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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研究新进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研究新进展
2013年12月31日06:
42来源:
《商业经济与管理》(杭州)2013年8期第75~83页作者:
程贵孙芮明杰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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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我国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
文章梳理了国内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产业特征、产业选择、产业发展规律等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等几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特征;发展规律
作者简介:
程贵孙,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芮明杰,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一、引言
为应对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而演变成为全球经济危机,世界各国把发展新兴产业当作推动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复兴的突破口,并把新兴产业看成是抢占新一轮国际经济制高点和主导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产业。
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国民消费需求低迷,产业竞争能力下降。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国政府开始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构想,并将其作为我国破解资源约束、突破发展瓶颈、提升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重大经济举措,更是我国立足经济结构转型、转变发展方式、着眼未来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抉择。
国务院从2009年9月份开始连续召开三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座谈会,并于2010年10月正式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的纲领性文件,将七大产业列为未来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同时,提出了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具体目标,确立了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立场和决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国外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在产业演进、产业选择、产业发展、政府职能建设等方面已有较多研究成果。
国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是从201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被确定为国家战略开始的,国内学术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近三年国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文献如“井喷之势”迅速膨胀起来,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有价值的结论。
因此,对国内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和分析,可以为后续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研究者们理清研究脉络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拟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内涵、产业特征、产业选择、发展规律与模式等相关问题对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现状进行述评,并对未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展望。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内涵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字面含义来看,需要界定“新兴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两个概念。
首先,“新兴产业”是从产业发展阶段来界定产业的,是指正处于产业生命周期曲线中成长阶段的产业。
Porter(1980)[1]将新兴产业定义为新建立的或是重新塑型的产业,其出现原因包括科技创新、相对成本结构的改变、新的顾客需求,或是因为经济与社会上的改变使得某项新产品或服务具备开创新事业的机会。
Blank(2008)[2]认为新兴产业是充满未知性的产业,通常由一个新的产品或创意所形成,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如对产品的需求、潜在的增长潜力以及市场条件都不确定,而且没有原有的轨迹可循。
Claude(2003)[3]认为新兴产业要符合四个特征:
(1)与突破性创新(disruptiveinnovation)相关联;
(2)创新需要发展的核心能力;(3)对应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前期;(4)具有高不确定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是“战略性”。
赫希曼(1991)[4]将主导产业与战略产业视为同一概念,指出战略产业是对经济发展起带头作用的先导性产业部门。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所体现的经济学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产业所基于的主导技术的未来性和突破性;二是产业所面向的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需求规模巨大。
第一个特征决定了主导技术的投资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因而需要更加“耐心”的投资和更加多样化的高强度学习和探索;第二个特征决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绩效涉及一国发展的深层次经济利益。
国内研究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界定更多强调的是产业的“战略性”特征,代表性的观点可归纳如表1所示。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
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准确把握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那么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Anderson和Tushman(1990)[11]指出新兴产业的主要特征是技术的“非连续”和“分化性”,指出技术演进引起的新兴产业是产业生命周期中的“非连续”现象,产业生命周期的更替主要是因为技术的重大突破导致技术分化,形成不同发展方向的技术,继而依靠技术选择形成市场信赖的技术群和企业群。
Witerings和Boschma(2002)[12]以新西兰ICT产业为例指出了新兴产业的产生在空间上具有随机性,但是一旦一国或地区某项专利或专利池成为国际标准或主导设计时,产业便自然地向该国家或地区集中,随机性消失。
Geels(2002)[13]则更多强调新兴产业的需求性特征,认为一种新产品能否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不在于其技术水平的高低,而取决于需求规模的大小。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李晓华、吕铁(2010)[14]概括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四个特征:
战略性、不确定性、正外部性、复杂性。
战略性是指该产业的关联度大,对其他产业有辐射带动作用,能决定未来国家的竞争优势;不确定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市场和组织等方面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正外部性强调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多涉及基础性研究,而基础性研究将带来较强的外部性;复杂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产业化以及产业链分工合作等方面上是复杂的。
吴传清和周勇(2010)[15]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归结为全局性、联动性、潜导性。
全局性指产业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而且还应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对带动经济社会进步、提升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联动性指产业应凸显产业链长,产业关联度高,能拉动一批相关及配套产业发展,应具有强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潜导性是指产业具有政策导向作用,预示着未来经济发展重心。
高友才和向倩(2010)[16]总结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五力”特征:
产业创新力、产业引领力、产业持续力、产业聚集力、产业碳减力。
产业创新力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创新密集型产业,必须具有足够的创新力,包括科技创新、知识创新、产业组织创新、产业结构创新、产品创新等。
产业引领力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能够代表产业发展的方向,成为产业发展的主流,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内对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强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产业持续力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具有较长的产业生命周期,而且随着科技创新和变革,产业成熟期能得到不断延伸,有稳定的发展前景和市场需求。
产业聚集力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必须具有较强的产业聚集力,产业链长,波及面广,带动系数大,能够围绕核心技术形成庞大的产业集群。
产业碳减力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选择低能耗、低污染、高效能的低碳产业,实现低碳化生产。
龚惠群等(2011)[17]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具有全新经济形态的产业,要具备以下基本属性:
相对性、主导性、高成长性和不确定性。
相对性是指随不同经济发展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有所不同。
主导性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发展全局的主导性带动作用;高成长性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潜在需求巨大,未来将演变成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不确定性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所依托的技术不确定性较高,市场变数大。
林学军(2012)[18]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以下发展特性:
指向性、外部性、创新性、风险性、地域性。
其中指向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未来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外部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对其他产业具有促进作用;创新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般都是创新型的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需求、市场反应等都存在不确定性而带来较大风险;地域性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应因地制宜,从自身资源或条件来选择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原则与标准
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环境不同,正确选择与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学者目前没有明确的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标准的研究,更多的还是用主导产业评价指标来评估战略性新兴产业。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1962)[19]最早提出主导产业的概念,认为一个或几个新的制造业部门的迅速增长是经济转变的强有力的引擎,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新旧主导部门连续更替的过程,这为主导产业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赫希曼(1991)[20]也对主导产业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由于资源稀缺、不平衡增长等因素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该在资本有限情况下集中有限资本与资源,重点开发部分产业,由此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产业整体发展。
从罗斯托和赫希曼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对主导产业的选择都是基于产业的带动或推动作用,即产业关联度指标。
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1990)[21]提出了选择主导产业部门的两个重要选择标准,即需求收入弹性指标和生产率上升率指标,他认为应该选择需求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率增长较快的指标作为主导产业的评价标准。
Kremer(1993)[22]认为,要根据产业的竞争状况来确定区域的产业选择,因为拥有竞争能力的产业其生命力也会更持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更大。
Keizer(2002)[23]等人认为主导产业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应该具备较强的发展前景、较大的产业关联性和庞大的就业效应,这也是主导产业选择的重要依据。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评价指标的选择,国内学术界目前鲜有研究。
刘洪昌(2011)[8]88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六个原则:
(1)国家意志原则,即要体现一个国家未来一定时期内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和可率先突破的领域;
(2)市场需求原则,即要考虑国内外市场的开拓需求状况;(3)技术创新原则,即要选择自主创新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的产业;(4)产业关联原则,即选择时要考虑此产业的横向和纵向产业联系,要有带动效应;(5)就业吸纳能力原则,选择产业时要考虑到社会效应;(6)可持续发展原则,选择时要考虑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武瑞杰(2012)[24]基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视角,构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的六大基准:
科技贡献、区域优势、低碳经济、功能区规划、地域发展特征以及能够预防高科技伴随的系统脆弱性的安全措施,并且他认为以此基准构建的指标体系,能够有效甄别出具备地区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程宇、肖文涛(2012)[25]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问题,这些标准应符合当地的要素禀赋特征、应有助于整合区域产业优势、应对区域内其他产业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应有助于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应有助于促进产业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
熊勇清等(2012)[26]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和主成分分析法(PCA)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组合选择评价模型,从基础性因子、激励性因子、创新性因子、政府战略导向性因子等四个维度构建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
贺正楚等(2011)[27]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的特点和主导产业评估理论,形成了以“产业全局性”、“产业关联性”、“产业先导性”、“产业动态性”为一级指标,初步遴选出了27个指标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评估指标,并以湖南省为例检验了评估体系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胡振华等(2011)[28]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各指标的主观权重,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PCA)及信息熵法(IE)求解出的客观权重,得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组合权重,以此来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与模式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究竟遵循什么样的规律?
它的动力机制与培育机制在哪里?
成长路径和发展模式又是如何?
这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两个关键要素:
一个是技术创新;另一个是政策扶持。
Harfield(1999)[29]认为政府在新兴产业发展中起辅助作用,新兴产业的发展更多要依靠市场竞争的力量。
与此相反Lach(2002)[30]利用以色列新兴产业的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资助刺激了小企业的研发投入,有利于新兴产业中的小企业快速发展。
Pohl(2005)[31]探讨了日本产业振兴合作组织(IndustrialRevitalizationCorporationofJapan)与市场的关系,认为该组织在海洋新兴产业的扩大和再生产方面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强调市场调控的重要作用。
Ellison和Glaeser(2010)[32]也指出有利于产业发展的金融、财政、税收政策的引导是保障和促进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Lovdal和Neumann(2011)[33]对一些和海洋新兴产业相关的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企业认为能制约海洋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以及商业化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资金;二是政治上的支持。
这两大类的影响因素又可以分为许多方面,其中包括替代品的价格低、生产许可证难以得到、评估系统缺失等等。
国内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及发展模式的探讨更多是从产业内在要素、机理的分析,探寻产业特殊的发展规律与路径。
龚惠群等(2011)[17]79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要基于原始创新,将原创性科技突破的成果转化为标志性目标产品,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针对新的产品和技术,创立和运用新的商业模式,引导和培育消费需求;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构建全新技术标准体系,塑造新兴产业业态;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孕育新的产业创新集群。
王新新(2011)[34]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三大动力机制:
技术进步、产业结构高级化、改造传统行业。
技术进步带来消费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分化,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直接动力;产业结构高级化利用知识的“共享性”和“溢出效应”提升整体产业的现代化水平,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动力;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产业升级,是新兴产业发展的现实动力。
包海波(2011)[35]也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三大动力机制:
技术研发机制、市场培育机制、制度激励机制,认为技术推动与市场推动是产业发展的两大动力机制,而完善的政策制度体系可以破解产业发展的约束性条件,因此技术、市场与制度的协调互动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大培育机制。
桂黄宝(2012)[36]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动力机制进行剖析,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四大动力机制——创新驱动、政策推动、需求拉动、市场竞争的“四轮驱动模型”,并指出创新驱动应该始终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与其他动力因素相互配合,共同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国内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主张:
1.集群发展模式,即主张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方式来形成产业集聚。
喻登科(2012)[37]等人提出了以集群协同创新的模式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可以采取单核、多核或星形发展模式,并建议不同区域要根据不同产业环境、不同经济发展需求做出不同的选择。
涂文明(2012)[38]也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区域集聚发展模式,指出要从国家战略层、区域集聚层和技术—产业层三个层面进行区域集聚,并给出了突破性技术创新驱动型、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型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升级型三种实践模式。
2.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即主张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与传统产业联动、融合发展。
熊勇清、李世才(2010)[39]针对我国产业发展目前所面临的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的双重任务,提出了两类产业耦合发展的解决思路,对两类产业间的耦合关系和耦合内容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就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的主要阶段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具体研究。
乔玉婷、曾立(2011)[40]从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以及从军队和地方的角度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面向民用和军用两类需求,依托民用资源和国防资源,服务民用和军用两个市场,走军民融合式发展模式。
林学军(2012)[18]26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可以有嫁接、裂变、融合三种方式。
嫁接式指的是新兴产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全新的、独立发展的领域,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嫁接于互联网的“.com”这类的网络公司。
裂变式即通过高新技术应用于当地的传统产业,在设计、制造或原材料等环节,产生某个方面的新分工,从传统产业裂变出新的产业出来。
融合式指的是高新技术全面与传统产业结合,在设计、制造、原材料、销售等各个方面,全面提升本地区具有优势的传统产业。
3.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即主张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来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王利政(2011)[41]从技术生命周期和技术水平的国际比较优势的视角,分析了在起步、成长、成熟等不同阶段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适宜的模式,同时指出从产业核心技术水平在世界的位置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可有技术领先的发展模式和技术追随的发展模式进行选择。
刘志彪(2012)[42]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应避免成为新的低端“加工制造业”,并从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GVC)视角构建了一个基于“链”的分析框架,从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服务链和生态链这五个方面,寻求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的政策取向和措施。
申俊喜(2012)[43]主张当前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当坚持“研发优先,技术驱动”,而非“投资驱动”,以强大的研发能力去支撑核心技术实质性的突破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并指出要创新产学研合作的组织模式,要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明确产学研合作的目标定位与发展重点,而且应该科学地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路线图,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力。
六、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
相对于理论模型的研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研究较少,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的主题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机问题
随着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断深入,大量企业蓄势待发或已经进入这一极具发展潜力的领域,而如何有效地选择进入时机成为企业需要面临的重要战略决策。
韩雪莲等人(2011)[44]利用2001-200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板块的180家企业数据,探寻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行为,并分析企业进入时机与企业绩效间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企业的进入时机对企业的资产管理能力绩效指标和盈利能力指标具有正向影响,对经营发展能力绩效指标具有负向影响,并且企业的进入时机与产权结构和企业规模对企业的绩效水平提高有正向的交互效应。
这一系列结论可以为下一阶段企业正确地选择时机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有益的参考。
郭晓丹、宋维佳(2011)[45]则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进入时机为切入点,分析领军和跟进策略的动因与绩效差异,研究如何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及早投资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研究发现,产业的发展前景及预期利润会对企业的进入形成较强的吸引力,产业不可分散的市场风险越大,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变化越剧烈,企业越倾向于领军进入,捞取早期的“政策好处”,规模大、国有色彩强的企业表现得尤为明显。
领军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在资产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方面的表现显著优于跟进企业。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效率问题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产业创新和研发投入,对此有的学者开始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肖兴志等人(2011)[46]使用1998-200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分析并比较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行为,研究发现政府的科技资助经费没有调动国有企业的研发积极性,反而可能挤出企业自身投入,但能够促进非国有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同时指出非国有企业规模越小研发投入越大。
肖兴志、谢理(2011)[47]利用SFA模型测算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效率,然后通过面板Tobit模型分析了企业规模和不同的创新方式对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以及不同产权结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
研究发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效率水平整体上较低,企业规模与创新效率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比较显著,而技术改造和消化吸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不同的产权结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不相同,国有产权与创新效率呈现负向关系,而非国有产权与创新效率呈正向关系。
吴福象、王新新(2011)[48]基于GVC模式下人力资本空间流动视角,对要素集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行业的绝对集中度、规模差异度、劳动生产率变化率、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比重、产品销售成本与产品销售收入比等变量存在着多重的复杂联系。
为此,企业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必须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和范围经济优势,根据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特点在产品无限细分的差别化基础上走规模化和集团化发展道路。
陆国庆(2011)[49]利用我国中小板市场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不管是从企业业绩还是从市场绩效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类上市公司明显优于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类,这说明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绩效较为显著;创新绩效与创新投入产出、创新环境等因素呈弱正相关性,而与产品毛利率显著正相关。
七、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研究的评述和研究展望
(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研究的评述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内涵,国内外文献中还没有统一界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解还较为模糊。
尽管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但可以发现共同点都是从“战略性”和“新兴性”两个方面来诠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只是表述不同而已。
国外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界定和研究更多体现在“新兴”上,侧重指运用新技术、新工艺的新兴产业。
国内学者则更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代表着国家未来产业的方向,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性影响。
总体上来说,国内外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新的内涵缺乏深刻的理解。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上的理解,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有显著差别。
国外学者更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兴性”和产业技术特性,如技术的“非连续”、“分化性”、“随机性”,强调产业技术的需求特性;而国内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的论述较为全面,更多强调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联动性”、“引领性”等,更多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以及对相关产业的联动与辐射效应。
正是因为国内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的“众说纷纭”,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本质特征,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与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没有区别,战略性新兴产业俨然就是一个“全能产业”。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标准的研究上,国外学者基本上仍然沿用的是传统的主导产业选择标准的方法,而国内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主要还是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并且借鉴了传统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选择评价标准。
然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本质特征缺乏深刻理解,导致选择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与主导产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没有区别,造成选择结果失真。
随着新兴战略性产业的确定,其选择依据、判断标准、产业特征等都与以前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选择有很大的差异性,这需要我们全面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现实,同时也要加大理论基础研究。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和模式的研究,国外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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