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我绝对有用浙江工商大学文物与中国文化选修课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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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绝对有用浙江工商大学文物与中国文化选修课资料
良渚“琮王”与中国史前时代的玉文化
请阅读姚士奇的《中国的玉文化》
玉琮,高10厘米,宽17.6厘米,重6.5公斤,1986年出土于浙江余杭反山12号墓,是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大的玉琮,故有“琮王”之称。
器身纹饰复杂,四面竖槽的上下冬有一个高3厘米、宽4厘米的“神敬”,全器共八个。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指出:
中国、墨西哥、新西兰是举世闻名的三大古玉产地。
墨西哥玛雅文化以拥有“印第安玉器”闻名,包括工具和各种工艺品。
新西兰的毛利人用当地出产的碧玉雕刻人物或制作小型器具。
中国人制作玉器的历史尤其久远,工艺精美,风格典雅,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了富于特色的玉文化。
一、绵延数千年的中国玉文化
古代中国流行爱玉之风,用玉范围十分广泛。
就玉的种类而盲,可以大别为佩玉、礼玉、葬玉、弄玉等几类。
先秦时代佩玉是贵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经·卫风》云“有匪君子,充耳诱莹,会弁如星”,是说冠的左右杏台丝绳垂至耳边,当耳处紧系一块玉石,就是“充耳”,他戴的用鹿皮缝制的弁,在皮的接缝处(“会”)缀饰的玉粒,灿如星斗。
可知当时的冠齐上镶玉。
此外,周代贵族的服饰,还有所谓“组佩”的制度,就是把各种玉饰配套佩带。
《诗经·郑风·有女同车》描绘一位美女遨游时,“将翱将翔,佩玉将将”,身上各种佩玉相撞击,发出悦耳的声音。
玉器又是沟通人神的重要媒介。
甲骨文“礼”字写作,像在器皿中放两串玉,用以媚神。
《诗经·大雅·云汉》云“圭壁既卒,宁莫我听”,说周宣王因连年大旱,用尽了所有的圭壁来求雨,老天依然不领情。
祭神之玉称为“礼玉”,《周礼·春官·大宗伯》说:
“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琮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横礼北方。
”壁、琼、圭、、琥、等历来被认为是礼玉的主要形制。
古代玉器还用于敛葬.称为“葬玉”。
古人认为玉器可以防止尸体腐烂。
葛洪《抱朴子》说“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行”。
《史记·段本纪》正义引《周书》说,封王临死之前以玉环身。
《左传》定公五年说,季平子死了,阳虎要用玉敛尸。
《吕氏春秋‘节丧》提到有些人死后“含珠鳞施”,以示厚葬,尸身玉片密如鱼鳞。
近年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就是一种更为精致的玉敛葬的葬具。
弄玉是供人把玩的玉器,一般雕刻成牛、虎、鱼、乌、龟、蝉等动物形象。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弄玉有虎、熊、象、风、鹤等25种,玲珑可爱,惟妙惟肖,动物局部的特殊质感与习性特征刻画鲜明,显示很高的审美情趣。
由于制器工艺为人熟知,所以充斥于日常语言之中。
《说文解字》玉部所收的字多达117个。
涉及到玉质、玉色、玉声、玉器形制、治玉方法等等,是字数最多的部首之一。
玉字对语言的影响可见一斑。
“理”的本义是治玉,后借用为治理国家。
《诗经》说:
“有匪君子,如切如搓,如琢如磨。
”《待经·小雅·鹤鸣》:
“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琢、磨、攻、错,都是指玉器的加工方法。
《礼记》说“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瑕是美工,瑜是疵点,两者小可掩隐。
玉器还往往有代表语言的功用.如块字与“决绝”之次同音,《荀子》说“绝人以抉”,就是借用此意。
《左传》问公二年,“公与石祁子块”,是说卫兢公给石祁子块,暗示他要决断。
《土度记》说“大夫侯放于郊三年,得环乃还,得块乃去”,环与还向音,故得之乃还。
玉有超凡脱俗之美,因而往往成为美的同义词,《诗经·魏风》说“被其之子,美如玉”,《诗经·召南》说:
“内茅纯束,有女如玉。
”在外交或礼仪场合,玉字多用为敬语字。
《战国策·赵策四》触龙见赵太后时说“恐太后玉体有所部也”,称大后身体为“玉体”,是尊敬的说法。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展喜对齐侯说“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稿执事”,把入侵说成玉趾将临,是外交辞令。
后来这类词语越来越多,如称人行步为“玉步”;称人为保持气节而死为“玉碎”;称人之女为“玉女”;成人之美为“玉成”;祝人安好为“玉安”等等,不肚枚举。
《说文解字》解释玉的宁义说:
“石之美,有五德者。
”将玉说成是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德行的美石,古人重视德行修养,故赋予它五德的含义。
作于战国时代的《王度记》说:
“玉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轻,湿不重,薄不挠,廉不伤,疵不掩,是以人君宝之。
”先秦的士喜欢佩玉,个仅为了展示仪容,更是为了展示内心美德。
玉器加工,至为不易,《礼记·乐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以治玉比喻省子修德。
砧是玉上的疵点,《诗经·大雅》说“白丰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人言之“玷”无法磨灭,因此出言需谨慎。
玉器与青铜是古代中国居于主流地位的艺术珍品,它们的风格奠定了中国工艺美术的基调。
而玉器产生的年代早于青铜器,对后者有着直接的影响。
那么,博大精深的中国王文化的源头又在哪里呢?
二、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古玉
上古时代,中国的玉矿很多,仅《山海经》和《尚书·禹贡》记载的就有—百多处。
玉的种类很多,也非常复杂。
就玉材的晶体结构而言,有软玉和硬玉之分。
硬玉,俗称翡翠,由钠和铝的硅酸盐矿物组成,主要出产于缅甸等地,硬度6.5—7度,质地坚硬。
软玉又叫“真玉”,是指透闪石、阳起石矿物组成的隐晶质、致密块状集合体,硬度一般不超过6度。
纯净的玉为白色,有润滑的光泽,在强光下呈半透明状;因含有铁、铬、锰等氧化金属离子时,则变为青、绿、黄、棕等色。
古代中国所谓的玉,是指“石之美者”。
除软玉外,还包括所有自然生成的、质地坚韧、化学性能稳定、加工后细腻匀润、色彩鲜丽的属于蛇纹石系列的美石,都归在玉类。
所以,称中国古玉为“玉石”,涵义更为准确。
中国亩玉最著名的是今新疆和田的和田玉。
和田玉主要由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矿物组成,而以透闪石为主,是全世界最好的玉料、故《千字文》有“玉出昆岗”之说。
至迟在商代晚期,和田玉就已进入中原地区,著名的殷墟妇好墓、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玉器,大多是和田玉。
此外还有辽宁妯岩县的岩玉、陕西蓝田的蓝田玉、河南南阳的独山玉、甘肃酒泉的酒泉玉、河南密县的密县玉、河南淅川的浙川玉等,主要成分是蛇纹石。
石材的外表有璞包裹,不易被发现。
在漫长的石器时代中,先民从经过的无数种石料中,逐步发现和认识了玉矿。
著名玉器专家杨伯达先生认为,至迟在距今约70——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人”就能够将制造一般石器的石材和打制精细器物(主要是工具)的玉材加以区别。
我国第一代玉器,是用包括水晶、天髓、石英、玛瑙等质地细腻、光泽莹耀、色彩鲜艳、硬度较高的石英类器物制作的,可以称之为第一代玉材,主要出土于北方。
此后,我国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玉材,除了第一代玉材之外,又有蛇纹石、透闪石和阳起石、绢云母、氟石等,可称为第二代玉材。
”
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玉器,距今约七千多年。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从北方的辽河流域,向南经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直到珠江流域,玉器已经普遍出现。
在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大汉口文化、石家河文化、薛家岗文化的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已经有了各自的风格和特色。
大汶口文化的玉器,在山东宁阳、曲阜、安邱、胶河等地都有发现,就种类而言,以玉镯、玉坠、玉珠、玉指环、玉环等饰物为多。
此外,还有—件形状如壁、外缘有三处牙状凸起的玉器,用途不明。
这种三牙壁在民间早有流传,清代学者认为就是《尚书·尧典》中提到的。
“玑”,是上古玉制的天文仪器中的机轮,所以名之为“琮玑”。
大汉口文化出土的玉铲,材质精良,制作考究,非常引入注目。
龙山文化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由于文化面貌和历史渊源的区别,又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其中玉器出土最多的是山东龙山文化。
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以日照县两城镇所出最为著名,如一件玉镜,正反两面都刻有纹,但构图不向,一向简练,一曲繁复,制作精美。
另有一件玉刀,四向开刃,器长48厘米多,而刃度只有0.5厘米,十分罕见,制作如此长而薄的玉刀,需要有成熟的别分工料和研磨的技术。
山东滕县出十的一件“帘玑”,盲径约10厘米,但形状要比大汉口的“帘玑”复杂,在外缘的三牙之间、各有一段作锯齿状,使人联想到应轮。
三牙之间的距离与齿间的距离基本相等,其用途究竟是什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红山文化(距今约6000至5000年)的玉器,1942年在辽宁凌源县的牛河梁遗址首次发现,是—件勾云纹玉佩。
其后在辽宁喀左、阜新,内蒙古翁牛特旗、敖汉族等地,都有大量玉器出土。
红山玉器的主要特色,是以动物造型为题材的特别多,如龙、猪、乌、龟、钨等,其中不乏精品。
如1971年在赤峰翁牛特旗出土的一件青玉制作的玉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玉龙,高26厘米,曲长60厘米,直径2.2—2.4厘米,圆雕加阴线琢纹而成,身通体素面,不作任何服饰,仅仅刻画头部,目、鼻、口、须俱全,虚实分明。
体形的龙身,充满张力。
项背有一夸张的案形状装饰,增加了龙的动感。
背部有圆孔,可以系挂。
此器是红山文化出土的最大的玉龙,也是新石器时代龙山玉器的代表作。
1999年,国家文物局举办“新中国文物工作50年展览”时,曾用它作为标志。
红山文化另一件典型的玉器,形体似龙又似猪,体态憨厚可爱,故名“玉猪龙”。
但是,无论是玉器的数量、质量、还是品种,上述地区都无法与良渚文化的玉器相比,良渚文化的玉器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最为发达。
三、古玉王国良渚
早在20世纪初,浙江余抗的良渚一带就出土过兽面纹琼和案壁。
在传世文献中,琮和壁是周代贵族祭把天地的扎器,学术界认为良渚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文化,因而对良渚文化的年代表示怀疑。
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就把良渚出土的壁、琮列为西周文物。
1936年,考古学家在良诸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出土物中有黑色的陶器,发掘者认为与山东城子崖的龙山文化黑陶属于同类文化,故视之为浙江龙山文化。
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新遗址不断发现,而知它与龙山文化的文化面貌并不相同,乃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文化,于是更名为良渚文化,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它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南至杭州湾,北达苏北海安,东起东海,西到宁镇山脉东侧。
其源头是马家汉文化、崧泽文化。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黑陶、稻谷、竹器、丝织品等,显示了很高的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
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发掘了江苏吴县的草鞋山遗址,发现了十分清楚的太湖地区史前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从而揭示了当地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证明良涪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
兽面纹琮和琮壁在草鞋山遗址中已经出现,证明它至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器物。
经过长期的寻找,目前已发现良渚文化遗址200多处。
良渚文化遗址中,玉器是最重要的文化内涵,几乎达到无墓不出玉的程度,这在史前考古中是绝无仅有的。
出土的玉器中,礼器、兵器、佩饰、工具、弄玉、葬玉等应有尽有。
器型则有壁、琼、磺、城、困、管、珠、坠、冠状饰、牌饰等几十种,以及各种动物肖形玉器。
余杭吴家埠遗址的良洁文化早期墓中、发现了珠、管、壁、磺等构成的佩饰,是日前所见最早的玉组佩。
常州寺墩遗址3号墓,用33件兽面纹玉琼围绕墓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玉敛葬。
从1986年起,考古工作者陆续在余杭发现了以莫角山为中心,包括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遗址在内的良活文化遗址群。
在近3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40多个聚落遗址、10余处墓地。
莫角山是该遗址群的中心,也是日前所见良
渚文化规模最大的遗址。
人工夯筑的高大台基,面积约3万平方米,上有大型建筑的遗迹。
莫角山的西北是反山遗址,东北为瑶山遗址,正西为汇观山遗址。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教授认为,这是史前时期的“台城”。
瑶山墓地位于一座小山上,面积约400平方米,也是人工堆筑而成,长方形祭台之南有12座墓.分作南北两排,仅玉管、玉珠串饰就出土46组。
玉珠有鼓形、球形等等的不同,最多的一组多达201件。
此外还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坠饰,背后多有穿孔,或做成鸟、鱼、龟、蝉等动物形状,可知是系挂在衣帽上的饰物,或者就是弄玉。
南排居中的12号墓规格最高,出土玉器近400件。
反山墓地中,12号墓的规格最高,墓的情况将在下一节谈到。
出土的一件玉销,刃部两面的上方都有一浅浮雕“神徽”,与15、16号墓的玉冠状饰类同;下方则有一浅浮雕鸟形图案,以抽象的笔法,寥寥数笔勾勒一乌,神态逼真,可见善于捕捉神韵的匠心。
汇观山基地也是在山丘土堆筑而成,面积近1600平方米,中部有长方形砂石祭台,4号墓长4.75米,宽2.6米,棺掉齐全,为目前所见最大的良诸文化墓葬,随葬品多达250余件,仅钱就有48件。
良渚文化展示了史前时期灿烂的玉文化,令人惊叹。
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认为,应该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插入一个“玉琮时代”,以附和《越绝书》中风胡子的“天兵时代”之说,这一时代是巫政结合、产权特权的时代。
四、鬼斧神工的良渚玉器
软玉比普通石料坚硬得多,加工相当困难。
先民将加工石器的丰富经验运用于玉石,发展为一整套加工方法。
良渚时期治玉的工艺,大致有切割、打样、钻孔、琢纹、研磨、抛光等工序,已经具备了后世玉器加工的所有技法。
玉器加工,首先要将大块大料切割成毛坯。
仰韶文化早期的玉器上就有条锯切割的痕迹,方法是用单股或数股植物纤维或动物的皮筋带动解玉砂,分别从坯体两侧向中间切割、快接近时再敲落玉料。
切割的沟槽较宽,有5毫米左右。
良诸时期,大件礼器日益增多,大面积切割的难度随之增加。
从大型玉壁表面的切痕可知,良活人已能熟练解剖大件玉料。
有些器表残留有弧形的线割痕迹,或者直线的锯割痕迹,良活人究竟是用怎样的工具、用什么方法加工出数量庞大、制作精美的玉器的?
考古学家牟水抗先生认为,良涪人采用的是“以片状硬性物件的直线运动为特征的锯切割,和筋、弦等柔性物体作弧形运动为特征的线切割”的方法。
有学者根据某些玉器表面的弧形的切割痕,判定良渚人已经采用金属砣具切割玉料。
但是良渚文化遗址至今没有发现金属。
还有学者认为,良活人的钝具可能是用硬度较高的石料作的。
仿真实验表明,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硬度高的材料必然脆性大,为了防止砣片脆裂,必需增加其厚度,而玉器上弧形切割的沟槽宽仅1—2毫米.
良渚玉器有许多经过钻孔,这既是为了实用,也是为了美观。
由出土实物可知,钻孔有管钻和实心钻、琢钻等几种方法。
较大的孔一般从两面对钻,然后敲去芯部。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多节玉琮,高约32.9原米,中间的长孔从两端对钻而基本同心,技巧惊人。
玉器的硬度达摩氏6度,良渚人究竟使用了怎样的钻孔工具,至今无法解释。
良诸文化的踪、磺、钠、冠状器、牌饰等玉器的表面,大多有用阴线或阳线刻画的图案。
阴线是指用单线条勾勒纹样,线条凹入器表;阳线是用双钩的方法使纹样的线条凸现。
良渚玉器纹样的线条或坚挺刚劲,或圆滑流畅,可见良渚人使用着一种游刃有余的雕刻工具。
可是,在新石器时代,他们又能有什么样的利器呢?
这是中外学术界长年争论的热点。
20世纪80年代初,江苏丹徒磨盘墩遗址和新沂花厅遗址先后出上过一些石英质料的小工具,器端尖锐.硬度超过摩氏7度。
牟永抗先生认为,这类高硬度燧石工具,应当就是良渚人的琢纹工具。
但是,有人用玛形料作工具在软玉试刻,硬度虽可,但效果很差。
因为玛瑙料的尖锋太长就容易崩断,过钝又无法刻画。
日本学者林巳奈夫认为,良治人的工具有可能是硬度极高的天然钻石。
但是,良活玉器上的刻画线条比较纤细,显然不是用天然钻石刻划的,而且良洛遗址中至今没有出土过钻石,故此说也不能成立。
良渚的一座大募中曾发现过一枚宽约1.4厘米的洁色牙齿,呈等腰三角形,边缘带有细齿。
瑶山七号墓曾出土四枚笆鱼牙齿,上海福泉山等遗址也有相同的发现。
绽鱼牙的珐琅质硬度超过软玉。
有学者用幼澄小齿在软玉上到划,划痕纤纫清晰,证明有足够的刻玉硬度,据推测这可能是良溜人的工具。
⑦但也有完全相反的实验结论。
因此,红色齿是否就是良活人的琢纹工具,学者有较大争议。
良渚玉琼上的兽面纹,是用法浮雕的技法雕琢的。
所谓浅浮服,就是用减地法磨去纹样周围的地子,使纹样浮突十器表。
凡是浮雕程度比较高,纹样呈半立体状的,称为半圆雕。
半圆雕作品富于质感、有很强的表现力。
是立体雕琢成形的作品称为圆雕,良渚文化的双面玉人以及许多动物雕塑都是圆雕作品。
良渚出土的玉牌饰,多采用透雕的技法。
透雕又叫镂空,是一种将琢孔与线锯切割结合的复合式技法,有相当的难度。
反山出土的两件玉冠状饰,运用T透雕和阴线细刻相结合的手法,玲成剔透,器身布图繁缉,线条婉曲多变,但疏密得当,富丽堂皇,反映出很高的审美意识,是玉器中的珍品。
透雕作品在良诸屡见不解,可见已经普退学提高难的玉雕技术。
良渚玉器中还出现了类似微雕的技法。
镇江地区出土的一件良港文化玉器上,兽面的眼睛的直径,与圆珠笔的笔心相当,用放大镜观察,竟然是用16根切线组成的。
反山的一件玉琼上,神人兽面纹饰构图繁密、细腻,线条之间密不容针,竞至能在1毫米的宽度内,刻人四、五根细线。
汇观山的一件踪式阂,在宽仅3.5毫米的弦纹凸棱上,刻有14条凹弦纹,用高倍放大镜才能分清线条之间的界限,真是匪夷所思。
反山出土玉器上琢刻的神人与兽面复合的“神徽”,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方寸之地,纹饰繁复,线条纤若游丝,堪称鬼斧神工。
在不知放大镜为何物的良淆时代,先民们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
研磨是玉器加工的重要环节,方法是用解玉砂磨削器表,使之平滑光洁。
武进寺墩良活文化墓葬出土的一件玉壁,表面有硬度很高的小英、黑云母砂粒,可能就是研磨时残留物。
良港晚期玉壁直径多在20厘米以上,但厚薄均匀,器表光洁,可见研磨水平之高超。
反山的一件玉环上有同心圆族纹,纹线浅细,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借用了制陶工艺中的转轮装置加工的结果,方法是将玉器固定在转轮一快速转动,再在器表加亡解玉砂进行研磨。
良褚玉器大多经过“抛光”处理,也就是为玉器上光,所以光洁度很高,埋藏地下数千年,依然润泽光亮。
有学者根据云南腾冲县的民族学材料,认为原始的抛光方法是,将粗竹剖为两半,一半覆盖于地,将玉器在竹皮上反复摩擦,直至出现光泽。
从良渚文化玉器看,匠师有着很强的构图能力,兽面纹玉琼堪称典范。
琼的样式为外方内圆,构成方圆相切的风格。
兽面纹玉琼有四组兽面图案,通常会将兽面分别安排在方型玉琼的四个正面上。
良港匠师不落俗套,大胆地将作为兽面中心的兽屏安排在四角的棱边上,突出角隅的形式感。
兽面向棱边两侧对称布图,用重囚表示眼睛,两眼之间用桥形浅浮雕连接,吻部设计为长方形突起。
从而使画面新奇活泼,毫无呆板沉滞之气。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匠师还将本应突起的兽算设计成弧形的凹人,不仅使兽的表情更为生动,而且在受光时显现出独特的效果,可谓大手笔之作。
对于条形的玉料,匠师往往设计成多节琼,如寺墩出土的一件玉琮,高约33厘米,分为15节,中间的竖槽贯通上下,造成宏通的气势。
在横带的区隔下,兽面的上图“此lJ团交替出现,给人以鲜明的韵律感。
这一起水平的构图法对中国古代艺术以深远影响,殷代青铜器上的径留纹就是按照它的模式设计的。
良活玉器的设计无满求新求变的气息,即使是同一器种,也务必避免雷同,少有抄袭之作。
良渚出上的—件手钢,调身凸现规律性斜状旋纹,构思新颖,设计匀称,加工细腻,堪称极品。
即使与今天的制玉工匠相比,良治文化的玉器也处处闪耀看骄人的光辉。
在四千多年前,如此精美绝伦的杰作是如何制作的,现代人无法想象,也无法回答。
以至有人断言,这一定是外星人留在太湖地区的作品。
五、解读良渚“神徽”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余杭发现了闻名中外的反山基地。
这是—座人工堆筑的长方形高台,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高6米以上,推测土方量有2万立方米。
高台中部是祭坛,祭坛之南有ll座大墓,分为南北两排。
其中南排居中的12号墓规格最高,五制礼器有壁、琼、城、磺等齐备,著名的“琮王”就出土于此墓,该墓出土的玉器上共有20个表示特殊身份的“神徽”。
良渚玉琮上的兽面纹,画面简略、抽象,不知所以,故以前没有引起重视。
“琮王”上的兽而纹最复杂、最完整,人们由此而知,所谓兽面纹,实际上是一位头带羽冠者骑猛兽的图像。
由于这一图像内涵深奥、神秘,一般刻画在重要器物上,而且这类器物都出上于大墓中,所以学者称之为“神徽”。
解读“神徽”,对于研究良渚的社会性质和精神世界都有重要价值,所以备受海内外学者注重。
在“神徽”中,伏兽者的头部和兽的面部用浅浮雕处理,突出于器表;人的双臂和兽的下脓则用阴线纫刻处理,凹人器表。
层次相当分明。
人脸呈倒梯形,用重图表示眼.宽鼻,阔口,露齿,表情威严。
羽冠出二十‘二组呈放射状的羽钢组成。
伏兽者的双手内屈,作按压兽头状。
兽面有巨日,两眼之问用微凸的短桥联接,宽鼻,阔口,撅牙外撤。
兽肢作蹲踞状,有鸟足形利爪。
人臂、兽肢密布卷云纹。
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萨满式文明,世界被划分成天地入神诸多层次,宗教人物的任务就是沟通不同的层次。
玉琼外方内圆,代表天园地方;从中贯通,象征天地间的贯穿,中间所穿的棍子,便是天地柱。
神徽所表现的,正是巫师与其动物助理酌形象,故可称为“人兽符号”或“巫符号”。
龙山文化时期用玉琮作法器,正是政权开始集中酌重要阶段,良活人墓拥有大量五琼便是明证。
玉鲸是巫师沟通天地的法器,兽面似虎形,在中国巫术中白虎是巫师沟通天地的助手。
考古学家汪遵国先生认为,玉琼是用于祭把的礼器、墓主是掌握祭把天地大权的军事首领。
猛兽实际L就是老虎,说明良活人信仰名虎。
据葛拱《抱朴子》记载,“骑虎”可以“周游天下,不拘山河”。
因此,神微的含义,应该足巫师骑上张口嘘气、举腿伸爪的老虎,作法迅驰,上天周游,与神仙往来,以通达天机。
神像通体遍饰的不同表现方式的卷云纹等刻纹,表不云朵和云层,有升天通神的含义。
日中学者林已奈夫认为,玉琮是宗庙祭记时祖先的灵魂降临时的凭依之物,也就是中国古代宗庙祭招用的“主”。
玉琮中间的圆孔是灵魂驻留的小屋。
机灵之降,可上可下,所以中孔亡下贯穿。
玉踪L带蛋形限的脸是太阳神的原形,能保护死者的灵魂,加福生人。
台湾学者邓淑认为,良渚文化玉壁、玉琮的孔径多在4—8厘米之间,推测巫师作法时,将天堂个放在玉琼上,然后用木棍贯穿圆壁和方琼的中孔,组合成一套通大地的法器。
他把“神徽”称为“神祖动物而复合像”,认为在古人的观念中,神祗、祖先、动物三者为一体,而且可以转化,其中的动物是巫师的助手,既是神的使者,也是氏族生命的来源。
还有学者指出,“神徽”的图案不仅玉琮上有,在象征权力的玉城上,以及贵族使用的三义形冠饰、锥形器、项饰的玉璜、穿缀用的玉牌饰等器物上都有这种纹饰,而且造型—致,表明它并非只是巫师沟通大地的白虎,有可能是只有首领权贵才能掌握与代表的族微夕
良渚“神徽”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需要继续作深入的研究。
对于与“神徽”相关的器物,学者也有很多讨论。
如良渚玉器有一种三叉形冠饰,出土时都在死者头部,每墓一件。
其基本形制是下端呈圆弧状,上端为对称的方柱体平头三叉。
正面有线划线浮雕的“种徽”。
考古学家任式楠认为,良渚的玉三叉形冠饰与金文的“皇”宁形正扣暗合,是中国最初的皇冠。
反山、瑶山两处权贵墓地中,凡随葬器物数量丰富、器种较全、质显精美、并含有若干重器的墓葬,必出三叉形冠饰。
良活文化中期偏早阶段出现的王;叉形冠饰及其附饰,当系各级统治者的皇冠。
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神徽”的重要地位。
六、含山玉器:
古玉起源又有新说
至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史前时期玉器制作的粗略概貌,体会到古代玉文化的源远流长。
如果说良渚玉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高峰,那么千年之后的商代玉器则是中国玉器史上的辉煌时期。
商代的玉器发扬了自身的传统,也充分地吸收了各地制玉技术的优长,玉器的数量和品种出现了明显的飞跃。
仅著名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就多达755件,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至迟从二里头文化开始,商人就有制作大型薄片玉器的爱好。
如七孔石刀,长65厘米,宽9.6厘米,而厚度仅为0.1—0.4厘米。
黄陂盘龙城的一件玉戈竟长达93厘米。
显示了纯熟的技巧。
作为玉器艺术重要题材的动物,有了越来越多的新成员,如象、熊、牛、虎、鹿、鹰、蚕、蝉、密鹅、鸽鹅等等,形象刻画也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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