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惟言口述历史第一讲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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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学三年级时,日本人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那年我父亲和舅舅带我到上海,在上海打了两个月。
那是我们小学
读的课本叫《战时国语》,每个人的书包上都写着“抗日救国”,最深刻的是上海八百壮士坚守在四行仓库里很多天,被日本人包围,最后还是跟日本人谈妥了,他们撤出来,两个月以后,上海沦陷,很快就退到南京,日本人就在南京大屠杀。
我们家在苏北,抗日前四年,日本人还没来得及侵占掘港,虽然已经占了南通、如皋与县城,掘港是靠海的小镇,还是国民党的抗日游击队活动。
在我小学一、二年级时,我记得参加两次学校发动的政治活动,一次是街头游行,游行的标语就是打倒张学良,因为西安事变就是张学良把蒋介石囚禁在西安,国民党地区都是声援蒋介石,反对张学良。
还有一次是蒋委员长五十寿辰,发动小学生用省下的糖果钱捐献,买五十架飞机,送给蒋介石当作五十寿辰的生日礼品,目的也是为了抗日,我也就捐献出自己的糖果钱。
从三年级以后,小学的课本全部改成战时课本,有江苏省政府教育厅临时编的,内容全是和抗日有关。
前四年我们受到抗日教育比较深刻,所以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在年幼的心灵已经种下很深的根。
另一个情况是,在我们家乡没有正规的部队,只有所谓国民党的游击队,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当时是韩德勤,韩的部队在苏北是杂牌军,军纪非常的差,老百姓不但害怕日本人,也害怕自己的军队。
当时国民党军队有一个连长住在我们镇上,带着八个姨太太,分住在不同百姓家里,那时不是租房子,是封房子,而且每一户都必须把最好的房间腾出来让他的姨太太们住,他的部队实际上地主武装,下面都是他家乡的泗阳人,泗阳市苏北北边穷困的地方,他自己大概是地主,把他的佃农用抗日的名义组合起来,白天就是苛捐杂税,有些军人装成伤兵坐在你家里要钱,晚上实际上就变成土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既恐慌(怕日本军队进来)又对自己的军队失望,军队纪律非常差。
我父母都是商人,我祖父母都是地主,不过他们自己把持产业,把两个儿子(我父亲是老二)撵出去,只给些许本钱,让他们自己去创业,全是我父母自己创出来的,后来变成我们镇上的首富,这我现在就不详细说。
战争一来,我们家的家产受到比较大的损失与很大威胁,后来又把我们家油坊的部分资本,去购买土地,以为战争时期土地(不动产)比较可靠,中间经过非常多的辛苦与波折。
一九四〇年新四军东进,所谓东进是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把新四军的军部消灭,新四军就转移阵地东进抗日,新四军政委项英战死,叶挺被俘虏,中共从延安,派了刘少奇到苏北,在离我家乡不远的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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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是不是也在?
陈毅是新四军的代理军长,本来他是第一师师长,也在苏北。
我们家乡主要是粟裕的部队,新四军的副军长。
新四军从江南过来,向东发展叫东进,当时中共提出来的口号是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因为国民党前线已经往后撤到西南,共产党要抗日,只有转进敌后,这样夹攻日本人,开辟敌后的根据地,到抗日结束时总共开辟了十九个根据地。
我们家乡后来叫做苏皖边区,当时叫做苏中军区,掘港属第四分区,新辟了一个县叫如东县,如东县的县城就设在掘港,所以四分区的司令部也在这里,分区比县还要大,可以管好几个县,设有一位专员和地委书记,比县长和县委书记要高一级,掘港就变成一个军事重镇。
新四军东进,是从国民党手上打下来的,不是从日本人手上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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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国民党有没有打过仗?
国民党在新四军来掘港以前就跑了,但在黄桥,离我家乡不远的地方打过一仗,叫“黄桥战斗”很有名的,也有一首歌专门纪念“黄桥战斗”。
黄桥打败以后,国民党就兵败如山倒,就自己撤了,这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的事。
那个日本人没有大仗?
日本人只占领南通,当时还没有出城,日本人是坐山观虎,看你们自己斗,对他而言是有利的。
我先讲在新四军来以前,我们家乡有个时期的县长叫薛承宗,同时也是游击队团长,薛承宗现在住在台中,我还见到过他。
当时他的部队纪律很糟糕,所以我见到他时还问过他这件事,因为对他印象不好,记得他们的部队每人都有一个臂章,上面写着薛承宗三个字。
后来他告诉我,当时(抗日时)他也知道这样的情况,可是他也没有办法,因为成员素质不好,他曾说当时的地主,怕因为跟日本人来回拉锯,就会把房子、家产烧掉,地主为了保持自己的身家财产,曾经动员他不要打仗了,许诺给他很大一笔钱,让他可以到上海租界(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没有发生,日本人还不敢进入上海租界),可是
他不愿扣上汉奸的大帽子,所以他还是坚持抗日,这是他在台湾告诉我的。
不过他的部队真的是令人不敢恭维。
新四军来以前我在小学六年级的级任老师,是国民党四分区专员秘书的情妇,新四军还没来以前,我们对共产党一点印象也没有,究竟共产党怎么回事完全不懂。
她就介绍说中国现在抗战有两大祸害,一个祸害就是汪精卫,汉奸南京政府投靠日本,另外一个就是共产党,搞内讧,她就把共产党讲得非常差劲。
当时我们小学生就听进去了,对这级任老师我们还是很信任的。
我们曾想新四军比国民党还糟糕,那简直不是不敢想象,以后怎么办呢?
是继续上学,还是到乡下去念私塾?
但是从新四军到我们镇上(国民党没打就跑,新四军就进来了),第一天起就把我们的心给收拢了。
我们在街头看,心里头很害怕,部队来时排列成单行(原来国民党都是双行的军队),进来以后有很多文艺宣传,成立苏北生活文化服务社,带来很多书,教学生跳秧歌舞,而且可以说是夜不闭户,原来老百姓都是把门关得紧紧地,晚上就是怕军队变成土匪。
新四军来也没有姨太太的问题,不会封你的房子,也不住在你家里,就住在大街上、庙里头,我们南方商店的门面,都是用一块块的木板组合起来,他们就把木板卸下来(因为夜不闭户)摆在街上就当床了,这样等于是帮你看门了。
所以当时不只是贫下中农工人欢迎新四军,连有钱人也都欢迎,包括我的伯父,他是商会的会长,也出来贴标
语表示欢迎,好像就是“仁义之师”,两个军队以对比确实国民党相当腐败,新四军比较廉洁,而且抗日比较坚决。
中间日本人来过两三次,从南通出来跟新四军拉锯,我们当时是小学生,战争一起来,都躲在家里桌子底下用棉被挡一下,当然这样不见得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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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们家没有被日本人占据?
新四军来后不到一年,日本人就占据了掘港镇。
抗战前四年日本人是来了又走,来骚扰一下然后就走掉。
日本人占领以前,掘港遭到两次轰炸,其中一次炸弹就刚好落在我家院子正中央,炸死一个朱姓工人(他平时行动比较慢,但还有人怀疑他是趁机要偷东西),房子全都塌了。
第二次轰炸是新四军来了以后,炸弹很小,有人说只是“炸包”。
每次轰炸时,我们在学校上课,就躲在桌子底下。
后来我们就撤到乡下就是怕继续轰炸,中间就是这样来回整个战争动荡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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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新四军跟日本人有没有作战的情况?
日本人占领掘港以前有时来骚扰,占了掘港以后,日本人就从江南运来很多竹子,用竹篱笆把四个县,通、如、海、启围起来,南边是江,东边是海,竹子篱笆,从北到西侧面围起来。
日本人只能将掘港镇占了,一出掘港镇就是新四军,包括南通,出了城门就是新四军。
所以他们就想要把这个区域的新四军统统都赶走,日本人有一个标语说,“在南洋皇军已占领新加坡,在苏北皇军将彻底消灭新四军”,我们偷偷把这个标语(那是掘港已被日本占领)改成“在苏北新四军将彻底消灭皇军”,好处是还是原来的标语,只是把字重新改一下,日本人不易发现,还以为是原来的标语。
彻底消灭新四军就是要清乡和扫荡,扫荡是出城扫一下又回去,清乡就是用篱笆把你围起来,彻底赶出篱笆外。
有些农家在家门口修上了篱笆,你要去种田就不行了。
有时候想偷偷出去种田,被日本人发现的话,就让他吃屎。
除了篱笆外,每隔一里就设一个小碉堡,几里间隔才设大检问所,得凭日本人发的良民证才能过去。
新四军到了晚上就召集民兵,把竹子收集起来烧掉,白天,日本人就再重新盖,日本人也是强迫中国的劳工去做。
晚上日本人就从碉堡里出来,到周围村庄去骚扰,有时新四军潜伏在某个地方,将日军捉起来,再把他们押回碉堡,利用晚上看不清楚,看起来像是他们押着新四军,骗日本人打开碉堡门,然后把整个碉堡搞掉。
当时就是来回拉锯,根据毛泽东的持久战,我们跟他们打阵地战没有条件,只能打游击战,游击战是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敌疲我扰,但不能游而不击,要求你县不离县、区不离区,跑不能跑太远。
新四军常常突袭检问所,化妆成良民、老百姓,然后过检问所,身上携带武器,过检问所就把检问所的人给杀了,日本人报复,就杀老百姓。
日本人第一次常驻掘港时,我的家人都很害怕,就撤离掘港镇躲到乡下亲戚家去避难。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乡下住得很不习惯,就自己一个人进了城里,那时是小学六年级下学期,进了城里首先到我们家的油坊,正好有一个日本兵来抢钱,我也不太懂为什么日本人要抢钱,反正东西是他们的,要拿走就拿走。
他把煤油灯里的油倒在地板上,威胁如果钱不拿出来就要放火,我在场看到日本人这种劣行,我们家的店员就赶紧把钱给他,日本人就没有烧了。
后来我不敢在我家待,我就躲到我外祖父家去,离我们家大概有一里多路。
我的外祖父是开杂货店,杂货店有两重门,我就从门缝里看日本皇军在街上横行。
日本人在掘港镇驻扎在红万(纳粹符号)字会会址内,那个地方地势比较高,四面都是水,不易攻入,有好几次新四军都进到城里将那个地方包围住,不过最后还是没有打下来,因为武器装备不行,日本人也从别地方调来援兵,打不下来就只好撤了。
幸运的是我的小学阶段还算比较完整,开始四年在初小,后来两年在掘港小学是高小。
在念高小时,日本人还没进驻掘港,新四军在六年级下学期时进驻掘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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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进来以后学校是谁办的?
新四军办啊!
我们的级任因为是国民党籍跟着国民党溜了,我们的级任老师就换了,也是个女的。
我记得她将我的作文推荐到当地出版的《蠙山日报》,那时也没有电台,掘港的小报是靠上海买来的申报,从其中抄新闻下来出版,老百姓买不起申报,只能读过了时的新闻。
日报上有副刊,我的作文被推荐过去,我还记得题目叫做《旅客》,意思是说这个人离家抗日去了,变成旅客后他的心情,又是怀念家乡,但为了要抗日也不得不离家从事抗日。
新四军来了以后,我收到比较大的影响是苏北文化服务社从上海租界运来一大批在上海租界印的书,其中,有一个对我起了很大作用,使得我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就是苏联的作家叫做伊林写的小册子,里面讲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他讲,如果有一条河,资本主义是私有的,上游属于一个地主,下游属于另一个地主,如果上游的地主想要筑一个坝,兴修水利,下游就会抗议,因为对下游有影响。
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就需要大法院去解决,在苏联,因为是公有只有一个主人,同样的问题就只要到科学院去解决。
当时我的脑筋简单觉得很有道理,甚至想到每家每户包活我的祖母、外祖母,每天都做饭,如果吃大锅饭,至少可以省下不少人力。
有两个原因导致我们会相信共产党和新四军,一个原因是,觉得他们的理论是对的,共产主义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现在的社会是不公平的,有钱的人为什么那么多钱,工人农民为什么就那么苦。
再加上那时有很多文艺宣传,我看过高尔基写的《母亲》,还有一些歌,例如工人之歌,“生活像泥河一样地流,机器吃我们的肉”,一个工人不能靠自己的劳力去致富,一个工人一辈子的工资也买不起工厂的机器的一个轮盘,也就是说工人永远是工人。
再加上新四军的抗日宣传与行动,能够打动年青人的心。
影响我的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原因是共产主义的学说,另一个是抗日,民族仇恨。
新四军到掘港第一个我看到的大标语就是六个字,贴在墙上,“结束一党专政”,针对国民党,现在共产党不就是一党专政吗?
那是我们觉得很合理,新四军也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
那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高统帅是蒋委员长,新四军八路军的编号还是国民党给的,所以他还是要承认统一战线,拥护蒋委员长,但有个条件是抗战到底,那时候的宣传说蒋介石不抗日了,当然汪精卫是直接降日,新四军的宣传说蒋介石提出“曲线救国”,就是蒋介石的军队大部分投降日本,便成伪军来打新四军,走曲线救国的路。
所以蒋介石还念念不忘十年剿共的历史,曾经在皖南将新四军的军部给消灭了。
蒋介石则说新四军不服从调动,军队编制无限扩大。
八路军新四军按照国民党给的编制没有那么多,而且规定驻地,新四军不服从军令建立了很多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八路军则抗议说你不发给我军饷,不发给武器。
蒋介石怎么可能发给军饷、武器,本来就是敌对的嘛!
整个这些宣传,我们都是接收到新四军的说法,尽管在苏北地区,李宗仁在“苏北台儿庄战役”也是很有声威,但都觉得国民党是妥协多于抗日。
蒋介石说“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有一首歌针对这个言论叫“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蒋介石的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要求军令政令要统一,新四军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很多地方都是针锋相对的。
苏北文化服务社在学校里组织学生讨论,比现在都要民主,就是你有怀疑提出来,他就跟你解释,不像现在,你如果有疑问,就把你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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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新四军的领袖已经是陈毅、刘少奇了吗?
新四军的军长是陈毅,政委是刘少奇。
在我们那最主要是新四军的一个师,师长是粟裕。
那时我们虽然受到新四军的影响,不过跟新四军还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还是小学生,不可能参军。
小学毕业以后暑假考中学,那时日本人还没有来,当时我父亲就把我和弟弟送到曹桥(离掘港四十多华里),学校在乡下觉得比较安全,因为日本还无法占领所有乡村。
那个中学是南通撤出来的教师,南通被占以后,比较爱国的撤出来,在那办一个中学,新办的,我跟弟弟就去应考,我还是以第一名录取了。
我的国文是一百分,算术是九十九分。
中学的地址是在曹桥的朱家园,老师在开始作文以前稍微介绍一下朱家园,根据这个来写一篇作文,我写的是一片新体诗,叫《这样的朱家园》,老师好像觉得不错,
给了一百分。
同时,我又考了镇上的掘港中学,也考取了第一名,可是这两个学校都没有能上,因为日本人来了,两个地方都被占了。
在乡下待了一段时间,可是我不耐,就跑到城里,进城当顺民,回到日本沦陷区。
日本人平时也出来守在他们的堡垒,红万字会据点里头。
红万字会本来是我们镇上比较好的房子,日本人就把它当作是警备司令部,因为四面都有水,有桥才能进去。
那是日本兵大概有多少住在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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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少,我估计大概是三、四十个人而已。
一个警备中队而已,当时中国认真的不行,只有三、四十个人,就可以珍珠一个整个镇。
我们掘港有九座桥。
我三岁时得过一次病,好像认为是没有救了,那时医疗条件比较差,有些嫉妒我母亲的人就说,我母亲不配有这么好的孩子,我母亲当然不服气,后来还是救活了。
因为迷信,到庙里求签,签上面讲要用九桥十庙的灰作药,我父母亲就到镇上的九座木头桥,刮下一点木头屑,然后从十间庙门口的石狮子上刮一些石粉下来,当药给我吃,从那次病以后我的左耳就全都聋了,不过一直到九岁我们才发现。
日本人在掘港占着红万字会,掘港周围每座桥都驻有伪军,汪精卫的部队。
伪军都是一些地痞流氓,我们称之为汉奸,日本还组织了维持会,就是汉奸组织。
初中第一学期,我们找到一个地方补习,没有正式的学校,上午补习的老师姓管叫管志成,是中央大学河海工程系毕业的,我们对这个老师也不是很满意。
下午我们就到一个私塾找一个叫他颜二呆子的补习古文跟英文。
初一下学期,我的父母把我们送到南通(南通被日本人占了八年,我们掘港只有四年),南通已经恢复了中学,有两个中学,一个是省中,一个是县中,我们就到南通县中,托人介绍的,校长叫伯涛,我跟我弟弟住宿在学校里,南通跟掘港距离有九十华里,不可能走读。
读了初一下学期和初二上学期,那时因为年纪很小,所以非常想家,对那个学校非常不适应。
那时我们认识了两个同学,一个叫张培才,一个是邓勰,我们三个人在班上功课都是最好的,这两个人思想都很进步,后来都是共产党地下党员。
在这段时间,我记得我的功课很不错,校长亲自教我们的语文,他认为我的文章写得那么好一定是抄的,小学生不可能写得那么好。
有一次到狼山远足,作文就要写这个内容,狼山游记他认定是抄的,不过他还是表扬做为范本在班上宣读,因为他觉得抄也抄得很适当。
还有一次叫我们代数的老师(冯德吾),他同时在通中教高二的代数,他出了一道题要我们当场做,如果这道题做出来的话,就免考试算一百分,结果我把那道题解出来了,他说他的高二的学生都没有解出来。
在南通念了一年,年纪实在太小,很想家,我父母亲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就不让我们再去南通,初二下学期又找人补习。
当时掘港中学已经恢复,可是只有初一。
找了一位管笃诚(掘港姓管的人很多,论辈分他还要叫
我叔叔,不过当然他年纪比我大),是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毕业的。
冯德吾和管笃诚这两位老师对我数理方面的影响很大,当时我对文学也有兴趣,小学三年级开始看课外小说,当时是看武侠小说。
镇上的书有限,所以我可以说找遍了镇上能看到的书。
管笃诚就跟我和弟弟补习了半年的数学和物理。
旁边有一年级的教室,他就在他的办公室帮我们兄弟两个上课。
他还叫我的父亲祖父,因为他还比我小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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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以后掘港中学就恢复了三个年级都有,我们就进入掘港中学初三。
初三的上下学期到高一我是在掘港中学念的,共三学期。
这三个学期我才真正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之前都只是自己的感受。
那时候受到何德隆的影响,这个人小学毕业后就失学,自己在掘港西街开了间书店。
我们上学时都会经过书店门口,因为我们家在东街头学校在西街,每天都会经过他的书店四趟。
他是自学成材,他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他的文学修养很好,当然数理化可能不行,他的文章写得很好,还会绘画、作词、作曲,棋也下得很好,是多才多艺的一个人。
一开始我们只是为了要买书或看书到他书店去,他的书其实不多,掘港很小的书店,日本人统治时他就是共产党地下党员。
他在柜台上摆的是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榜这一类的书籍,没问题的,但是柜台下面就是鲁迅、苏联这一类很进步的书,甚至我看到过列宁文选,还有共产党毛泽东的著作。
一般人当然看不到这些书,等他觉得这些人可信了,才向他介绍。
那是从某一角度来看,不是很严密的保密,这情况和现在不一样,因为老百姓普遍有抗日情绪,所以你自发为抗日做地下工作,群众都会保护你,某种程度下是半公开的,只要避开汉奸和日本人的狗腿子,就安全了,老百姓不会去告密。
不过一般来讲不会随便公开,所以他也算是相当大胆,我们那时的活动也算是相当大胆。
因为究竟愿意当汉奸的人还是极少数,和后来国共内战不一样,因为是同一个民族,有两种信念,直到你是另外一方就不得了。
整个面来讲,大家都是很日本人,相对来说,做地下工作就比较容易。
我有一位同学冯刚,就住在何德隆家附近。
我们大概有四五个人每天有时在冯刚家有时在我家院子里乘凉,何德隆就借机会跟我们宣传,那时还不是讲共产主义如何,主要是抗日、怎样对抗汉奸。
后来就主办一个刊物《寒星》是手抄本,就是大家自己写,写了以后拼在一起,可是相当漂亮,虽然是手写,但是都写得很工整,标题也写得很艺术,中间还有插图。
那怎么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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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大概口袋放得下,半本书大小,就很隐秘的,只能在我们几个人中间传阅。
印多少份呢?
不印,就只有一份,唯一的一份。
每期大概有十几篇文章,文章没写完的地方,就由我和何德隆负责补白,画一些画或引一些名人语录,规定不能直接写抗日口号,内容要隐讳。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风筝》,这篇文章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们一共出了十几本。
最后被朱炎(就是和我一块照相的那位),他当时也是和我们一伙的,国民党占领掘港后,他将《寒星》埋在地下,可惜完全烂掉了。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人最多时大概有十五个左右,大家传着看,不能轻易传到外面去。
《风筝》这一篇文章的内容就是说,风筝在天上飞舞,比喻汉奸现在很得意,但是他是被线牵着,表示他不是自主的,文中写“云雀”,是真正自由的自主的,他代表抗日群众。
另外还写一个“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是不动的,是人民,云雀的是革命的,风筝是汉奸,遇到大风大雨时,风筝就垮掉了,云雀还可以傲然地与人民在一起,诸如此类的方式。
何德隆曾经夸奖过我的这篇文章有鲁迅笔风。
一次我在中学时作文得过一百分,一般是不太可能,还有在高一时,我的国文老师叫叶孟卿(女老师),除了作文题目《要求》,议论当时是日本人统治下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从大格局来讨论,归结为必须结束日本的占领,结果这老师说,可惜作文最多只有一百分,如果有一百二十分我就打一百二是分。
初三时还有一位国文老师姓王,一开始他也认为我的文章都是抄的,他在第一篇文章后面评语“如词确系己出,颇可喜。
”第二篇第三篇以后他向我道歉了,他已知道不是抄的。
我在中学对文科、理科还是比较均衡的,都很喜欢。
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后来我会学物理,这和我的坚持有关,后来我参加解放战争四年失学,假如我不坚持,我就回不到自然科学这方面,就变成一个革命干部。
何德隆对天上星座知道很清楚,天晴的晚上,他会教我们观星,他的知识面非常广,中学时求知欲非常强,从他那看了很多书,通俗的、经典的都有,他知识面相当广,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们确实都受到他的影响。
后来他开始给我们灌输抗日观念,开始印抗日传单,来源是在乡下的新四军,他只是单线跟人家联系,我们也不知道,当然也没追问。
他单线从乡下拿到传单,就拿给冯刚,我们就在冯刚家刻钢板,印成传单。
有些内容是日文的,向日本兵宣传用的,这些不由我们刻钢板,而是从乡下直接石印好拿来。
日文宣传品是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头子,叫做野坂参三,他还有一个名字冈野进。
传单名义上是由在延安的“日本人反战同盟”印发的,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用以向日本人宣传,那时还有一首歌:
“最可悲新婚三日好梦正长”,是说日本人在家里结婚才三天,就征兵到中国,临行时弟弟妹妹来哭别,这一类的诗歌,写成小册子。
我们的任务,因为是日文的我们也不会印,这些东西很宝贵,一定真得负责送到日本人手里。
这个任务很艰巨,我和另一个人马起鹤负责这个任务。
日本人驻在红万字会会址,外面有一个广场,日本人常在那里放电影,老百姓可以进去看,当然经过桥时有人看着,电影是放一些像汪精卫、大东亚共荣圈、鸦片战争之类。
我们就利用这机会进去,我穿中式的衣服,传单放在上衣两个口袋里很明显,把上衣口袋塞到裤腰下面,其实这样看起来反而是很反常。
反正我们那是年纪也小(初三大约十五岁)没想那么多。
进去以后,老百姓也没那么多,日本兵自己也看,他们就在场地最后面一排放凳子,站在凳子上看。
日本兵穿长筒的马靴,我们在他后面,把传单轻轻塞到马靴里,当然要很小心,不被发现。
另外一个方法是,日本兵在掘港放电影,可是没有电,他们会自备发电机,发电机不能放离荧幕太近,因为发电机很吵,会干扰,所以发电机的线会拉得比较远,我们就装作好奇要看发电机,再把传单搁到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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