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教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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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教案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一、教学要求
1.在了解北大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理解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和巨大贡献。
2.结合注解,疏通字句,通过关键语句的分析,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章的内涵,体会本文的思想文化意义。
3.结合本文的结构,了解演讲词中心突出、层次分明的特点。
4.结合本文的思想内容,思考大学的内涵和大学生的价值取向问题,并进而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出自己的想法与建议。
二、学习要点
1.以我国近代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理解本文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并进而思考本文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2.了解演说词的特点,并思考如何才能使演说打动听众。
三、作者生平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先号民友,后改孑民,浙江绍兴人,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中国近代学术与教育的奠基者。
蔡元培从小接受封建主义教育,走科举道路。
25岁进士及第,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27岁经散馆考试,授职翰林院编修。
他忧民族危难,愤清王朝腐败无能,于1898年10月弃官南下,兴学育才以救国。
先后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等职。
1902年4月,与蒋观云、叶瀚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被推举为会长。
开始倡言反清革命,并与教育会同人创设爱国学社及爱国女学,培养革命人才。
1904年11月,在上海发起创立光复会,任会长。
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
1907年起,留学德国,旋入莱比锡大学,并从事译著。
1912年1月,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2月受孙中山委派,任迎袁世凯南下就总统职之专使。
7月因不满袁专权,愤而辞职,再次赴德留学。
一度回国参加“二次革命”,后转赴法国从事译著。
1915—1916年在法国参与创办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被推举为中方会长,推动了影响深远的国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917年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锐意改革,整顿学校,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
五四运动中,竭力营救被捕学生。
1920年底,赴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并出席太平洋教育会议。
法国里昂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文学博士与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1923年春,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
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二全大会后,一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926年初回国。
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
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
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辞去其他职务。
1932年底,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在这前后,参与营救被捕的胡也频、杨开慧、陈独秀、许德珩、廖承志、史良、陈赓、丁玲、牛兰夫妇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养病,继续领导迁移后方的中研院工作,并任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用《满江红》词牌为中国分会制作激励抗战的会歌一首。
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四、作者作品
辛亥革命前的1907年,蔡元培到德国留学,对美学发生极大兴趣,并接受了康德的影响,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国参加革命政治活动。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任教育总长。
在他的倡导下,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之一,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具体发挥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和美育思想。
1912年7月,由于不满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毅然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又去德国留学。
一年之后又到法国,直到1916年回国。
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在整饬校风和教学秩序,网罗革新人物,建立新式教育体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人材等等方面,成绩卓著,影响巨大,使一个腐败的衙门式的旧北大一变而成为教学与科研的最高学府,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也成为这个运动的总后台。
他坚决批判封建复辟思想,反对“尊孔读经”,针对宗教迷信活动,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并以此为题撰文、发表演说,阐述自己的主张。
他还针对新文化运动中重视科学教育,忽视艺术教育,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道德的培养等偏向,发表了《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美育与人生》等文章和演说。
由于他的提倡和支持,从20年代初开始,全国高校普遍开设美学课,创办各种艺术专门学校,建立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形成空前的“美学热”。
从1927年至1929年,蔡元培是全国教育和学术机关的最高领导者。
从1929年开始,他辞去了在政府中担任的一切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1940年逝世。
蔡元培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在文化教育上尤为巨大。
他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民主教育家,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杰出的先驱者。
他投身教育事业后,即致力于打破封建专制教育,明确要为革新政治而培养人才。
民国建立后,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虽然时间很短,但开始了施展改革中国教育制度的抱负。
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废弃了前清教育宗旨中违背共和政体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则的“忠君”和“尊孔”的条文,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在教育中首倡德、智、体、美四育,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并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这些改革,初步建立了中国新式的、与共和政治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从而揭开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蔡元培进步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措施,对我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培植了许多优秀人才,为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然,蔡元培在教育事业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北京大学的革新。
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积极倡导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发展的办学方针,热心延聘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这样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执教,同时对思想守旧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学者也加以延揽,开创了学术自由的新风;大力扶植各种学术政治社团,培养了学术研究、思想争辩之风,使新思潮、新思想在这里应运而生;实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对学校领导体制、学制与课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率先招收女生,扫荡旧习,使北大成为人才辈出的最高学府。
经过整顿与革新,把一个原来陈腐不堪的封建文化营垒,改造成为生机勃勃的新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一个学校的范围,而影响到整个文化思想界。
这是蔡元培一生事业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从此以后,他的名字就和北京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职虽十年有半,实际在校视事仅五年余,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产生如此广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至今仍为人们所怀念所乐道,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罕见的。
五、创作背景
唐振常《蔡元培传》节选
一九一七年一月,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
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虽未废,然教学方针及内容都有变化,规模亦较原拟议者缩小,于是年十一月五日(12月7日)开学。
学校主要部分为仕学院,招进士、举人出身的七品以上京官入学。
另附设两部分,一为进士、举人、贡生、监生不及七品,或未登仕版之年在二十以上者,通称学生;一为年不满二十者为小学生。
当时入学人数极少,学生不及百人。
翌年,许景澄为管学大臣,会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侵,许景澄为清廷处死,大学堂亦停办。
又复两年之后,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恢复,同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重行开学。
大学堂设仕学馆、师范馆,并附设中小学。
管学大臣为张百熙(野秋),总教习为吴汝纶(挚甫)。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加派满大臣荣庆为管学大臣,对张百熙的革新之举予以牵制。
后管学大臣易名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京师大学堂另设总监督,专办大学,而所属译学馆、进士馆、中小学堂等皆直隶学务大臣管辖。
张亨嘉为京师大学堂监督。
数年之间,学堂分科迭有变更。
至一九一二年三月,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严复任大学堂监督,五月,京师大学堂改名国立北京大学校,严复署理校长,正式有了北京大学之名。
此后,北京大学迭有改革。
一九一二年十月分布“大学令”,规定大学宗旨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以应国家需要,这和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所称“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似有所不同。
对于分科设置及其他事项,北京大学亦有改变。
但与辛亥革命前相较,北京大学并没有根本的变化。
从创立到蔡元培任校长之前,北京大学可以说是陈腐不堪。
创设之初,主体为仕学院,顾名思义,就是采“仕而优则学”的原则,无非在求学与做官之间采取一种相应的形式。
所以仕学院学生,规定为进士、举人出身之七品以上京官,毕业以后,当更有利于仕途。
这样看来,只不过是名义上废科举,以京师大学堂代之而已。
以致曾有这样的事发生:
陈汉章(伯弢)为名举人,以博学闻于当世,京师大学堂请他任教习,时年已四五十岁,他到校后,却以为在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就如同取得翰林资格,宁愿当学生。
等到他毕业,辛亥革命爆发了,自然翰林没有到手。
(注:
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台湾《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页三○——三一;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而二二五——二二六)直到辛亥以后,北京大学仍然是官僚习气十足,如同一座旧式衙门,一些学生带听差上学,到了上课的时候,听差进房屈膝打扦,口称“请大人上课”。
学生并不都是为了读书而来,有些学生不过是来混一资格,以便进入政界。
这和当初的仕学馆并无二致。
民国初年间,盛行“两院一堂”之说,是说出入北京妓院的人,多是参议院、众议院与北京大学的人。
辛亥革命后,忠君尊孔思想虽曾受冲击,实未大变。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颁布的宪法草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九一五年教育部以“法孔孟”为教育宗旨,而在北京大学,以主流而论,仍然是旧思想旧文化居于统治地位。
创办时所谓融合中西之旨,在这里不过是起一点装饰作用而已。
就是这样一个封建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全国最高学府,等待着蔡元培去就任校长。
他从法国回到上海之后,多数友人认为北大腐败,赴任于声名有碍,劝他不就;少数人认为既知腐败,就该去整顿。
他说这少数人的劝驾,“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注: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页二八八)此事他曾得到过孙中山的支持。
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
”(注:
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页三一;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蔡全集》,页一四○八)但主因毕竟还在于元培本人。
他后来对此事还说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句话。
(注:
《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蔡全集》,页八九六)可见他是抱着牺牲的精神去实践自己理想的。
他不认为办教育是做官。
尽管此去有被认为是“依附军阀”之嫌,事实上,后来果然也被人误解,以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选举元培为候补监察委员时,发生了不同意见,孙中山对人解释,说“我知道他最清楚,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不易了解的。
”(注:
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蔡全集》,页一四○七)
如前所述,从事教育本为元培理想,长期以来,他坚执这种理想。
在德国四年,亲身实践了资产阶级教育的实效;此次在法国,又有所考察,他的教育思想更有所发展。
他对教育的作用,越来越大。
北京大学成为实践他理想的实验之地。
他在到北京后,函邀汪精卫去北大任教,信中说:
“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
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
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
昔普鲁时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主义之演说,卒有以救普之亡。
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校教员;所以有此等小学校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
”(注:
《致汪精卫书》,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页二九一)这是一种教育救国的理论。
这里所谓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自然是指他这几年在法国办理勤工俭学、华法教育会的事,他认为办理这些不如在国内办教育切实,并非他主张留学的思想变了,只是步骤方法的不同而已。
大学教育尤重于其他教育,仍是他一贯看法。
一九一六年十月一日,元培启程返国。
十一月八日抵上海,并曾返绍兴,旋复经上海赴北京。
在上海和绍兴都曾几次发表演说。
十二月二十六日,黎元洪正式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
就任之前,在北京亦几次发表演说,其中两次所讲内容,可以说是他对北京沉腐空气所投掷的小石块,也是他办理北大的某些宗旨的侧面宣布。
一是在信教自由会演说,力斥其时甚嚣尘上的定孔教为国教之议,认为“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国家是国家,各有范围,不能并作一谈。
”“孔子、宗教,两不相关。
孔教二字,当能成一名词邪?
”“孔教不成名词,国教亦不成名词,然则所谓‘以孔教为国教’者,实不可通之语。
”(注:
《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页四五——四九)在办理北大时,他反对尊孔,反对定孔学于一尊,是此种议论的推广。
二是在政学会欢迎会演说《我之欧战观》,认为道德的养成,与宗教毫无关系,而美术的作用至大。
(注:
《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页四九——五六)在北大,他便力倡美术与美育。
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元培到校视事。
(注:
上海教育出版社会版《北京大学校史》,页四○)九日,举行开学典礼,(注:
孙德中编《蔡元培先生重要事略系年记》,《蔡全集》页七)元培发表演说,对学生提出三事:
一曰抱定宗旨。
他明确宣告: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他说:
外人指摘北大腐败,认为到北大读书,抱做官发财思想,所以多入法科,少入文科,更少入理科。
因为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就只问官阶大小,不问学问深浅。
他劝学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校,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来此大学,“诸君须抱定宗旨,力求学而来。
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二曰砥砺德行。
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
……故必有卓绝之士,力挽颓俗。
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
……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
”“三曰敬爱师友。
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
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
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注: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选集》,页二三——二五)这是一篇宣言书,是对学生的期望,也是他改革北京大学的目标。
他的改革措施,一以贯之,仍从延揽人才着手,刻意延聘优良师资。
这就是他后来所总结的: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
”(注: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选集》,而三三四)他先从文科做起,而最注意的是,为文科选一位好的领导人。
到校甫九日,即一月十三日,他聘请了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
到校之前,他先找医专校长汤尔和了解北大情况。
其时原任文科学长夏锡祺在胡仁源担任校长任内已辞职,汤尔和与沈尹默都向他推荐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汤尔和对他说,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并交了十多本《新青年》给他。
他对陈独秀“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在他办《警钟日报》的时候,刘师培曾对他介绍说:
“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按为《安徽俗话报》——引者),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
”“后来陈君往日本,我往欧洲,多年不相闻问。
”现在听了汤尔和与沈尹默的介绍,旧事重忆,他回去翻阅了《新青年》,乃决意聘请陈独秀。
他探知陈独秀住在前门外一个旅馆,立即登门拜访,与之订定。
(注: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页二八八;蔡元培《<独秀文存>序》,一九三三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独秀文存》卷首;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页二三一)据其时与陈独秀住在一起的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日记》得知,元培和陈独秀首次晤面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日记》写着:
“早九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
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而在这一天以后,元培还去过多次,汪孟邹对人说:
“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
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
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后来我和仲甫商量,晚上早睡,早上要起得早些才好。
”(注: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页三五至三六)当机立断的态度,来源于求贤若渴的精神。
胡适之时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因在《新青年》所载文学革命的文章给元培以深刻印象,乃请胡到北大任教授,于一九一七年底到校。
李大钊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也应邀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一九二○年七月八日,校评议会召开特别会议,授予教授职称,李便兼任经济、史学等系教授。
(注:
《北京大学校史》,页四一)刘半农、周作人等也都陆续应元培邀约到校任教授。
周作人于一九一七年四月由绍兴到北京大学,原议请他教希腊和欧洲文学史及古英文,因在学期中途,无法添开课程,元培诚恳地请他担任预科国文作文课,周作人以非能力所及而加拒绝,打算回绍兴去。
元培写信要他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工作,周作人答应了。
至九月新学期开始,转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注:
周作人《北京大学》,《知堂回想录》,页三一四;《蔡孑民
(一)》,《知堂回想录》页三二九)鲁迅则于一九二○年来校兼课,主讲《中国小说史》。
这样一个教师阵营,加上原在北大的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于是,“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注:
《我在教育界的经历》,《蔡元培选集》,页三三四)
六、课文讲解
1.课文分析
本文是一篇文言文形式的演讲词,创作于1917年。
当时,蔡元培初任北京大学校长。
在办学方针上,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延请陈独秀等大批新学人物和刘师培等旧学人士进入北大,并裁减了不称职的教员,清除了一大批腐朽守旧的人物。
经过这番整顿,教师队伍的素质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他还在学生中间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风气,树立新道德新风尚。
本文就是他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演讲中,他开门见山,在简单地回顾了自己与北大的渊源之后,就以校长的身份直截了当地对青年学子提出了三点要求:
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这几点要求绝非泛泛而谈,而是直接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北大的沉疴而提出的,可以说每一点都极富有针对性,都事关北大的前途和命运。
首先,他高屋建瓴地匡正了大学的性质,明确求学的目的。
他指出,大学不是做官发财的跳板,而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这一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振聋发聩,直指北大多年弊端。
他尖锐地指出,以前的北大学生多抱做官发财的目的来此读书,专业多以实惠取巧的法科为主,对于教师不以学问的深浅来衡量,而是只问官阶之大小等等。
而这些现象之所以产生,深层原因恰恰在于学校办学宗旨不明,大学日渐急功近利和庸俗化。
因此,在批判种种腐败现象的基础上,蔡元培明确提出,来北大求学的青年学子,一定要有正大的宗旨。
对此,文章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为求学而来到北大者,会倍加珍惜这几年的大好光阴,孜孜苦读,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底子。
而如果只为做官发财而来,则往往容易敷衍塞责,误己误国。
清朝的覆灭和目前人们对于当局的不满,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蔡元培对青年学子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谓切中肯綮。
第二点则着眼于品行。
这一点也是有的放矢的。
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社会,极端无序和混乱。
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致使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以后又经过历次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北洋军阀统治了当时的北京。
蔡元培上任之时,正是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混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
在思想领域,人们失去了旧有的道德规范,而新的又未曾确立,在道德失范的状况下,许多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
作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北京,更是腐败成风,“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风气使然,一般人鲜有能出污泥而不染者。
蔡元培痛心地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青年学子洁身自好,又能有什么前途!
因此,他希望北大的学子能以天下为己任,以身作则,担当起匡正流俗的职责,为天下人做道德的楷模。
即使娱乐,也要力求正当之娱乐。
这些教诲既严肃认真又体贴入微,可谓语重心长。
为改变学生中间的不良风气,蔡元培积极提倡在学生中间成立进德会,入会的人都要遵守不赌博、不饮酒、不娶妾等基本戒条。
另外,他还积极促成体育会、音乐会、绘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业余研究机构,目的就是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消遣方式,培养他们的正当趣味。
第三条,是从个人修养方面来说的。
他希望北大学子能尊敬师长,团结友爱。
特别是同学之间要相互勉励,共同维护北大的荣誉。
他还以自己在德国的亲身经历,论述良好的社会风气之必要,勉励青年学子相互友爱,共同进步。
这三点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在当时却有着振聋发聩、匡正时弊的重要意义。
正是因为有了蔡元培,有了这样的办学方针和求学准则、做人标准,北大才从多年陈腐封建的泥潭中拔了出来,走上正轨,逐步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为成就今后的百年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演讲词的最后,作者告诉在座的青年学子,自己近期要做两件事,一是改良讲义,二是添购书籍。
这两件事情虽小,却是建构一个优秀大学的基本条件,也正是北大学子们最迫切需要的。
作为一个校长,蔡元培为学校、为学生考虑得不可谓不深,不可谓不细。
2.课文难点讨论
请组织一次题为“我心目中的当代大学生”的讨论。
结合本文,对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人文素质、学术态度进行讨论与反思。
3.相关评论
(1)富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就职演说,大都会阐释自己的施政纲领或对听众提出要求,本文二者融合而又侧重于后者。
作为北大的新一任校长,蔡元培对青年学子寄予了厚望。
他深知当时社会的污浊与北大的沉疴,因此,在演讲中,他开门见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点要求。
这三点可以说每一点都事关北大的前途和命运,也是青年学子们普遍关心的。
这样,在内容上首先就抓住了听众的心理和兴奋点,引起听众的兴趣。
(2)在结构上,这篇演讲词思路非常清晰。
演讲,由于是一听而过,时间有限,一篇演讲只能安排一个中心思想,而且要求中心突出。
本文就是围绕着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北大学子而展开的,而且通篇都围绕着这一中心选择材料和组织结构。
简短的开场白引出话题,正文展开话题,结尾总结话题,层次分明,脉络清楚,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3)在语言上,本文用浅易的文言文写成,在简洁凝练中透出文言文特有的古朴典雅。
这篇演讲词写作的年代,正是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新旧两种文体并行的时期,当时的许多文章都带有文白混杂的特点。
以本文为例,文章基本的框架还是文言文,有大量的文言字词和文言句式,多用单音词、语气词等,但另一方面文章又比较浅显,有许多口语成分,比起古文来好理解。
因此,本文读起来既有文言的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又有口语的明快易懂,学习时要注意体味。
七、练习
1.选择题
(1)蔡元培的办学宗旨是(A)。
A.兼容并包B.美学代宗教C.民主与科学D.严肃活泼
(2)蔡元培曾经是清朝的(B)。
A.宰相B.翰林C.举人D.学士
(3)蔡元培在演说里共向学生提出了(A)件事。
A.3B.4C.5D.6
2.填空题
(1)蔡元培在文章里提到的“严几道先生”是严复。
(2)蔡元培的这篇文章写于1917年。
(3)蔡元培提出的“三事”分别是抱定宗旨、砥砺德行和敬爱师友。
3.简答题
请简要介绍一下蔡元培对做官与做学问之间关系的看法。
答:
(1)不能抱着做官的目的来做学问。
(2)做官的思想已经严重损害到学术的发展,必然导致学业无成。
(3)学业无成,又去做官,将贻害国家。
八、研习与思考
1.结合你对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了解,思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2.可否就蔡元培演说中的某一个观点,举行一个小型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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