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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芜湖
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芜湖
王廷元
一
芜湖地当大江长河汇流之处,交通便利,商业素称发达。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芜湖进一步繁荣,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都会。
据县志记载,元朝末年,芜湖曾遭到严重的破坏,这里的居民仅剩八十三家,全县岁纳税粮只有十七石。
但经过短期的休养生息,很快就出现了繁荣景象。
明初人黄礼说“芜湖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埒。
今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彩布帛鱼盐褪至而辐辏,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
”万历初,已成为“辏五方而府万货”的都会。
逮至乾嘉之际,繁荣更甚往昔。
“四方水陆商贾日经其地,阛阓之内百货杂陈,繁华满目,市声若潮。
”“阛阓之盛甲于江左”。
每逢端午节,这里的商民龙舟竞渡,热闹的场面吸引着南京游客。
时人有诗称其盛况云“华灯照水笙歌沸,不枉人呼小建康。
”
芜湖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还可以从明清两朝在这里设关征税的情况中得到说明。
明成化七年,朝廷始在芜湖设置“工关”万历时,又在工关之外另置“户关”,征收过往商船的船税与货税。
泰昌、天启间,芜湖户关虽一度被罢停,但到崇祯初年又重新建立,从此遂为定制。
康熙年间,芜湖关已成为全国“税额俱多”的常关之一。
乾隆时,芜湖户关每岁征银三十一万余两,工关征银七万余两。
其税额在全国常关中名列前茅。
关税之多固然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但也反映出当时的芜湖确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枢纽。
值得注意的是,芜湖商业的发展并不是当地人从事商业活动的结果,而是借助于客籍商人的力量。
明初人黄礼说在芜湖“居厚实,操缓急,以权利成富者,多旁郡县人。
土著者仅小小兴贩,无西贾秦翟,北贾燕代之俗”。
对于这种情形《芜湖县志》也有明确记载:
“同光以来,邑人以商致富者颇不乏人,较之旧俗,大有进步。
然城镇乡各处,,大率业碧坊者居多,此外各业,仍不若客籍之占优势”。
那么这种客籍商人究竟来自何处呢+据县志所载,清末各地商民在芜湖所建的会馆已有十八处之多。
这表明,芜湖确是一个“五方杂处”的都会,客籍商人来自四面八方。
然而这些商人中,人数最多,资本最雄厚,对芜湖商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则是徽州商人。
明末人汪道昆说“吾乡(指徽州)去芜阴四百里而近,乡人贾者,往往居芜阴”。
清初人赵吉士也说“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掣其家属而去。
”可见徽商虽然“足迹几半宇内”,但芜湖却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场所之一。
兹据有关资料列表于后,以证徽商在芜湖之活跃:
籍贯
时间
主要事迹
资料来源
郑时贞
歙县
明成化弘治
与其弟“移商湖阴,资积累千”
《郑氏总谱》
郑朝霁
〞
正明德
商于槐泗郢鄢,“客于芜湖”
〞
许海
〞
明嘉靖
商于吴越燕赵间,其后“定业湖阴”
《许氏世谱》第五册
许尚质
〞
〞
商于吴越及西南各省,曾贩运沙板至芜湖
〞
阮弼
〞
明嘉靖万历
在芜湖开设染局
《太函集》卷三五
江叔先
〞
〞
赴芜湖经营粮食贸易
《太函集》卷五〇
程某
〞
〞
在芜经商,被其乡人推为“贾人祭酒”
《太函集》卷一〇
赵正
〞
〞
“商居湖阴”。
捐资筑城
《岩镇志草·义行传》
徐行路
〞
〞
“贾芜湖”,捐资筑城
民国《歙县志》卷九
方如琪
〞
〞
修治由金陵至芜湖的道路
《寄园寄所寄》卷一二
金某
徽州
〞
“定居鸠兹,转徒荆襄吴越而备输于燕”
《瞻园文集》卷二八(转引自《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七二页)
汪尚权
休宁
〞
“商于湖阴”,募工冶铁
《汪氏统宗谱》卷一一六
汪一龙
〞
明万历
在芜湖开设“永春”药店
民国《芜湖县志》卷八五
查杰
〞
〞
“客芜湖,往来吴越扬楚间”
《查氏祠记》
程致和
商于芜湖“大规利便,凡十年而素封”
《褒嘉里程氏世谱》
吴文彦
歙县
〞
“尝分筑湖阴城”
民国《歙县志》卷九
朱道圣
休宁
清顺治
“客芜阴,时族人以巨资相托”
嘉庆《休宁县志》卷一四
吴宗圣
徽州
清康熙?
客芜湖,赴京控告芜湖榷关主事刻剥商民之罪
道光《徽州府志》卷一二之五
吴昂
休宁
清雍正
造台于芜湖
矾,以利商船行驶
嘉庆《休宁县志》卷一五
鲍叶氏
歙县
〞
自愿捐银二万两,用以生息,抵办芜湖商民所担负的“江夫河蓬银”
嘉庆《芜湖县志》卷二一
李士葆
婺源
清乾隆嘉庆
初则“佣工芜湖”,继则“贷本经商”
光绪《婺源县志》卷二一
俞焕
〞
〞
“以资雄吴楚问”。
在芜湖建蟂矾庙
光绪《婺源县志》卷三二
王立本
黟县
清嘉庆
“贸易湘潭芜湖两地”
嘉庆《黟县志》卷七
程立达
歙县
〞?
客芜湖“倡复徽国文公祠”
民国《歙县志》卷九
许仁
歙县
清嘉庆道光
贾于芜湖,修圩赈灾
《歙事闲谭》第四册
程待诏
婺源
清
商于吴楚,在芜湖造义渡
光绪《婺源县志》卷三二
胡酮奎
绩汐
〞
客芜湖,为负债卖女者代偿其债服贾芜湖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二五一
汪应鹤
歙县
〞
服贾芜湖
民国《歙县志》卷九
汪立枢
休宁
〞
兄弟二人客居芜湖,贩于楚
嘉庆《芜湖县志》卷一七
江羲龄
歙县
〞
贸易于芜湖,博微利以养父
《橙阳散志》卷三
黄九叙
〞
〞
外出经商,客死芜湖
《潭渡黄氏族谱》卷九
余士恩
黟县
清咸丰同治
贾于芜湖获利数万
《环山余氏总谱》卷二一
李天本
婺源
〞
在芜湖捐资赈灾
光绪《婺源县志》卷三五
余朝旺
黟县
清末
“习贾于荻港”,其后建议肆助人迁往芜湖营业
《环山余氏宗谱》卷二一
余士英
〞
〞
在芜湖从事金融事业
〞
单芳宗
婺源
〞
在芜湖设义渡
光绪《婺源县志》卷三五
余钖荣
黟县
〞
在芜湖经商数年,颇有声誉
《环山余氏宗谱》卷二一
汪守潘
歙县
〞
在芜湖倡捐创建乐善堂
国民《芜湖县志》卷一二
表中所引宗谱、族谱皆为安徽省博物馆藏本
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上而所列举的事例自不免挂一漏万。
但就此可看出:
明洁时期徽人贾于芜湖者为数甚多。
他们或为行商,或为坐贾,或列肆于通衢,或营运于作坊。
还有许多小贩,逐利于市井,叫卖于街巷,尽管他们资本无多,获利甚微,但却给芜湖增添了热闹的气氛。
总之,芜湖的各种商业活动几乎无一不有徽人参与其事。
寄居芜湖的徽籍商人之多,在该地的赋役制度中也有所反映。
据《太平府志》载:
嘉靖六年(1527年),芜湖县知县王德溢议:
“将地方居民与徽贾盐商土著者,派夫三千三百五十六名,在官轮差答应,又以商之浮居俄屋,或往或来者,令其出银,协济各差之不足。
……行之已久,民皆称便。
,按明制,各州县的差役一般都是派自土著居民的,芜湖县却将一部分差役负担摊在客籍商人身上,而且特别指明要“徽贾盐商”分担这项差役。
这表明石芜湖的客籍商人人数众多,而他们的主力和中坚则是“徽贾盐商”。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这项制度发生弊病时,官府便不得不靠徽商首领的协助去加以整顿了,《太函集》称“芜阴当舟车幅辏之冲,其地多羁旅少土著,县长吏籍羁旅者起丁夫。
久之,践更皆不平,(程)处士诣县长吏,请以身平,其籍遂定。
”这位程处士就是寄居芜湖的徽商,井被其乡人推为“贾人祭酒”。
这个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徽商确是这项差役的主要承祖者。
二
徽人在芜经商为何如此众多?
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
首先,芜湖是距徽州较近的一个最宜于发展商业的地方。
徽州府城与芜湖相距不足四百里,其间蚁有崇山峻岭之隔,但自古就有大道可通,交通并不十分困难。
民国八年,叙人吴日法在其《徽商便览》中介绍了自芜湖至徽州的两条道路。
一条是,自芜湖乘小轮船至宣城,然后登岸南行,越崇山关,入绩汐以达歙县。
另一条是,自芜湖乘小轮船至南陵,然后登岸南行,经族德,越新岭关,入绩汐以达款县。
考之史籍不难发现,上述两条道路古已有之。
淳熙《新安志》载,自欲县至沐京的道路是:
“出东门,指绩汐,由宁国县入其府(即今宣城),济黄池,入太平州,渡采石江”然后北上。
可知早在唐宋时期,由徽州经宁国至芜湖的道路就已畅通无阻了。
这条路上还有舟楫之便,足以代徒步之劳。
旧时所使用的木船、竹筏可以沿水阳江溯流而上,经宣城、宁国,直达西汐上游的胡乐镇。
该镇距绩汐县城仅六十里,距款县也不过一百二十里左右。
对贯于远游的徽州商人来说,走这么一段早路,简直是“胜似闲庭信步”了。
嘉庆《休宁县志》载,自休宁至江宁的道路是:
“由郡城,即(歙县)逾绩之新岭、宁国之旌德,经南陵、太平之繁昌、芜湖及其府,以达于省”。
则自徽州经南陵而达芜湖的道路在清代也是畅通无阻的。
又按《太函集》载:
明嘉靖、万历间,歙人阮弼赴芜湖经商,“芜湖道出南陵,险而淖,病行者。
长公(阮弼)捐金以倡诸贾,瓷而夷”。
可知这条道路并非始自清代,至少在明代已有许多徽州商人奔走往来于其间。
该路经阮弼等人修治之后,行旅比较方便,所以到清代,它就成为徽州与芜湖之间的一条交通干线了。
同时,与这条道路相平行的青弋江也可行驶船舶,为商旅提供方便。
因此在这条交通线上所必须步行的旱路实际上也只有一百余里。
《橙阳散志》载,歙县诸生江有容,随父客芜湖,父有疾,奉之归,“贫无舟车费,背负以行,迍遷万状,句余抵里”。
一个文弱书生,背负其父,十余日即可由芜湖回到徽州。
足见在当时条件下,徽州与芜湖之间的交通的确不算困难。
人们也许要问徽人出外经商,除了北走芜湖之外,还可以东走杭州,西走饶州,且北路有崇山关、新岭关之险,而东西两路却有新安江、昌江、婺江可供舟楫之便,然徽人赴芜经商的兴趣并不因此而稍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这是因为,处在万山丛中的徽州,北上固不免于翻山越岭,但东西两路的交通实际上也不算方便。
徽州的地势颇高,向东向西的河道,水量甚小,水流基急,都不大便于行船。
据志书所载徽州“山峭厉而水清激,州在万山中,东涉浙江,其滩之险有三百六十,西通彭蠡,其滩之险有八十四,其岭之危有五”。
《祁门县志》中有一段记载,描写祁门、饶州之间水运困难的情形:
“汐流无常,三日雨则溢,五日不雨则涸、盈则由天而下,飞鸿怒马,一日千里。
竭则日行不能六七滩。
虽日舟行,艰同负贩”。
所以单就旅途难易而论,东西两路实在并不比北路优越。
何况两淮的盐利,长江的水运,北方各省发展商业的广阔天地,都在吸引着徽州商人,他们要想利用这些条件为其商业活动服务,就非北走芜湖不可了。
其次,芜湖是活跃于大江上下的徽州商人的理想基地,这是造成芜湖徽商众多的另一个原因。
万里长江是明清时期的国内交通动脉,也是当时的一条主要商业运输路线。
清人李嘉端说“芜湖关税课,全赖川、楚、江西货物前赴浙江、江苏仪征、扬州、清江浦等处,转行北五省销售”。
明清时期芜湖关税的不断增加,表明了大江之上的商业运输在不断发展。
而芜湖的繁荣,是与这种商业运输的发展分不开的。
所以清人梁启让说安徽沿江南岸六县皆皆般停泊之所,而芜湖尤当其冲。
盖以朝廷设关在此,故四方商民上下往来之舟舰,皆屯泊于江口,以待稽查而后放行者,较他县停舟之所尤多。
芜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成为“客商辐辏,百货丛聚”的都会的。
必须指出明清时期的长江流域是徽州商人在商业上称雄的地区。
在当时,往来于大江之上,转贾于吴楚之间的富商大贾主要就是徽商。
芜湖既是他们的商船必须靠岸的纳税的港口,又是远处经商的跳板,既便于奔赴扬州贾盐,又可贩运于大江上下,得志可远游万里,赶利四方,失利也便于返回家园,不致坐困他乡,于是,这里成为他们活动的基地也就很自然的了。
明末休宁人查杰说“鸿兹为四通五达之涂,此天所授转输地也”又说“湖阴善邸也,去吾郡五百里而近,信使日夕相通。
”因此,他把家属安置于芜湖,令其弟、侄料理家务,并在当地经营商业。
而他自己则“往来吴越扬楚间。
三十余年,业果骎骎起。
”这个事例表明,徽商之所以看中芜湖不是没有道理的。
史称“芜湖关工税,向以木排为大宗”。
就是说木材是通过长江转运的重要商品之一。
而在沿江运木的商人中,恰恰就是以徽商最为活跃。
在《婆源县志》中,关于商人“业木维扬”、“业木姑苏”、“掌木业于金陵”、“贩木豫章”、“贩木湖南”、“往楚贩木”之类的记载俯拾皆是。
这些都足以表明,当时从湖南、江西购买木材运往长江下游销售的徽州商人是很多的。
而这些徽州木商中,有许多人就是以芜湖作为活动基地。
嘉庆《芜湖县志》载炮台在县西滨江,……今其下滩地为徽临两郡木商堆贩木箱之所。
”民国《芜湖县志》又载“潇江会馆,原名临清会馆,在徽临滩。
……又以在芜业木者临郡他县人无与焉,恐滋混淆,因改称今名。
”从上述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在芜业木者以徽临两帮商人居多,其中尤以徽帮更占优势,故堆放木材之所称为“徽临滩”。
粮食也是当时通过长江转运的一种重要商品。
不但江西、湖广每年都有大批粮食远销苏、浙以及北方各省,而且安徽沿江两岸的坪田也盛产稻米,可供外销。
而在这种粮食贸易中恰恰又是以徽商最为活跃。
明万历时,“南哉”一带发生灾荒,贩运粮食的“商舟皆集于江西,徽人尤众”。
可见,明清时期的芜湖,已经成为长江沿线重要的商品粮集散地。
晏斯盛说“棕阳、芜湖、运嘈为江广米船聚集之区。
”又说:
“江广米船开江东下,其口岸有三“棕阳、芜湖、苏州是也。
”在这种形势下,徽州粮商以芜湖作为他们的活动基地就是很自然的了。
此外,徽州的盐商、茶商、布商、绸缎商、陶瓷商等等也都频繁往来于江上。
其中自然也有许多把芜湖作为活动基地。
许多徽商正是为了便于在江上从事贸易,才在芜湖寄籍的。
前表所列举的歙人郑朝霏、许海、徽人金某、休宁人查杰、黔县人王立本、休宁人汪立枢、婺源人程待诏等都属于这种情形。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芜湖徽商之多不是偶然的,它不但与芜湖、徽州两地特殊的地理条件有关,而且也同他们经营的商业范围分不开。
三
明清时期,由于徽籍客商在芜湖较为活跃,因之,他们对芜湖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人数众多,资本雄厚的徽州商人长期在芜湖从事商业活动,这本身促进了芜湖工商业的发展。
例如休宁人汪一龙,于万历时迁居芜湖,在“西门外大街创正田药店,字号“永春”,吹二百余年,凡九年皆同居。
慎选药材,制丸散,四方争购之,对症取眠,反应神速。
”他的药材不但驰名全国,而且远销海外。
“每外藩入贡者,多取道于芜,市药而归。
”明嘉靖时,休宁人江尚权“商于湖阴数年。
复大募工,治铁冶。
挥指百人,斩斩有序,工圈费效。
……资日丰于旧”。
这是一个商人投资生产的典型事例。
尽管上述记载十分简略,亦可看出其经营的大概情形。
江尚权的冶铁作坊拥有工匠百人,规模已颇可观。
工匠是由招募而来,其身分已是雇佣劳动者。
由于作坊内实行分工,而且“斩斩有序”,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当然有所提高,这种作坊,很可能已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了。
先进的经营方式,势必促进芜湖的冶铁业。
谚云“铁到芜湖自成钢”。
芜湖冶铁业之所以享有盛誉,徽商有一分功劳。
嘉靖万历间,歙人阮弼在芜湖经营浆染业。
“乃自芜湖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滋倍,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谷,遍于吴越荆梁燕豫齐鲁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
”阮弼的染局,规模既大,分局又多,生产技术也有所改进,故产品精美,畅销各地。
宋应星指出“浆染尚芜湖”。
芜湖浆染业之所以能够补满全国,与徽商的惨淡经营也是分不开的。
其次,徽商为了便于在芜湖做生意,往往带头抵制官府的横征暴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芜湖商民的利益。
如徽商吴宗圣,“以义侠著声。
客芜湖。
椎关邓主事苛责诸商,多额外征,莫敢谁何。
宗圣毅然入控登闻,”结果,差官按实拿问,而宗圣因劳瘁殁于京师。
雍正时又有歙人鲍人龙、鲍献父子与士民呈请于官,要求废除向芜湖商民征收的“江夫河蓬银”。
他们的要求未能获准,于是人龙母叶氏毅然呈请官府,“愿捐银二万两,生息抵办”。
雍正帝迫于舆论,不得不下令废除这项苛派。
徽商的这些活动为芜湖商民解除了一些不合理的负担,对工商业的发展显然起着积极作用。
再次,徽州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十分关心芜湖与外地的交通,尤其芜湖与徽州间的交通。
除前已述及的阮弼等修治南陵道以外,还有许多徽商也加意修治这条道路。
如万历时查杰“广石道于南陵”,使之“水无病涉,陆无病滓”。
清朝的江演,以“郡(徽州)北新岭峻险,行者艰阻,公(江演)呈请制抚,捐金数万,辟新路四十里,以便行旅”南京是徽商自芜湖赴江苏、两淮以及北方各省的必经之地,欲人方如骥就曾与郑滂石甃金陵孔道,以达芜湖”。
为了便于在江上往来经商,并注意到芜湖附近的江上航路安全。
雍正时,休宁商人号昂侨居芜湖,“大江西有磕矶。
石骨嶙峋,水涨落不时,行楫误触,其害不测。
邑人议造台矶上,用为标识,以费重迄无成议。
昂……乃白县官,独力建造。
垒石为台,台上立庙建旗。
……名其矶口永宁,商舶利赖,尸祝不绝。
徽商对沟通芜湖市区青弋江两岸的交通也作出过贡献。
万历时,县城南门外的浮桥被木排撞毁。
天启元年,歙县富商江伯爵倡捐重建。
他“新造方舟二十艘,垫以平板,匝以巨槛”,便于行走,因而被人们称为“便民桥”。
此后又有婺源商人程乎待诏、单芳宗等分别在该桥以西直至江口的青弋江上设置义渡,便利两岸商民的往来。
第四,徽商为了保障他们在芜湖的经济利益,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十分关心。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自杭州入徽州,寇南陵,窜犯芜湖,在芜湖的青弋江南岸大肄焚掠。
那时芜湖尚无城墙可资捍御,官吏束手无策。
在这紧急关头,歙商阮弼挺身而出,组织商民数千人为义勇。
杀牲誓众,协力守御,斩获倭寇一人,迫其溃退,使青弋江北岸的商业繁盛区免遭浩劫。
明代的芜湖,原无城墙保障治安,官库两次被盗。
万历三年始议筑城。
歙商徐行路就是这一工程的主持人之一。
官府“委任其事,迄底于成”。
他还“捐千金独造南城井干之楼”歙商阮弼也是这项工程的积极参加者。
他“扶议倡众”,“以身为版筑先”。
结果“城完而坚,如期而告成事”。
芜湖西门名为“弼赋门”,大概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
此外,徽商赵正、昊文彦等也都捐资助役,为芜湖城的建造作出了贡献。
当芜湖发生自然灾害时,徽商也往往协助官府娠灾、抗灾,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如万历时,芜湖大饥,“芜邑下令募粟娠饥”。
休宁商人查杰“即日输三百石以倡之。
邑商其谊,闻于当道而赐之爵”。
清嘉道时期款商许仁在这方面的事绩更为突出。
嘉庆时“安徽旱,饥民就芜湖索食,且酿乱。
大吏廉居士(许仁)才,访之。
居士日非先资流民出境,乱不解。
拟章程十条。
大府善之。
下他县。
乱乃已。
”道光十年,芜湖发生水灾,破凤林,麻浦二圩。
许仁又主持贩灾,并采取以工代娠的办法组织灾民修复二圩。
次年二圩复溃。
他又“倡捐巨万”贩济灾民,并拟定”二圩通力合作章程十六条”,令农民奉行。
“芜人感其德,请于官,为立祠于凤林坪之殷家山祀焉。
”
最后,徽商对芜湖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贡献。
明清时期,徽州的文人学士侨居芜湖者为数颇多,如胡邦旦、方兆曾、释渐江、韩铸、朱卉、谢裕、孙逸、谢橙隽、黄兰谷等。
这些人或为名医,或为宏儒,或精于赋诗,或工于作画,对芜湖文化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贡献,这些徽州文士为什么要侨居芜湖呢?
因为有的本身即为徽商子弟,有的则因是徽商的同乡同族受到资助而来芜湖的。
明末徽商阮弼在芜湖时,“诸宗族亲戚间右至者,辄推赤心而纳之交。
业儒则佐之儒,材可贾则导之贾”。
清未“以贾起家”的徽人李爱得在芜湖时,“士林寒峻多赖公举火,邑人士之得科弟者,费用大半取给于公”。
可见,徽州文士多侨寓芜湖的现象,是与徽商在财力上的支持分不的。
徽商对芜湖经济文化的发展虽然有所贡献,甚至他们中的个别人很可能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已在这个古老的江城采用过新兴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然而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封建商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都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官府对他们的“义举”也备加奖励,或族其门户,或授予官爵,甚至为之立柯祭祀。
他们的子弟以及在其资助下的徽州士子,通过科举而跻身于官僚士大夫之列者也不乏其人。
尽管他们不满宫府的横征暴敛,却从未采取过公开对抗手段,只是乞求皇帝“开恩”,籍以达到目的。
这表明,当时的徽商实际上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徽商十分活跃的芜湖只能是封建官府牢牢控制下的一个商业城市,而不可能像欧洲中世纪后期的自由城市那样,发展成为瓦解封建制度的策源地。
太平天国“双重性政权”说质疑
沈嘉荣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是史学界近几年来热烈争鸣的学术问题之一。
其中的“双重性政权’说,我以为是值得商榷的。
持“双重性政权”说者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政权也该是有两重性的,“农民阶级具有两重性,那未由基本成份是农民掌握的太平天国政权,怎么能没有两重性呢?
”“双重性”的具体表现,各有各的说法,多数同志则认为是革命性与封建性两个方面:
“作为贯串一个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的统治,农民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农瓦的革命运动中却可能建立短暂的农民政权。
太平天国政权即是这样的一种政权、它既有一定的封建性,又具有革命性。
”
“一方面,它的某些纲领和做法代表农民愿望,具有农民政权的特点另一方面,它的领导集团和基层组织又在迅速蜕化,许多迹象表明,它已开始变为一个新的压迫剥削农民的封建性政权。
”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和地主是对立的统一体,它反映在思想和主张上,就是革命性与封建性、平均平等与封建特权,复杂交错地结合在一起,太平天国政权就是带有矛盾的两重性政权。
”
上述立论,笔者不敢苟同。
一
什么是政权性质?
无非是政权的阶级实质及其社会属性,政权的阶级实质指的是这个政权为哪个阶级所掌握,代表了什么阶级的根本利益,政权的社会属性,指的是这个政权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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