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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研究
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研究
章宏伟
2013-2-289:
53:
19 来源:
《辽宁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本文以清宫档案、诗文资料,以及现存清代刻书实物为基础,系统梳理曹寅承刻钦颁《全唐诗》的活动,澄清了长期以来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提出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的经费不是来自两淮“盐羡”;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诗》的任务交给曹寅,与以前实行的博学鸿儒政策异曲同工,同时也是主子提携奴才的一个重要手段。
【关键词】曹寅扬州诗局《全唐诗》
曹寅与武英殿修书处共同创造了清代中央官刻书的繁荣,是清代出版印刷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曹寅承刻钦颁《全唐诗》是其比较重要的一项活动。
从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的金埴《不下带编》对曹寅刻书活动的记述[1],到民国陶湘《清代殿版书目》对扬州诗局刻书的情有独钟[2],之后谈版本、出版印刷史的论著都在说曹寅刻书,但真正研究曹寅刻书的并不多。
周勋初《叙〈全唐诗〉成书经过》是第一篇全面考察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的论文,挖掘第一手文献,论从史出,堪为典范[3]。
谢国桢《从清武英殿谈到扬州诗局刻书》介绍金埴“康版”之说,并对金埴推崇曹寅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和说明,认为曹寅是康熙朝开精写精刻之风的代表人物[4]。
潘天祯《扬州诗局杂考》对曹寅在扬州奉旨刻书、楝亭藏本的刊刻、殿本与扬州诗局刻书、以及“康版”问题等,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辨析,时有灼见[5];李致忠《清代刻书考述》[6]、卢秀菊《清代盛世之皇室印刷事业》[7]、韩文宁《曹寅和扬州诗局及其刻书》[8]、窦秀艳《清代刻书家曹寅》[9]、吉少甫《曹寅刻书考》[10]、黄进德《曹寅与扬州书局》[11]等等,都对曹寅刻书做了深浅不同的论述,曹红军《曹寅与扬州诗局、扬州书局刻书活动考辨》[12]及其博士论文《康雍乾三朝中央机构刻印书研究》[13]对扬州诗局与扬州书局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D.Spence)著《曹寅与康熙:
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Ts'aoYin&TheK'ang-HisEmperor)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全面探讨曹寅生平功业的论著[14]。
还有王澄编著《扬州刻书考》[15]及一大批目录著作。
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重要资源。
在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曹寅暨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谈谈自己的研究观点。
一、扬州诗局与《全唐诗》的刊刻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第五次南巡,三月“十七日,驾幸苏州,驻跸行宫。
……十九日……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臣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照常升转。
”[16](P677-678)《进全唐诗表》也说: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奉旨颁发《全唐诗》一部,命臣寅刊刻,臣定求、臣沈三曾、臣中讷、臣从律、臣士鋐、臣树本、臣鼎晋、臣汪绎、臣嗣瑮、臣梅等校对。
”[17](P4)可知这时间是无误的,此为受命由来。
其时曹寅的本职是江宁织造(官署在今南京),并正在首次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任内①。
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诗》的任务下发给曹寅后,即着手安排编校人员。
《圣驾五幸江南恭录》记载,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康熙帝驻跸苏州,彭定求等“俱赴行宫叩贺”,三月二十日,“赐苏州各乡绅彭定求等每位茶食,满点一盘”。
康熙帝探问了彭定求的病,赐其御书新诗一幅,说:
“汝学问好,品行好,家世好,不管闲事。
”“命就扬州书局与校《全唐诗》,许销假照现任官升转。
定求在局二载,竣事即还,亦未尝销假也。
”②三月二十二日“传上谕,谕江抚宋行文召翰林汪士鋐、汪绎、徐树本,钦召纂修书史”[18](P601)。
四月初六日,“驻跸杭州,召……乡绅沈三曾、邵远平、谈九乾、沈恺曾、杨中讷、陈恂、查嗣瑮、陈邦彦,俱进行宫做诗,题目赋得……”[18](P605),四月二十四日,在常州府“又召在省乡绅王泽弘、熊潚、王材任、车鼎晋、从澍、潘从律、黄六鸿等进宫朝见考诗”[18](P611)。
这里彭定求、汪士鋐、汪绎、徐树本、沈三曾、杨中讷、查嗣瑮、车鼎晋、潘从律九位都已出现,虽然有几位没有“命就扬州书局与校《全唐诗》”、“钦召纂修书史”这样的文字记载,但结合曹寅康熙四十四年五月初一日的奏折:
“臣寅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
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至今尚未到扬,俟其到齐校刊,谨当奏闻。
又,闰四月二十三日,有翰林院庶吉士臣俞梅赴臣寅衙门口传上谕,命臣俞梅就近校刊全唐诗集。
钦此。
”[19](P32)我们可知包括后来增加的俞梅,这十位江浙两省在籍翰林都是康熙帝钦点来编校《全唐诗》的。
彭定求也说:
“康熙乙酉三月,上巡幸江南,简在籍翰林官十人校刊《全唐诗》于扬州。
余林居既久……”[20](P741)为什么起用江浙两省在籍翰林?
周勋初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任务紧迫,采取的非常措施,以“就近”的原则,临时凑起的一个班子,这也表明这项工作似乎并不是早有完整的计划然后按部付之实践的[3](P186)。
周勋初在文中还用朱彝尊《合刻集韵类编序》的记载印证了《四库全书总目》提法两者的一致。
那么,从“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21](P1725),到康熙四十四年,也有两年的时间,完全用不着这么匆忙,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探讨。
曹寅奉旨的同时,就领到了《全唐诗》的底本。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在征引了王士禛《分甘馀话》卷四“唐诗统签”条,并略述诸家记江宁(曹寅)收唐诗事后说:
“疑曹氏早聚唐集,至刊《全唐诗》,其意殆曹寅启之,康熙特以名义条件为助耳。
”[22](P344)周氏此疑当是胡适所说“大胆的假设”,但无法“小心的求证”,因为没有史料依据。
宋荦记载“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臣曹寅校刊”,康熙帝《御制全唐诗序》也说:
“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诸编,参互校勘,蒐补缺遗。
”[17](P2)可知康熙帝颁发《全唐诗》一部,命曹寅刊刻是确凿无疑的。
康熙帝颁发给曹寅的《全唐诗》就是季振宜编辑的《全唐诗》。
扬州泰兴季振宜为清初藏书大家,凡宋元旧刻及其钞本,几乎无所漏略,其编次的《全唐诗》有717卷。
季振宜《全唐诗序》说:
“顾予是集窃有因矣。
常熟钱尚书曾以《唐诗记事》为根据,欲集成唐人一代之诗。
盖投老为之,能事未毕,而大江之南,竟不知其有此书。
予得其稿子于尚书之族孙遵王,其篇帙残断,亦以过半,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十七卷。
”③顾崧于康熙十四年(1675)九月晦日所撰《书〈唐诗目录〉后》一文云:
“先生乃奋然罗列各家之集及唐宋人选本,上至武德,下迄五代;人自为集,冠之以传,条晰次第,会合其全,而又以所藏宋本、秘钞校雠同异,误者正之,疑者释之,编葺数年,方获成稿。
随命书佣缮录正本,将付枣梨,以广其传。
全唐之诗,庶几备矣。
先生之功,不亦伟哉!
”[23]季振宜《全唐诗》原稿本(即底本),或整书、或剪贴地汇入了各种唐人别集或总集,并有三种颜色的校雠文字。
季振宜在成稿后曾缮录一正本,而将其原稿本赠予顾崧。
在顾崧的《书〈唐诗目录〉后》之后,还有一篇“长洲周麟”的题辞:
“维兄闲居无他嗜好,每优游于图书彝鼎间,以寄其性情意趣之所至。
游迹半天下,与太兴季氏交最逆。
侍御捐馆后,为文述知己之感,令阅者泪下沾襟。
又尝为余言沧翁生平纂著甚富,即所见类集《全唐诗》,十年始成,备极大观,副本存憩闲堂中。
吴江俞无选《唐诗正》,适余下榻楼头,借登中、晚未经见者,厘为《续遗》四卷。
卯岁杪秋,维兄重加编辑,于自述内获见赠言,因次原韵,所识风雅未坠之云尔。
”[24]周麟所谓的“副本”是相对于季氏原稿本而言的,所以存于憩闲堂中的“副本”应当就是顾崧提及的季氏命书佣缮录的“正本”(即清稿本)。
季振宜缮录出“正本”(清稿本)的目的是“将付枣梨,以广其传”,但季氏在撰写《全唐诗序》后的第二年即故去。
以后是经顾崧之手,将这部“正本”(清稿本)转售给徐乾学,大概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康熙帝下诏访辑经史子集后不久,徐乾学就将他从顾崧处购得的这部季氏《全唐诗》进呈御览了。
叶德辉说:
“其后季氏之藏,半由徐乾学传是楼转入天府。
”[25](P254)徐乾学殁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季氏《全唐诗》入宫时间应在此之前。
这部誊清的“正本”(清稿本)进入内府以后,康熙帝于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即在第五次南巡期间,将其颁发给江宁织造曹寅,并成为了康熙《御定全唐诗》的重要底本。
正如周勋初指出的,《御制全唐诗序》“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的“所有”只是一个从属词,并不是康熙帝将内府所藏各种唐诗版本都交给曹寅。
曹寅在扬州设局刻《全唐诗》时,从康熙帝那里只领到一部季振宜的《全唐诗》[3](P187)。
曹寅奉旨后,即积极着手筹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将扬州诗局建在天宁寺,并全身心地投入诗局的工作④。
天宁寺在扬州城北,为清初扬州八大刹之首,相传晋代为谢安别墅,晋安帝义熙年间就别墅建寺,有尼泊尔名僧在此译《华严经》,历史悠久。
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南巡,康熙帝都曾驾幸天宁寺,足见康熙帝对此寺的重视。
而且天宁寺寺宇宏敞,便于大规模开展编校刻印工作。
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奏折:
“臣因掣盐往来仪真、扬州之间,董理刻书,随校随写,不敢少怠,谨此奏闻。
”[19](P32)八月十五日奏折:
“但臣盐务任满,即匍匐谢恩,以伸伏马恋主之诚。
所有诗局写刻人工,虽经细心挑选甚多,而一二细碎事务,亦所时有,拟于暂交臣李煦代为管理,俟臣回南,仍归臣身任其事,庶不致有误。
”[19](P33-34)表明曹寅在盐差任满进京谢恩的时候,诗局工作才暂交李煦代为管理,一俟谢恩事了,回到南方,仍亲自管理诗局之事,不由现任盐差李煦照管。
编校词臣是陆续到位的。
五月一日开局时,仅俞梅一人到局;彭定求等陆续于五月内到任;汪士鋐可能是丁忧居丧的缘故,七月一日仍未到局[19](P32)。
曹寅、彭定求等人即以季振宜《全唐诗》为底本,参考明胡震亨辑《唐音统签》等书,开始制订新编《全唐诗》刊刻凡例。
曹寅在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和八月十五日的奏折上分别写道:
“臣即将全唐诗及统签,按次分与,皆欣欢感激,勤于校对。
其中凡例,钦遵前旨,除一、二碎细条目与众翰林商议,另具折请旨外。
”[19](P32-33)“臣同翰林臣彭定求等十员,商酌校刊全唐诗凡例,进呈钦定。
”[19](P33)《御制全唐诗序》说:
“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诸编,参互校勘,蒐补缺遗。
”[17](P2)从此中可以看出曹寅是遵旨草拟凡例,以季振宜《全唐诗》与胡震亨《唐音统签》作为基础,应该是康熙帝的旨意。
周勋初在详细考察《全唐诗》成书经过后,指出“季振宜的《全唐诗》和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二书都是扬州诗局工作时的主要依据,但在开始分派任务时,则是以季书为底本,御定《全唐诗》中各家诗人集子中的作品编次差不多都照袭季书,因此,季振宜《全唐诗》是更为重要的编写依据。
”[3](P195)《四库全书总目》说:
“以震亨书为稿本,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
”[21](P1725)有些含糊其词地降低了《全唐诗集》的地位,这是因为四库全书馆臣不了解《御定全唐诗》的实际编书情况。
周勋初说,因为乾隆时特殊的政治情况,“不便强调季书的重要作用”,四库全书馆臣故意颠倒事实,“玄烨把季振宜的书交给曹寅刻印,提到季书时不提编者姓名,曹寅等人也不提该书具体情况,颇有存心攘人之美的嫌疑”[1](P195-196),则是偏激之词。
当时无论是康熙帝还是曹寅,都无意攘夺季振宜编书之名,《御制全唐诗序》及《御定全唐诗·凡例》都有明确文字,《四库全书总目》即据以叙述,可证康熙帝、曹寅并无攘名之嫌。
《全唐诗》刊刻的凡例、规制等细节均需由康熙帝钦定,曹寅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七月至十月的奏折中曾多次请示。
《御定全唐诗》凡例共23条,在体例上破除了前人编选唐诗时,用初、盛、中、晚四期以划分唐诗的标准。
例如第十条写道:
“唐人世次前后最为冗杂,向来别无善本,《全唐诗》及《唐音统签》亦多讹谬。
应以登第之年为主;其未曾登第,及虽登第而无考者,以人仕之年为主;处士则以其卒岁为主;若更无卒岁可考,则就其赠答唱和之人先后附入。
其他或同赋一体,或同应省试,并以类相从,不必仍初、盛、中、晚之旧,割裂年代前后悬殊。
”[17](P3)按作者时代先后顺序编排,仍先帝王后妃宗室之作,后百官士人之诗。
《全唐诗》所收诸家诗前后次第比较系统连贯,且其校勘颇善。
凡例中论述校勘的,如第十七条有关诗集所凭版本问题的论述:
“诗集有善本可校者详加校定,如善本难觅,仍照全唐、统签旧本,以俟考证。
”[17](P4)精选版本,兼及石刻。
“集外逸诗,或见于他书,或传之石刻,应旁加搜采,次第补入,以成全书。
”[17](P4)这也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以震亨书为稿本,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
又旁采断碑残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21](P1725)。
为删除芜杂,补拾遗漏,曹寅“遣人四处访觅,添入校对”[19](P33),这些都保证了校刊的质量。
从《凡例》不难看出,曹寅等人并不是简单照搬他人成果,而是在吸取前人精华的前提下,精心创建了《全唐诗》的新体系,因而才赢得了行家康熙帝“凡例甚好”[19](P33)的嘉奖。
适值此时刻书中正流行软字精刻风尚,《全唐诗》自然不能例外,曹寅对此特别重视。
要写刻这样大部头的书籍,书写尤须精工,曹寅特上奏康熙帝说:
“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
”[19](P33)为此,曹寅于七月专门召集文人训练名手缮写和雕刻《全唐诗》,并不惜因此而延误整个项目的进程。
《全唐诗》字体参用唐代欧阳询、元代赵孟頫的笔迹,九百卷前后字体几近一致,写得一笔不苟。
这是由于曹寅特别重视手写上版“写刻”的结果。
因为字体风格独特,所以一举成为清代雕版史上的杰作、康版的典范。
在一切都停当之后,曹寅乃“钦遵校刊”,正式进行《全唐诗》的编校写刻。
翰林们勉力校勘,“疲腕勉为舒,昏眸庶复拭。
”[26](P6b)汪绎有《和忍斋校书述怀叠韵见示》云:
“唐贤千八百,分校百之十。
勘雠俨对簿,出入多恐失。
”[27](P197-198),可见其认真之状。
彭定求也说他:
“其在扬也,客舍凄清,庖湢不具。
散帙编摩,订疑晰误。
虚怀咨访,心手交悴。
每当朋曹广坐中退然若不胜衣。
……而血疾时作,作亦旋止。
与余别时,视君颜色固当无恙,孰知其逝期迅速至此也。
”[20](P742)汪绎素有血症,驻局初期“血疾时作,亦旋止”,渐而“病来益颓惰,研匣经时拭”[27](P197-198),病入膏肓。
合查嗣瑮《东山将归常熟》[28](P96)和汪绎《次韵答忍斋查浦送别》二诗观之,四十四年(1705)秋汪绎即回籍调养。
后或再赴而返,次年五月十二日病故。
是时,“遗孤尚在乳抱”⑤。
彭定求有诗悼曰:
“才名籍甚动簪绅,仙骨姗姗本轶尘。
匝岁论交情似旧,魂销一别甫经旬”。
“缘何呕血事酸辛,词翰研精便损神。
从此骚坛风月地,共应垂泪惜斯人。
”[29](P6a)沈三曾在诗局期间,与彭定求“短榻同听萧寺雨,扁舟并采野塘香”[30](P14b-15a),最为亲密。
曹寅四十五年七月初一的奏折将其列入“有病或告假者”中,但未提及病情,不久病故。
两人可算是为编校《全唐诗》而殉职的了。
坚持到参加了四十六年上半年校刊《全唐诗》的结束工作的,现查到的有彭定求[31](P248-251)、汪士鋐[32](P367-369)、查嗣瑮[33](P745)三人。
曹寅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
“校刊全唐诗,现今镂刻已成者,臣先将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装潢一样贰部进呈。
其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伏候钦定,俾臣知所遵行。
尚有现在装潢数十家,容臣赴京恭谢天恩,赍捧进呈御览。
”康熙帝朱批:
“知道了。
样本都改过发回。
”[19](P34)《全唐诗》大规模的刊印工作自此开始,扬州诗局进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⑥。
校刊翰林们已完全领会了康熙帝的要求,编校中再无疑碍。
写手刻工经过前期的培训磨合,俱已熟练,进展神速。
今本《全唐诗》900卷计9814页,除去先前所试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页以上,在雕版印刷时代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
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说:
“又诗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诗,今年可以竣事。
”⑦到了七月初一奏折:
“遵旨校刊全唐诗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余页,大约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对错字毕,即可全本进呈。
共计有十二套,除春间所进二套外,又校对得六套,谨装订进呈御览,伏求圣训俯鉴错误,指示臣等,使得刊改归正,以成一代之书。
再,众翰林同臣公具一折,敬求御制诗序,阐奖唐贤,昭垂万世,使间气英灵,永传不朽。
臣等草形蚁质,亦获挂名其间,已列衔具公本叩求。
”康熙帝朱批:
“刻的书甚好,等细细看完序文,完时即打发去。
”[19](P40-41)至此,《全唐诗》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声。
九月十五日奏折:
“今有刻对完全唐诗九十套,进呈御览。
其余俱已刻完,月内对完,即行刷印进呈,合并奏闻。
”⑧《进全唐诗表》说:
“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书成,谨装潢成帙,进呈圣览者。
”[17](P4)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康熙帝《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冠式书前。
《全唐诗》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结束。
全书分装12函,函10册,是为《全唐诗》初印本,无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
现在谈《全唐诗》版本的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该初印本。
到《全唐诗》再印时,康熙帝谕旨在书前加上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曹寅为此于康熙五十年(1711)三月初十日奏:
“臣于康熙四十四年奉旨命臣校刊全唐诗,久经告竣进呈,此皆皇上圣心独运,定为必传之书,臣同诸官不过较字督工。
今准翰林咨,奉圣谕并钞列臣等衔名,刊刻款式到臣,谨遵旨补入刊刻。
”[19](P83)对于这个加了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的《全唐诗》版本,这里之所以强调是再印本,而不是初印本加上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是因为比较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这两种版本的《全唐诗》,不只是后本增加了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两个本子的版心尺寸也略有差异。
这当是康熙四十五年刻成的书版,到康熙五十年再印时,书版发生了收缩。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影印的《全唐诗》,应该就是增加了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的康熙五十年再印本,这是需要指出的。
《全唐诗》雕版的板片因曹寅的关系收藏在江宁织造局里,道光四年编刊的《上元县志》卷末《遮佚》曾记“《全唐诗》板藏织造汉府”,但其后下落不明。
而稿本《如我谈·新〈全唐诗〉木板》中却有记述:
“汉府存贮康熙间《全唐诗》木板一分,计十二部。
每部十本,共十二架。
每年刷印若干,即责成案书陈瑞承办。
自夏月江溢为灾,未能移避。
迨予至时,业已架倾,板漂过半矣。
予咎难辞,为一生之憾事也。
”⑨由此可知,道光二十五年(1845)陈坦园莅任江宁织造局以后,曾逢长江洪水泛滥,由于交接脱节,事出仓猝,对《全唐诗》板片没有采取“移避”措施,半数以上一被大水冲掉了。
陈坦园为此惋惜不止,抱憾终生!
⑩
二、扬州诗局的经费不是来自两淮“盐羡”
近代版本学家陶湘在为《清代殿版书目》写的序《清代殿版书始末记》中说:
“两淮盐政曹寅以盐羡刻《全唐诗》,软字精美,世称扬州诗局刻本,以奉敕,亦称内府本。
”[2](P65)陶湘自称“予购求殿板书,起光绪十五年己丑,讫民国十六(应为“八”)年己巳,得百数十种。
按代为次,编目以存”[2](P68),对殿版书有长期的研究,因而他的说法影响很大,“曹寅以盐羡刻《全唐诗》”,长期以来几被奉为圭臬。
谢国桢在《从清武英殿谈到扬州诗局刻书》一文中说:
“这里指的‘康版’,就是在康熙四十年间指令江宁织造曹寅设立扬州诗局训练名手雕刻《全唐诗》的事情。
这件事,是由江宁织造兼两淮盐运使曹寅,以盐余的款额,承担起来设立扬州诗局编刻《全唐诗》的任务。
”[4]
潘天祯《扬州诗局杂考》说:
“至于扬州设局的经费,陶湘说是来自两淮‘盐羡’,大致可信。
这种官办书局,经费充裕,其规模非私营书坊可比,仅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就刻成写刻精美的《全唐诗》九百卷,没有雄厚的书写人员、刻印、装订工匠等出版力量是不可能的;除了曹寅和彭定求等十翰林一类钦定人员之外,还应拥有一批校勘和办理事务的人员。
……”[5](P148)
白新良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说: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曹寅在江宁织造兼巡视两淮盐槽监察御史任上奉旨以经营盐务余款,在扬州创办以编校、刊刻内府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即扬州诗局。
由于经费充足,经营人员用心督课,故刻、刊、校、印都非常认真,因而质量很高。
”[34](P354)
卢秀菊在《清代盛世之皇室印刷事业》中说:
“扬州诗局由曹寅(1658—1712)所设立,他于康熙三十二年至五十一年(1693—1712)任职江南织造局,并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十五年(1706)、四十七年(1708)、四十九年(1710)四度兼领两淮盐政。
因两淮盐政岁入丰腴,通常由内务府指派旗人任管理之职。
曹寅和皇室关系密切,清帝特命数种图书交由扬州诗局付梓。
由于财源丰富,扬州诗局刊刻本以精美工致著称。
”[7](P52)
吉少甫在《曹寅刻书考》中说:
“曹寅刻书的费用,即来自于盐政。
”[10](P223)
张志强在《江苏图书印刷史》中说:
“江苏地区与内府刻书活动有关的便是江宁织造曹寅设立的扬州诗局,它受康熙帝指令,为内府刊印各种书籍。
……曹寅以盐余款项筹建了扬州诗局,同时亲自主持扬州诗局的校勘古籍工作。
”[35](P103)
祁美琴在《清代内务府》中分析织造官员的收入支出时,指出刻印书籍是织造官员的四项重要支出之一,她说:
“康熙年间,为网罗江南名士,曹寅、李煦等曾几次受命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籍,每次刻印少则几十部,多则上千部,其所需费用也主要由织造自己筹措,花费不少的银两。
”[36](P239)这里虽然没有说是代理盐差的收入,但作者在分析织造官员的收入时,代理盐差的收入却是一个重要的进项,因而这里就暂且把它归在这里。
潘吉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
造纸与印刷卷》中说:
“武英殿本在清代长期成为唯一的官刊本。
清初时由于对出版控制较严,地方官刊本较少,只有满洲正白旗人、与皇室关系密切的曹寅(1658—1712)康熙时任巡视两淮盐政时,受武英殿修书处委托,按殿版体例出版一些书籍,后称扬州诗局本,仍属武英殿本系统,因皇帝允许动用国家盐务财金,印刷同样精美,所刊的书有《全唐诗》900卷、《渊鉴类函》450卷、《全唐诗录》100卷、《御定历代题画诗类》120卷、《佩文韵府》106卷等,版式也与殿版相同,而且也多以宋体字印刷。
”[37](P401)
韩文宁在《曹寅和扬州诗局及其刻书》中说:
“曹寅以盐款,筹设扬州诗局并首刻《全唐诗》。
”[8]
黄进德在《曹寅与扬州书局》中说:
“近人陶湘《清代殿版书始末记》尝谓,书局的经费来自两淮盐课耗羡。
由此看来,离开了盐课耗羡提供的充裕资金,曹寅于刊刻图书方面要在短期内取得如此突出的成效,那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因此留下了一大笔亏空,以致遗累后人,这又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11](P203)
肖东发在《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中说:
“清代内府殿本也曾设立分号——扬州诗局。
该局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皇帝命令江宁织造曹寅设立的,为内府刊印各种书籍。
……曹寅以盐余的款额筹建诗局,四十四年七月就召集文人,训练刻工,编纂和雕刻《全唐诗》。
……从扬州诗局的受命成立、经费来源、主管人的身份及其服务对象,都说明它属于内府刻书,再看《全唐诗》的字体、纸张、雕刻、刷印、装帧等,也与武英殿本具有同样风格。
”[38](P207-208)
王澄编著《扬州刻书考》就说:
“‘扬州繁华以盐盛’。
清代扬州雕版印刷也是随着盐业的发展而兴盛。
第一件相关大事,是康熙皇帝命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在扬州设局,刊刻《全唐诗》等内府古籍。
既是刻内府古籍,为何命盐政官员在扬州设局办事?
对此,旨意没有明言。
曹寅主持刻过近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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