(L.15-20)时空的距离没有把诗人和古希腊的哲人分隔在两个世界,相反,对“人类的苦难”的共同关注,却瓦解了时空的距离。
然而,并非人人都会谛听,也许只有阿诺德这样仔细“聆听”者,才会有此福分,听到“思想的声音”,从而反证了希腊精神已经遭到时人的遗弃。
遭人遗弃的不仅有希腊精神,还有作为“信仰之海”的希伯来精神。
“信仰之海,/也一度满溢,好似灿烂的腰带,/把世界的海岸缠绕。
/但如今,我只听到/它落潮悠长的哀号,/伴随晚风的呼吸,撤退。
”(TheseaofFaith/Wasonce,too,atthefull,androundearth’sshore/Laylikethefoldsofabrightgirdlefurled./ButnowIonlyhear/Itsmelancholy,long,withdrawingroar,/retreating,tothebreath/Ofthenightwind…)(L.21-27)诗句“Itsmelancholy,long,withdrawingroar”从声音、形象和意义上都充分地展示出“信仰之海”“落潮悠长的哀号”,从而在读者的心中引发出无尽的感慨和绵绵的哀伤。
尤其是当“信仰之海”退潮之后,“只留下世界广阔阴沉的边界/和无数裸露的沙石”(…downthevastedgesdrear/Andnakedshinglesoftheworld.)(L.27-28),这样的感慨和哀伤将变得更加尖锐和深沉。
在这两节诗歌里面,阿诺德试图表明,遗弃了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的现代世界,实质上就是一个荒原世界。
诗人通过回返自己的内心世界,洞察到了世界的表象和实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这眼前的世界/虽然看似梦乡,/五彩缤纷、瑰丽新奇,/其实没有欢乐、没有爱情、没有光明,/没有坚贞,没有和平,没有对痛苦的援助。
”(…Fortheworld,whichseems/Toliebeforeuslikealandofdreams,/Sovarious,sobeautiful,sonew,/Hathreallyneitherjoy,norlove,norlight,/Norcertitude,norpeace,norhelpforpain.)(L.30-34)“我们仿佛置身于黑暗的旷野,/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交锋,/混乱、挣扎、逃逸、惶恐。
”(Andwearehereasonadarklingplain,/Sweptwithconfusedalarmsofstruggleandflight,/Whereignorantarmiesclashbynight.)(L.35-37)在这“黑暗的旷野”,诗人惟有求助于爱,向他的妻子发出了吁请:
“啊,我的爱,愿我们/彼此忠诚!
”(Ah,love,letusbetrue/Tooneanother!
)(L.29-30)
二
论诗才、诗歌的总体质量和数量,阿诺德都要比同时代的大诗人丁尼生(AlfredTennyson,1809-1892)和勃朗宁(RobertBrowning,1806-1861)稍逊一筹。
但就单篇的名气和影响而言,《多佛海滩》恐怕就要力压群芳。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中,《多佛海滩》之所以如此引人瞩目,为人传诵,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诗作本身在观念和气质上的现代性。
自《多佛海滩》发表以来,许多的诗人对其主题都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回应,绵延至今,未曾断绝。
如果能够梳理“多佛海滩”引起的“余波”,那将是一篇更长论文的范畴。
在此,我只想举出,现代主义诗坛的两大巨匠——叶芝(W.B.Yeats,1865-1939)和艾略特(T.S.Eliot,1888-1965)——都在自己的诗歌中对阿诺德的洞见发出了呼应,足证《多佛海滩》的深远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在《多佛海滩》中,阿诺德穿透世界的表象,直抵其真相,“我们仿佛置身于黑暗的旷野,/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交锋,/混乱、挣扎、逃逸、惶恐。
”对这一世界的认知,我们在叶芝的名作《二次圣临》(TheSecondComing)中不难发现阿诺德的声音:
“万物崩溃,中心难再凝聚;/世界动荡无序,/血污潮水横溢,/纯真礼法湮没,/精英信念丧失,/群氓激情似火。
”[2](Thingsfallapartthecentercannothold;/Mereanarchyisloosedupontheworld,/Theblooddimmedtideisloosed,andeverywhere/Theceremonyofinnocenceisdrowned;/Thebestlackallconviction,whiletheworst/Arefullofpassionateintensity.)同样,对于阿诺德描述的“信仰之海”退潮之海,“只留下世界广阔阴沉的边界/和无数裸露的沙石”这一“荒原”景象,艾略特用了更为详尽的篇幅进行铺陈,“这紧紧缠绕着的是什么根啊?
从这/石碓能长出什么枝叶?
人子啊,/你说不清,也猜不透,因为你只知道/一堆破碎的偶像,烈日在那里炙烤,/枯树下没有阴凉,蟋蟀也不歌唱,/干燥的石头没有水声。
只有/这红色的岩石投下的阴影。
”[3](Whataretherootsthatclutch,whatbranchesgrow/Outofthisstonyrubbish?
Sonofman,/Youcannotsay,orguess,foryouknowonly/Aheapofbrokenimages,wherethesunbeats,/Andthedeadtreegivesnoshelter,thecricketnorelief,/Andthedrystonenosoundofwater.Only/Thereisshadowofthisredrock…)
然而,如果说叶芝“万物崩溃,中心难再凝聚”的印象和艾略特对“荒原”(WasteLand)世界的尽情书写都主要根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事实,那么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阿诺德,在表面一片风平浪静、欣欣向荣的时代,又是如何具有先见之明,洞察到这一世界精神荒芜的真相?
如果没有过人的眼光和清晰的判断,相信很难做到。
而阿诺德正是藉此走在了时代思想的前列,对时代的病症发出了自己尖锐的批判之声。
1822年,阿诺德出生名门。
其父是著名的教育家、罗马史学者。
阿诺德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求学时期的阿诺德并未有过人的表现,倒是有纨绔子弟的风范。
直到27岁那一年出版第一部诗集《迷路的狂欢》,才让熟悉他的人们刮目相看,原来他深邃的思想一直隐藏在纨绔子弟的面具背后。
两年过后,也就是1851年,阿诺德结婚成家,生活稳定下来。
为了养家糊口,他在教育调查委员会谋到一个巡视员的差事,一干就是35年。
这尽管是个苦差,但却给他带来了意外的补偿。
长时间的扎根基层,使他对维多利亚社会的实际情况有了大量的资料,同时,他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对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深入的理解。
正是这种深厚的本土经验和开阔的国际视野,成就了阿诺德维多利亚评论界“定音鼓”的地位。
阿诺德的声名首先来自他的诗歌。
他的诗歌数量虽然不多,但成就卓著,1857年,他还被遴选为牛津大学的诗歌讲座教授,直至1867年荣休。
尽管如此,阿诺德的兴趣早在50年代中期就发生了转向。
一方面也许是公务缠身,无法专心创作;但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色调阴郁,“有无法排遣的病态郁结,不能像从前的诗歌一样激活人们、给苦恼的人生带来愉快,不符合心目中的好诗”,因此改弦易辙,转向他途。
他先后转战于散文创作、文学批评、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宗教批评和教育批评等多个领域,并且在每个领域里都硕果累累、“罕逢对手”。
他完全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期待的“百科全书似人物”之典范,正如今日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恰如其分的评价,阿诺德无疑代表了“维多利亚最后一代文化伟人——既非学人亦非以文谋利者,而是穿越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评论之间,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公众领域内部的声音。
……与柯尔律治、卡来尔和罗斯金等人一样,阿诺德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两大古典标志,而与学术知识分子形成对照:
他拒绝被绑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寻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4]“在力图达到全面综合的视阈方面,……他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4](P.15)
三
阿诺德毕生的心血“都可以落实到广义的教育和转变人的内心这个问题上”[4](P.6),他的诗歌也不例外。
《多佛海滩》创作于1951年。
那一年夏,阿诺德携新婚妻子到多佛海滩度蜜月,触景生情,写下了这一美丽而又忧伤的诗作。
但令人奇怪的是,他没有将此诗收录于1852、1853和1854出版的三本诗集,而是过了十余年,才将其收入1867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
而1867年正是阿诺德写其最著名的批评论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andAnarchy)的关键时期。
这两件事情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表明诗歌与批评有着内在一致的关联,也就是说,无论诗歌还是政治与社会批评,都在服务于“广义的教育和转变人的内心”这个核心问题。
基于此,利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的观点对《多佛海滩》这首诗歌进行烛照,也许不无教益。
在《多佛海滩》的结尾,阿诺德写道,“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交锋”。
这些“无知的军队”(ignorantarmies)是什么?
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这本书中,我们能够轻易地找到答案。
阿诺德看见英国阶级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
他认为,英国已经出现了三大阶级:
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
但他并不满意这样的称谓,而是另选了三个独特词汇来分别指称他们,即野蛮人(Barbar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和群氓(Populace)。
野蛮人的优点卓著,曾经为元气丧失的欧洲注入新的活力,带来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和张扬个性的自由激情,他们的文化“主要是外在的文化,主要体现为外部的禀赋和魅力,如相貌、举止、才艺和勇武等”,当然也包括一些内在的禀赋,如“勇敢、高傲和自信等”,只不过这些特征是“内在禀赋中最浅表、最接近外在禀赋的品质”,总之,野蛮人的文化主要由“外部的魅力和造诣,以及浅表层的内在美德”构成,美中不足的是“缺乏足够的理智之光”。
阿诺德之所以用“非利士人”指市侩的英国中产阶级,主要是因为这个阶级追求的只是“普通的自我,而不是最优秀的自我”,他们“只想工具手段,满脑子转的念头都是发展工业、执掌权力、成就卓著、还有别的能耐等等,心目中没有内在完美的地位”,整个心思都用于“有关自身的事物、而不是真正的自我,用于有关国家的事物而不是国家本身”,从而成为“光明之子的敌人,或反对侍奉思想的人”。
群氓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组成部分随着自身权利意识的苏醒和维权意识的提高,开始采取游行、集会等手段,这些人数众多的社会底层,在阿诺德这样的社会精英眼中,自然成为了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根源之一。
阿诺德意识到,随着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三种势力的此消彼长,社会局势也将随之而起起落落。
[5]
《多佛海滩》结尾处传达出来的“无政府”状态正是阿诺德最担心的问题所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阿诺德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树立“国家的权威”。
要树立“国家的权威”,“出路看来就是文化;文化不仅能通向完美,甚至只有通过文化我们才会有太平。
”[5](P.194)文化与国家的关系在于,“文化明白自己所要确立的,是国家,是集体的最优秀的自我,是民族的健全理智。
良知作证,文化要树立国家的观念,不仅是为了维护秩序,也同样为了实现所需要的伟大变革。
”[5](P.64)阿诺德认为人心的涣散,凝聚力的缺乏,国家威权的丧失,无政府状态的渐渐漫溢,从根源上而言,都是文化衰落的病象。
阿诺德所言的“文化”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一切“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
这样的文化需要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等手段获取,从而使“我们能做到尽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可知规律,使我们的行动有根基,不至于那么混乱,使我们能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
”[5](P.147)在阿诺德看来,西方文化的精华正在于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
《多佛海滩》中的索福克勒斯是希腊精神的化身,而基督教的“信仰之海”正是希伯来精神的具现。
如今,很少有人还能谛听到索福克勒斯的声音,很少有人注意到“信仰之海”的退潮,足以证明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在现代的缺失。
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专章阐述了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需要完满结合的典范意义:
“这两大精神准绳,一个注重智慧,另一个注重顺服;一个强调全面透彻地了解人的职责的由来依据,另一个则力主勤勉地履行职责;一个慎之又慎,确保不将黑暗当成光明,另一个则是看到大的亮光就奋力向前。
”[5](P.118)虽然两种精神的路径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人类的完美与救赎”。
[5](P.111)这两种精神的完美结合,正是“知”(knowing)与“行”(acting)的融合。
阿诺德认为,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的正统地位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已经被清教主义取代。
尽管后来的马克斯•韦伯(MaxWebb,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述了新教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贡献。
[6]但阿诺德的判断却是“清教主义不再是世界进步的主流,而只是斜里插入、阻挡主流的支流”。
[5](P.123)受到清教思想濡染的社会大众,尤其是一些社会中坚,只管埋头苦干,只管拉车不问路,只讲实践出真知,他们的错误就在于知行分离,主次颠倒,这种违背自然法则的做法必将引起麻烦和混乱,就像“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交锋,/混乱、挣扎、逃逸、惶恐。
”
四
阿诺德生活的时期是维多利亚时代最美好的时光。
英国已经开始称霸世界,日不落帝国的框架已经构成。
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民族的激情与豪情都直冲云霄。
阿诺德没有加入这样的民族大合唱,却在一边泼冷水,写下如此让人不寒而栗的诗句:
“这眼前的世界/虽然看似梦乡,/五彩缤纷、瑰丽新奇,/其实没有欢乐、没有爱情、没有光明,/没有坚贞,没有和平,没有对痛苦的援助。
”实在是大煞风景,不合时宜。
阿诺德尖锐的批判之声也的确被他维多利亚时代的同胞所忽视。
文化的栽培讲究慢工夫,更何况是要放下大不列颠帝国的架子,却学习其他那些大大小小不同文明的文化,这是当时务时、心高的英国社会所难于接受的,因此他被指责为“不懂实际、超验主义、不着边际、高头讲章、玩弄精英主义、不关心不同情人民疾苦、长外国人志气、灭英国人威风”,他更是被讥为“文化先知”,其力主“国家的权威”之学说更被视为替“专制主义”张目。
[4](P.14)可贵的是,阿诺德并不动摇自己的看法,他知道“广义的教育和转变人的内心”这一任务的艰难,从不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他知道他所面对是整个时代的痼习与偏见。
这种独立旷野的处境,既是时代先知的悲凉,也是他莫大的骄傲。
即便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激情与勇气,阿诺德还是体会到“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落寞与凄清。
新婚蜜月,阿诺德携妻子来到多佛海滩。
这是英吉利海峡距离欧洲大陆法国最近的地方,仅仅20英里。
在月明星稀的夜晚,睹物思情,阿诺德念及身后的英国混乱的迹象已经显现,禁不住神思对岸法国国家主义的威权也许值得借鉴,因此我们在第一节中看到法兰西是“光影迷离”,而英格兰却是“巨大的阴影”。
在《多佛海滩》这首诗歌的最后,阿诺德为了拯救这个混乱荒芜的世界,最终求助于爱:
“啊,我的爱,愿我们/彼此忠诚!
”问题是“爱”能拯救这个世界吗?
阿诺德自己确信“爱”能拯救这个世界吗?
在另一首诗歌中,阿诺德写道:
“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死了,/另一个尚无力诞生”[4](P.7)也许道出了他自己的怀疑。
而就《多佛海滩》这首诗歌而言,其“残缺”的形式也许也能成为他怀疑的证据。
全诗共有4节,每节包括的诗行不等,分别是14行、6行、8行和9行。
前面三节没有明显规律的押韵,最后一节偏于工整,采用了“abbacddcc”形式,并且基本遵循了抑扬格五音步的节奏。
这样的韵律节奏方式的安排表明阿诺德要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潜在决心。
然而,有人指出,全诗原本应该是三组十四行诗的合成,也就是说第一节是组十四行诗,第二三节合起来是组十四行诗,只不过最后一组十四行诗歌未能完成,也就只剩下了最后一节的9行诗,而其余的5行已经“无疾而终”。
[7]依照这样的观点,我们有理由推测,阿诺德用秩序代替混乱的决心,要用爱来拯救世界的抱负,最后还是被眼前巨大的黑暗带来的惶恐动摇。
整首诗歌以“光明”始,以“黑暗”终。
黑暗走在光明后面,而如何再次走出“黑暗”走向“光明”,这还是个问题。
这不仅是阿诺德时代的问题,也是所有时代的问题《多佛海滩》是阿诺德诗歌中的名篇之一,反映了19世纪西方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在新知识的冲击下普遍沦丧的时代风貌。
诗人在海边触景生情,抚今追昔,由眼前的海景联想到索福克勒斯听到海涛时对人类苦难的悲悯,引出自己对这个信仰危机时代的担忧和无奈,要求爱人与自己真诚相待,以求在动荡不定的世界上找到把握之处。
诗中讨论的信仰危机虽是诗人所处时代的危机,但类似的危机却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同时代、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读后可能有类似的心得感受。
对思想信念和社会角色都处于转型期的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来说,这首诗尤其有亲和力:
诗中所表现出的对世界把握不定的感觉和对爱情的诉求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这首诗以大海的形象引起比兴,气势宏大而深沉。
诗行长短不一,跨行诗句不断出现,诗歌韵脚和谐,但排列参差,恰似潮涨潮落,也如思绪绵延,使诗歌在形式上的表现很好地衬托了内容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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