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学17秋大作业现代文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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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现代远程教育考试大作业
考试科目:
《中国当代文学》
一、大作业题目(内容):
(一)名词解释(20分)
1.茶馆戏
老舍是“人民艺术家”和“文艺界的劳动模范”。
《茶馆》是中国当代话剧艺术的经典之作。
戏剧运用侧面透露的表现方法,以北京裕泰茶馆为典型环境,以茶馆的变迁和一些小人物悲剧命运来表现时代的主题。
戏剧采用了人物展览式的结构,塑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群像,反映了清朝末年至国民党统治时期近五十年的历史变迁,深刻表现了“埋葬三个时代”的主题。
2.寻根小说
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
”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从作家选取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基点的角度来分析,可以把“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
代表作家有阿城、张承志、韩少功等。
3.“双百”方针
所谓双百方针是指建国后毛主席在与文艺界各人士会谈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方针。
至于此方针的提出对于促进当时文艺繁荣的贡献暂且不谈,时至今日更多的是带有阴谋论色彩的揣测毛主席是否曾有意引蛇出洞,以双百方针诱出一大批在其眼中看来明显带有所谓反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延及事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4.文化散文
所谓的“文化大散文”兴起的标志大约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的出版罢。
顾名思义或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来定位,似乎“文化散文”是对某种文化或文明的反思。
(二)简答题(20分)
1.“朦胧诗”对传统现实主义诗歌有哪些突破?
朦胧诗,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
朦胧诗,指以舒婷、顾城等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为代表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
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探险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
朦胧诗的重要特征是意象化,象征化和立体化。
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
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
“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
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
2.概括90年代散文创作的四种主要类型,并分析其审美意义。
90年代散文创作的四种类型分别是:
以余秋雨、李存葆、周涛、鲍鹏山、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
以季羡林、金克木、黄裳、乐黛云等为代表的学者散文;
以海男、素素、张立勤、周佩红、韩小蕙、赵玫、翟永明、铁凝、残雪、潘向黎、何向阳、陈蔚文、张燕玲、唐敏、叶梦、徐小斌、徐坤、陈染、林白、残雪、虹影、孟晖、赵园、潘向黎、楚楚、路也等为主要阵容的女性写作;
以杨永康、朱千华、韩青、雷平阳、盛慧、谢宗玉、周蓬桦、马力、马叙、杨献平、黄海、习习、阿贝尔、淡舟、右额天心、蒋蓝、玄武、雪松、高维生、李汉荣、张生全、傅菲、陈洪金、宋晓杰、周闻道、李傻傻、汗漫、柳宗宣、季栋梁、齐明达等为主的“新散文”写作。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选择散文这一文体来表情达意,他们或以文人性的情趣见长,或以现代人的睿智通达取胜;有的面向社会历史,有的走向自我心灵。
无论是走进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抑或回归自然,都以散文的方式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文化关怀。
从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90年代散文家“人”的意识、自我意识的充分觉醒,看到了这些散文作家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肯定着“人”的尊贵地位,肯定人的丰富需求,同时进入对人的前途、命运的本质的深入思考,这就为以抒写心曲、思考人生为特色的散文文体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而且这些作家告别了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政治功利目标,而是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和抒写方式,并以此作为散文新的审美标准,终于使90年代散文以更为轻松的格调、优雅的步态、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90年代散文兴盛的基础。
作家主体审美意识的改变,使得90年代散文愈加表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进而获得对世界、对人生的全新认知,这符合散文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的规律,而且中国90年代社会思想活跃、丰富,它一改80年代思想改革与保守,开放与二元对立模式,明显地呈现民间性、多元化的特征,其内涵和格局表现在创作中,就是散文创作所涉及的立意和主题,以及写作的基本立场和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偏转,特别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诸多散文作家的创作已明显收缩为一个局部的边缘的现象,个人化的趋势日益清晰地显露出来,当然“文以载道”的传统,以及社会因素对于作家的影响,使90年代的散文创作必然出现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态势,这个时期的创作,或者富有哲理和人道精神,或者婉转抒情、或者倾向于个体内心的倾诉,或注重文体的创造与革新,甚至是一些大众消费的散文也应运而生。
因此散文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其中,老一代的博大、中年一代的厚重、年轻一代的锐利,使当下散文创作呈现着三代同堂的繁荣局面。
他们为我们散文的创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给我们当前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有意的启示。
(三)论述题(60分)
结合建国30年与80、90年代的小说作品的比较,论述新时期以来小说在题材、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出现了怎样的演化趋势?
并请说说你对这种演化趋势的看法?
(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晰、有理有据。
)
题材方面
一、“文革”题材小说研究的兴起
什么是“文革”题材小说,学界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明确定义。
很多研究者几乎都不对“文革”题材小说进行界定,“文革”题材小说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
“文革小说”的三种情况。
为方便讨论,本文所说“文革”题材小说大体上等同于许子东所说的“文革小说”。
新时期“文革”题材小说出现伊始,可以说关于它的研究就应运而生了。
刘心武的《班主任》一发表,全国读者来信不断,围绕《班主任》的座谈纪要和评论也随之而来。
卢新华的《伤痕》一发表,大有全国读者泪流成河之势,《〈伤痕及其他〉———短篇小说和评论选》也随之出现。
古华的《芙蓉镇》和莫应丰的《将军吟》刚一出版,《〈芙蓉镇〉评论选集》和《〈将军吟〉评论选集》就紧跟而来。
戴厚英的《人啊!
人》一问世,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便蜂拥而起。
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关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评论意味着新时期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已经发生。
1983年开展的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
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蓬勃发展。
由于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中有不少以书写“文革”中的人和事为主,所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又活跃起来。
从“文革”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的兴衰与当时文艺政策的或松或紧呈正比关系,与之相随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大致上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叶永烈、胡月伟、师东兵、林青山等人的“文革”传记、“文革”纪实和“文革”秘闻也在那个时候同步出现。
这些“文革”题材作品(小说)在反思“文革”的同时也不乏消费娱乐的倾向,它们同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中的“文革”叙事,可视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叙事的四重向度。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题材小说(作品)大量涌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内兴起的“文革”研究密切相关。
1986年“文革”发动20周年之时,知识界对“文革”的言说持续升温。
邵燕祥倡议建立“‘文革学”。
[1]巴金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人们牢记文革”,以防“文革”再来。
[2]针对巴金的提议,附议者不少,但也不乏“怀疑”者。
①总的来说,那时人们呼唤“研究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到来。
②今天看来,一批早期的“文革”研究著作、“文革”口述著作就产生于那个时比如金春明、王年一、周明、冯骥才等人的书籍。
几乎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呼吁进行“‘文革’文学”研究。
1988年11月10日,《文学自由谈》《开拓文学》编辑部主持召开了“文学与‘文革’”座谈会。
《钟山》1989年2期刊登了潘凯雄、贺绍俊《文革文学:
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一文。
随着全国经济政治形势的紧张,1989年夏季前后至邓小平“南方讲话”(1992年1月1日到2月21日),“文革”研究受到限制,“文革”文学研究题材小说创作及研究也走向低潮。
其实,早在1988年12月10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发布了《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这种趋势似乎就已经注定。
可以说,从1989年夏季前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这段时间,既是“文革”题材小说创作及研究的蛰伏期,又是“文革”题材小说创作及研究的突围期。
从中也可以看出,“文革”文学研究和“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伴随着文革研究”的兴衰而呈现出上下起伏的状态,这与政治经济形势和文艺政策的变化遥相呼应。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这种局面得到改观。
③值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出版之际,《文艺争鸣》1993年第2期开辟了“研究文革文学———一本书和一个话”的专栏从那时起,“文革文学”日益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文革”题材小说及其研究也重新抬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消费主义盛行,人们似乎忘却了“文革”。
1996年“文革”发动30周年之际,港澳台地区和海外掀起了一股“文革”热,其中“两个文革论”成为当时争论最激烈的话题,而国内关于“文革”的话题则比较低调。
二、宏观考察、记忆与历史及扣问思想意义
宏观地考察“文革”题材小说的发展轨迹和阶段特征,是“文革”题材小说研究论文的一个重要方面。
早在1982年,阎纲读韦君宜《洗礼》中总结“五年来的文学创作”时认为,“文革”题材小说从写作态度上、故事追求上和情感上“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逐渐提高的过程”。
作为新时期十年文学主潮的主流话语,季红真的“
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和雷达的“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也很大程度上适用于第一个十年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
刘江认为,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文革”题材发生了“视角:
由政治视角到文化视角”“反思:
由极‘左’路线到‘国民性’弱点”“表现方式:
由凸现到隐现”和“心境:
由激昂到冷静”四个方面的转变。
邹忠民则指出当“文革”题材创作存在着把“文革”作为背景处理、多写特殊人物和亲历者的“文革”遭遇、多写“文革”风云人物或高层的秘闻三种不良倾向,“文革”题材长篇小说创作薄弱,有待提升。
张志忠认为,“狂欢”“追问”和“救赎”成为世纪之交“文”题材小说的重要特征。
陈慧娟指出,多重化的叙事焦点、多样化的叙事视角和题材内容的多元化标志着21世纪初“文革
”题材小说的叙事发生了转变。
张景兰认为,“受害者的施害逻辑与自审”和“戏说与解构”成为21世纪前后“文革”题材小说的新动向。
王玉林、周睿说,从文化、哲学和生命等角度展现人在“文革”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追求超越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学意蕴,是21世纪“文革”题材小说的新特质。
周景雷认为,21世纪隶属于成长小说的新伤痕主义小说较之伤痕文学呈现出“强大的亲情关怀和人道主义色彩”。
陈树萍总结道,21世纪的“文革”叙事在承继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传统的同时,呈现出“思想写作”“荒诞写作”和“回忆抒情写作”三种倾向,它们分别指向青年思想资源的分析、先锋精神的延续和创作形态的转变三个向度,“文革”小说创作正在艰难突围。
三、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的转型
2000年,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
篇文革小说》一书的问世打破了“文革”题材小说研究没有专著的局面。
四、新时期以来“文革”题材小说研究的不足及前景目前,“文革”题材小说研究的论文不少还隶属于作家作品论和文学思潮论的范畴,“文革”题材小说研究的自觉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进入21世纪,许子东和张景兰出版了各自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专著,大量的硕博论文开始浮出水面,“文革”题材小说研究的自觉意识日益清晰,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标志着“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在新世纪的真正兴起。
当下,那种从空间上涵盖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地区和网络上的“文革”题材小说、从学科上沟通文革政治学、文革经济学、文革文化学、文革社会学和文革群众心理学诸学科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格局还没有出现。
因此,对“文革”题材小说进行地毯式的搜罗,重视研究文献的利用,使“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充分结合,改变“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局限于“叙事”“记忆”和“成长”范围,具备大的思路,使其与文革政治学、文革经济学、文革文化学、文革社会学和文革群众心理学等学科的良性互动,将有利于改变“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少与“文革”题材小说数量大的不平衡现象,深化“文革”题材小说研究。
当然,我们也要牢记“文革”题材小说研究毕竟还是“文学”研究,不能使其滑向无边无际。
不管是扩大研究视野,还是建立研究范式,形成大的研究格局,“文革”题材小说研究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可以说,“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刚刚起步,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必将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在过去的20世纪,“日军侵华战争”和“文革”是中国人的两大“痛史”,它们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进程,关于它们的文学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
面对“抗战文学”和“文革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应该迎头赶上。
“文革”已成过去式,“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仍然是“现在进行式”,它们也必将指向未来。
为此,“文革”题材小说研究者不应该懈怠,需要一直向前走。
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一、新时期之初小说中人物形象仍缺乏丰富性和立体感缺乏历史意味和独特的审美个性,如果观察新时期之初的主要小说思潮,如伤痕小说及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的部分作品,就可以发现大部分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还较多地拘囿于类型化、扁平人物的窠臼,还未塑造出有独特审美价值、充分典型化的人物形象。
大家公认的一个事实是,新时期小说的真正起步肇始于刘心武的《班主任》,但以《班主任》和《伤痕》为先声的伤痕文学思潮就精神实质而言,与其说是次文学思潮,还不如说是一次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
它是经历了政治、文化上的动荡和生活的大灾难之后,思想解放与灵魂觉醒浪潮的第一次涌动,是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以文学的面目所进行的一次非文学的抗议活动。
像很多人概括的那样,文学成了时代情绪的突破口。
作家则成了时代情绪的代言人。
在这样一场带有很强的政治批判色彩和情绪宣泄色彩的文学浪潮中,作家不是冷静的,也不可能以超脱事外的所谓静观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创作,所以作家在选择叙述切入点时,就采取了一个迅捷而简便的方式:
讲故事。
要印证这一点,只要看看《伤痕》、《在小河那边》、《我应该怎么办》、《枫》、《杨花似雪》、《重逢》等一大批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占据了审美重心的显然是故事,是这些故事展开的具体形式情节。
当然其中也有人物,但人物往往是展示故事情节的工具,是故事的载体。
小说让读者回味的是那些感伤、凄绝的故事,而不是性格化的人物,人物性格的光辉显然被情节的曲折、离奇,故事的沉重以及隐附于故事中的感伤情绪遮掩了。
甚至在当时被称作典型的一些人物形象,在今天看来也缺少典型所具有的性格的丰富性和立体感,缺乏真正的典型所具有的丰厚的历史意味和独特的审美个性。
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以后,人们谈论最多、评价最高的是谢惠敏这一人物形象,认为她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
不可否认,这一形象有其独特性和不可低估的认识价值,但是作为艺术典型的性格构成来说,她的性格是单一的,除以扭曲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积极和红以外,她的性格缺乏更加丰满的特征和丰富的色彩。
她的独特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及意义也在于这一性格强烈的针对性,她触到了一个社会普遍关心的政治热点,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思索。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形成这种反思的社会气氛的逐渐单薄,这一形象的批判针对性散失以后,她的性格的单薄和单一与一个真正典型所具有的强大的历史凝聚力和丰厚的审美意蕴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明显了。
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是另一个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被称作典型,但在今天值得重新检视的人物形象。
这一形象更为突出、更为典型地体现出苏联文学的影响和革命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典型形象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与审美特质。
他是另一个出现在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英雄形象,他的思想及性格的突出特征是:
第一,高瞻远瞩的历史识见,顺应历史要求、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胆略及公而忘私的高风亮节和公仆意识;
第二,大刀阔斧的行动能力和言必行、行必果的铁腕作风;
第三,主动、征服、自我扩张的个性人格。
这些在单向度上层层累积的优秀品质,使他逐渐成为高大甚至近乎完美的英雄。
在文化特质上,同江姐、杨子荣、朱老忠、梁生宝、刘雨生等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产生的英雄和新人是一脉相通的。
如果仅仅因为他身上体现出的这种文化特质就把他称作典型,这显然是不够的。
很明显,这一形象在审美上的形态是相当粗糙的。
第一,作为一个经历了严重的历史曲折的人物,历史的痕迹似乎未对他造成任何影响,不但在思想、性格、心理状态上看不到政治打击、生活磨难造成的影响,而且那段扭曲的历史似乎完全成了铸造、砥砺他的革命斗志的助燃剂。
同张思远《蝴蝶》、郑子云《沉重的翅膀》等有着类似的生活经历而思想性格与心理状态要丰富复杂得多的人物相比,乔光朴性格与心理状态的单质、单色是一看便知的,理想化使这一人物形象简单化了。
第二,这一形象延续甚至强化了英雄人物生活描写上的反世俗化倾向。
作品对他爱情生活、爱情心理简单粗糙的交待与描写,他与童贞之间的貌似浪漫实际乏味的爱情经历,不但没有为丰富他们的性格提供基础,反而更加暴露了他性格中粗陋与专制的一面。
乔光朴这一形象不仅承接了十七年小说中英雄和新人典型的文化精神和审美精神,而且还直接启发其后改革文学中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车蓬宽《改革者》、傅连山《祸起萧墙》、刘钊《花园街五号》、李向南《新星》、《夜与昼》等形象的审美形态特征和体现出的文化精神,都可以看出乔光朴或者说英雄或新人形象影响的痕迹。
如果把这类形象放到新时期小说形象演进的整体线索中观察,可以明显地感到它的过渡性特征。
二、新时期小说创作对人定位在两方面的突破借助于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同时也受到诸如文化热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新时期小说开始宽容地理解人,为典型的突破和丰富提供了可能。
具体地说,对人定位在两方面的突破,使典型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第一,向人的文化存在的扩展。
传统的典型观建立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哲学社会学基础上,而对其所作的解释则是共时性和政治化的。
社会关系基本上等同于阶级关系,阶级关系就是专政和斗争关系,因此人的真实性存在被简化和政治化了。
新时期小说的一个重要转折是,中国作家从思想解放、文化热、拉美爆炸文学等政治、文化、文学思潮中获得了一条重要的新思路:
人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土壤,人既是共时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历时的文化传统的积淀物,人是政治动物又是文化动物。
这种看似简单的命题,却是历经几十年以惨重的牺牲为代价才获取的新知。
当然,创作中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并不始自理论上的自觉并酿成文化思潮的寻根小说。
事实上,在这之前,反思小说中一些成功的作品已经触到了这样的文化岩层。
比如高晓声笔下的农民形象陈奂生,作者对这一形象文化心理的出色描绘,使他成为在现实与历史间闪回,在政治、经济、文化交叉点上站立的出色的农民典型。
第二,向人性,具体地说是向人的个体性生存空间的拓展,更有效地消解政治化典型的性格模式。
人不仅是体现横向社会关系的社会动物,也不仅是体现纵向文化积淀的文化动物,而且他还是肉身并被赋予灵魂的个体存在物,他自己就是一口深井,心灵本身就是一只神秘的黑箱。
横向的社会关系纵向的文化关系与垂直、立体的心灵层次,构成了人的三维存在,作为人学的文学就应该是这一三维空间的全景扫瞄。
新时期小说在典型观念上的突破,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为人性和非理性正名,把它看作人的课题中应有之义,看作文学描写名正言顺的聚焦点。
事实上,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对大写的人的呼唤和塑造,已明显地表明了典型的文化观念和美学观念旗帜鲜明地转轨,这可以在两种典型特征的比较中得到充分说明。
与革命现实主义所倡言并努力塑造的英雄和新人形象不同,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更多更明显地受到了19
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小人物、被污辱被损害的人是这些小说所钟情的人物形象。
李顺大《李顺大造屋》、陈奂生、王老大《笨人王老大》、张铁匠《张铁匠的罗曼史》等农民形象,许灵均《灵均肉》、钟亦诚《布礼》、罗群、冯晴风《天云山传奇》、陆文婷《人到中年》等知识分子形象,在精神气质与审美特征上同江姐、杨子荣、乔光朴等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具体回答他是谁,即围绕他们展开的生活层面上看,道德伦理关系、人性内容、个性心理成为构成性格的主导因素,这同在阶级之间展开的政治大搏斗中,在激烈而尖锐的思想观念冲突中所成就的英雄与新人相比,其生活形态和审美形态显然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本来面目。
要突破典型观念政治化的旧有窠臼,需要来自美学方面强有力的补充和支持,而美学方面的突破恰恰来自于对人理解的丰富,来自于对人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与描写。
如果重温一下代表新时期人物形象塑造最高成就的众多形象,如田玉堂《内奸》、陈奂生、张种田《西望茅草地》、魏天贵《河的子孙》、田家祥《拂晓前的葬礼》、金斗《桑树坪纪事》、陆文婷《人到中年》、朱自冶《美食家》、徐秋斋《黄河东流去》、倪吾诚《活动变人形》、王一生《棋王》、四爷爷《古船》、白嘉轩《白鹿原》等就会发现,他们无一不是建立在丰富的人性基础上,具有多重性格特征的圆形人物。
并且在某些形象身上,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卑鄙等对比强烈的性格特征错综复杂地纠合在一起,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魏天贵作为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热心为群众办好事,敢做敢为,自有质朴、真诚的一面,但有时又愚昧且狡猾;他的行为动机既有崇高的一面,但有时又私欲膨胀,甚至牺牲他人满足自己的私欲。
由英雄到末路的田家祥,集伟人与小人、领袖与最狭隘的农民、天使与野兽等多种人格因素于一身,成为当代小说创作中一个少有的复杂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典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文婷这一形象。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形象标志着典型观念上的一次崭新的突破。
具体地说,在典型化的观念上,陆文婷形象的塑造将分轨而制、分道而行的两极文化特质和审美特质进行了奇妙的综合。
一方面,她具有英雄与新人的特质心灵纯净美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恪尽职守、舍己为人以及超人的意志与耐力等,具有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优良素质,表现出一种肯定性和建设性的文化向度。
她身上没有一点像乔像乔光朴那样的英雄形象所表现出的剑拔弩张、咄咄逼人的盛气与霸气。
另一方面,她又奇妙地表现出平凡人、小人物的异常质朴、亲切的一面。
同英雄形象对世俗性生活的拒绝相反,她在爱情、婚姻、家庭等日常性的生活中表现出一个普通女性正常的需求与合理的愿望。
陆文婷等形象的成功塑造,标志着英雄人物和新人形象的塑造终于走出了神的阴影,走出了高大全的窠臼,使英雄获得了普通人的面目、普通人的心理,获得了现实中人的生活形态。
这样一个英雄世俗俗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感性化、审美化的过程,是人性的丰满带来了典型内涵的丰富和典型化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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