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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文学研究的层次
略论文学研究的层次
郭志刚
西方有人把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分为三个层次:
阅读、欣赏、研究。
这当然很合乎逻辑。
但经验也多次告诉我们,真正的欣赏是必须在研究了之后,才有可能品得真味,从而达到一个更深的层次。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对《红楼梦》研究了这么多年,我们究竟品出了多少滋味?
看来还得研究下去,以期每臻新境,我们就有一次新的欣赏机会。
因此,不妨说欣赏是研究的化境。
如果这也合乎逻辑,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打破一次常规,暂时把两者的位置颠倒一下,也是可以的。
这样一来,研究将被视为前提,欣赏则是一个消化了研究结果的内涵更丰富的阶段。
总之,研究和欣赏是阅读过程中的一对孪生姐妹,她们的魅力在于成双出现,少了一个,魅力将被打上折扣,我们在心理上会产生某种偏失感。
当然,这是比喻,孪生姐妹也有分开之日,例如,倘若嫁出去一个怎么办?
我们说,剩下的那一个一样漂亮,只是减少一些相伴而行的丰采罢了。
一般说来,在各种各样的文本之中,以形象为特征的文学文本更富有时空感觉和生活情趣,因而它也最富有解读和欣赏的魅力。
其他文本,例如历史和哲学文本就没有这种魅力吗?
有的,但那需要先具有一定的知识修养。
没有这种修养,往往读多少就是多少,很难见微知著、举一反三。
文学作品(例如小说)就不同了,凭经验就能进入接受和联想的过程,这时,文学作品在接受者身上引起的效应,甚至于不取决于他的知识结构,而主要取决于他的经验的素质。
因此,不识字的老百姓,通过听说书或看戏也能进行艺术欣赏,而欣赏的质量和深度在有些情况下或者并不稍逊于读书人。
这是因为,文学欣赏的天地主要联系着人生的天地。
文学的天地很大,这是它表现人生的特殊形式决定的。
有时候,一首诗只有二、三十个字,读之就如醍醐灌顶,甘露入心;其开启心智和引发联想之功,简直可以说有无限大;它甚至横穿时间隧道,几百年后还能令人荡气回肠、动心移性。
例如明代诗人袁凯作的这首诗:
“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
”文本极短,识字的能看懂,不识字的也能听懂(它其实只有十几个生字)。
短短四句话,要在“思乡”二字,倘若让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中的那些思乡的人们解释起来,可就丰富多了。
譬如,今天远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不知有多少,相信这首小诗还能对他们产生极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使他们那颗在远方忙碌着的心,暂回故土小憩,因为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乡土情结是一种割不断的永恒情结。
如果从形式角度看,大概也只有文学才能提供这样的文本形式。
哲学和历史间亦有之,但那往往同时具有了文学文本的性质。
例如,“子在川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里的这一哲学名句,同时也是文学名句。
文学的天地很大,却并非无所不通。
它是一道闪电,可以横空出世,如遇到绝缘体,就敛形收迹,漠然而止了。
同一部文学作品,有人读了热血沸腾,有人可能觉得索然无味。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是导体,一个是绝缘体。
这种情况,就是像《红楼梦》或《战争与和平》这样伟大的作品,也不能全然例外。
当然,这又是比喻,实际情形也许不会这样绝对。
但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见”,“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里说的,颇适于解读文学。
其实,它又何止限于文学?
倒是因为文学和人生结有不解之缘,所以,在人生领域中固有的现象,也会再现于文学。
说到底,我们爱什么、不爱什么,都是缘分,只不过这种缘分并非前世注定,而是今生“修”来,即一切都是随着我们人生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
人生一当成熟,“缘分”(观念、感情等等)即趋稳定,有时很难改变。
拿给作家排座次这件事来说,争来争去,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各随各的缘,各排各的队,其实座次并没有乱。
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争论者自己也都有自己的“座次”,只不过他们的座次是在台下罢了。
台上、台下,文学、人生,纠缠得如此紧密,倒是提醒我们注意:
人们怎样看待人生,也就怎样看待文学;离开人生,谈不上研究或欣赏文学。
文学这个题目所以很大,是因为人生这个题目太大的缘故。
但人生还不等于文学。
人生大于文学,而文学也常常深于人生。
深,这在实际上意味着它已开始突破现实人生的范畴,走向某种程度的“大”了。
例如,文学除了表现现实的人生之外,还要自觉不自觉地虚拟人生,即在文学中创造第二人生。
我年轻时候读过泰戈尔的一首诗,题目是《未来世纪》,它表现的就是虚拟的人生。
我当时很喜欢这首诗,过了这么多年,竟还能背得下来。
我记得是这样的:
“饶恕我,/未来的一世纪的姑娘,/如果我在我的自傲中/幻画出你在读我的诗,/月光同时也把沉默的细雨/洒满我诗句的空隙,/我仿佛感到了你的心跳,/也听到了你的低语:
/‘如果他活着,而且我们遇到了,/他会爱我的。
’/我知道你对你自己说:
/‘让我只在今夜/在我的凉台上/为他点一盏灯吧,/虽然我晓得他永远不会来。
’”诗中表现的虽是虚拟的人生,但它离我们现实的人生是那么近,二者几乎已融合到一起,难分彼此;泰戈尔也好像就在我们身边,像一位朋友似的和我们促膝谈心。
宋人有句:
“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这里说的还是现实的人生;读了泰戈尔的诗,我们不妨套做一句:
诗翁即不眼前在,何碍人生第二回?
显然,在这种虚拟的人生中,我们生活得同样充实,因为泰戈尔理解了他身后(哪怕过了一百年,进入21世纪)的读者,而历经沧桑的我们,也同样理解了他,我们愿意接受他做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并珍视他献出的这份款款深情,不必他来要求“饶恕”。
但这是诗,诗要讲究说话的艺术,“饶恕”云者,是对读者(而且是姑娘)的尊重,不像今天有人说得那么直露:
“我是你们所有人的丈夫”。
文学作品千差万别,后者虽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幽默方式,做为读者,我还是更喜欢泰戈尔的幽默方式。
文学研究和欣赏是一个整体性的范畴,不好随意分割。
但为了便于讨论问题,我们不妨暂时把它分成四个层次,然后再给予完整的理解。
这正如一架机器,乍看不明白,拆开来看看就明白了,但明白了之后,还得把它们合起来,才是一架完整的机器。
下面,我们将四个层次分述如下:
一、经验层次。
只有在这个层次上,研究才显示出它的“高级性”来,因为单靠经验构不成研究。
不过,经验仍是进行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单靠经验却可以进行欣赏,这在上面已经讲了。
这样做虽然比较简单,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一般还算可靠。
因为文学和经验都由人生而来,就像一母所生。
由经验看文学,正如兄弟互看,虽有高低妍媸之分,总因血缘相近,还不至怎么隔膜。
我们听说过象牙之塔里出文学,却很少听说象牙之塔里也出经验,这就是因为前者曲折迂回,容易玩弄障眼法,后者单刀直入,不容易玩这些花样。
其实,象牙之塔里既不能出经验,也不能出文学。
文学原不神秘,它有时似乎很神秘,那是被人们谈得神秘了的缘故。
前面说过,人怎样看人生,就怎样看文学。
例如我觉得泰戈尔那首诗好,是因为由我的经验看,其中充满了人生难以言尽的遗憾和追求。
人生太短,应该拥有的和容易失去的都太多,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人生的不完满几乎是注定的、永远的,这一缺憾,只有在世代相传的生命延续中才能得到不断的克服。
正因如此,人生值得依恋和追求的东西才有很多,它才永远笼罩在希望的星光之下。
诗人把他的诗题为“未来世纪”,寓有绵延不尽的深意。
他实际上聪明地选取了爱情(广义的爱情)这个人类感情最敏感的区域,表现了一种人生体验。
由于这一体验具有不受时空限制的普遍性,所以不难和“未来世纪”的读者实现心灵的沟通,使之在怅然若失之余,既感到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依恋的痛苦,也感到理解的甜蜜和追求的幸福。
一般说来,我不大喜欢新诗,但新诗写出这种意境(也有译者之功),我是喜欢的。
当然,这是我读这首诗的经验,别人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大家的经验也和我一样,并且我们确实没有曲解泰戈尔的话,那么,就说明我们和他拥有一角共同的人生,尽管他是一位属于过去时代的异国诗人。
所以,人生才是欣赏文学作品的主要通道。
以人生说文学,如平湖荡舟,无所不通;脱离了人生谈文学,就会越谈越玄,文学就成了玄学。
可见,对人生有相同的感受或相同的见解,千山万水也如比邻而居,否则,咫尺之遥也成天涯陌路。
所谓人生情缘,都是理解的产物。
去年我读了一部反映美国南北战争前夕社会生活的小说——《南北乱世情》,作者是约翰·杰克斯。
我觉得他写得很好,有些事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或我们的昨天一样。
下面是我从该书中摘出的一些话:
“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仇恨,完全不符合基督徒的博爱精神。
爱终归会战胜仇恨的。
如果我们大家都要生存下去,爱就会而且必须战胜仇恨。
”“人类的行为也许会自相矛盾,但人类的天性却始终如一。
自从奴隶制度这一怪物产生之日起,天性就一直在大声疾呼并声讨奴隶制。
天性将如日月行空,决不改其初衷,它不断鞭挞奴隶制,不断霹雳般地摧毁奴隶制,直到把这怪物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坏人得逞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好人无所作为。
”“当坏人沆瀣一气时,好人必须联合起来,不然就会一个一个地倒下去——,”“当我一想到上帝是最公正的,我的确为我的国家颤抖,上帝的正义不可能永远沉睡。
”“只要我们深深相爱,我们就能熬过任何灾难而生存下去。
我们的家庭如此,我们的国家也如此。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一部作品美不美取决于它的思想基础,当谬误思想支配了一部作品时,就会破坏它的美感,这情形就像“一个少女可以哭泣她失去的爱情,一个守财奴却不可以哭泣他失去的钱财”,因为后者的哭泣不仅毫不动人,还会叫人感到滑稽,甚至恶心。
而这位美国作家写的书,正是为一种高尚的情操(信念)所支配。
美国人民经历过的忧患人生,我们也经历过,而且更深;他们所向往的那种爱,我们也追求过,而且付出的代价更大。
这一切,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所以,对于上面那些警句式的人生体验,我也很欣赏。
如果我没有误解这位作家,而且大家也觉得我说的还有些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又多了一角共同的人生。
人生是无限的,即使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生,也足可令人望穿秋水,看不到尽头,只要我们对于人生的体验能够延伸到那里,我们就会拥有那里的“星空”。
二、艺术层次。
有人说,我面对的是艺术,纯粹的艺术,和经验或人生没有什么关系。
我想,读者的这种看法,主要还是来自作者,有些作者就常常说,他们的作品表现的是纯粹的“自我”,是艺术之宫里的产品,和现实、政治没有什么关系。
30年代,也有人这么讲,说他是鸟,爱怎么唱就怎么唱,读者高兴不高兴没关系;说他是花,想怎样开就怎样开,哪怕有毒,读者采了去,上了当,也不干他的事。
鲁迅先生当时就批评了这种说法。
人究竟不同于动植物,他有高级的神经,有高度组织的社会,他是社会的一分子,何况,他的稿子还卖钱,不能不对付钱的读者负有责任。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其一,据报载,1997年8月,天津河东区一户居民养了一只没长毛的小喜鹊,到次年3月,学会了叫“小虎子”,而且是天津口音。
其二,仍据报载,重庆一户居民将7岁女儿关了10年,因为与世隔绝,一个本来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孩子,变得语言退化,发育停止,成了呆子。
记者给她一块糖,她连糖纸一起吃。
这两个例子恰恰说明,动物和人住久了,也要“融入”人的社会;人若脱离了社会,则难免趋向动物化。
可见,据人生而谈文学,才能找到探讨艺术问题的根本门径。
这样做,即使一时达不到深刻的程度,还不会离谱,否则,就要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如果说,在经验层次上的欣赏凭直觉就可进行的话,那么,在艺术层次上的欣赏,除了需要经验之外还需要专门的修养。
因此,后者也可以说是行家的欣赏。
正是在这里,欣赏开始离开了它的朴素阶段,升格为研究。
但欣赏之于研究,始终如影随形,相偕而进,既没有降低它的身分,也没有减轻它的责任。
行家,有专门的行家,也有业余的行家。
艺术造诣,固然和专业修养有关,更和气质、经历、入世深浅等人生体悟有关。
所以,并非只有中文系出来的人才是行家。
相反,许多作家并没有受过大学中文系的训练,他们多半受益于生活,从而成了出色的语言艺术家。
据说,有些人原为当作家而考中文系(我也如此),但考进以后,反而距此道愈远。
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
当作家和艺术欣赏虽非一回事,毕竟也有深刻的联系,因为写得出就能讲得出。
重要的是,心里先须有,言之方有“物”。
例如同是对着山水,作家能看出诗意,看出艺术,看出人生中的深刻内涵;而一般游人,也许只是观赏一下良辰美景或地方风物而已。
苏轼做黄州太守时,曾到兰溪(据说王羲之在这里洗过砚台)游玩,他发现这条溪不像一般河流那样向东流,而是逆向西去,便作了这样一首诗: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苏轼的人生道路不算平坦,这首诗表现的却是一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由此可见,古人关于人生的价值观念并不总比今人落后,受此价值观支配的一定文化,也许比某些时髦货更年轻,即更具生命活力。
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人看到这样一条河,也许只是觉得奇怪和好玩罢了,而诗人却触景生情地引发到人生之河上去,十分出色地表现了他特有的人生感悟。
再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其中记述他和宾客嬉游于安徽滁州一带的山中,压卷之笔是: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
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太守谓谁?
庐陵欧阳修也。
”由于作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所以他能看出山景的不同层次:
人在山间,禽鸟噤声,此时之山属于人,即属于社会;人去山空,禽鸟知乐,这是把山还给了自然。
但此时之山,依然是作者笔下的山,所以它仍然属于读者;因为不经作者点出,我们可能无从捕捉那种人去山空、万籁俱静的空灵感觉。
“人知从太守游而乐”,可以想见,这是生活常态或人情之常,譬如没有高山显不出平地。
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则突兀而起,真正显示出欧阳修“高山”般的情怀来了。
原来太守之乐别有会心,他不自得其乐,而乐人之乐。
换句话说,如果别人不乐,他也就没有什么可乐的了。
这还不是高山流水一样的高尚情怀?
由此可知,面对山水,存在着“显”和“隐”两个层面。
一般人可能只看到它的显性层面,而作家则必须透过显性层面看到隐性层面。
这还是说面对的是山水或自然,如果面对的是社会,那情况就更加复杂得多了。
我们不是作家,可以不去操心创作过程中的事;但当我们接受作家创作出来的成品时,却必须依次地从显性层面进入隐性层面,这样才是顺乎自然、得其文心,使研究和欣赏成为可能。
常常遇到这种情况:
有的作品写得直,我们懂了;有的含蓄,甚至隐晦,这就需要费点劲。
以现代作家而论,巴金、老舍的作品比较直白一些,而鲁迅和茅盾的作品,则相对比较曲折,何况他们有时还不免用些“曲笔”。
这样,我们进入隐性层面的路就更要长一些。
三、文化层次。
上面讲的,已经牵涉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文化包含着一般知识,知识的多少,自然规范着研究和欣赏的范围与深度。
如上面谈到的《南北乱世情》,倘若对美国历史毫无所知,接受起来就很困难。
《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哈姆雷特》等世界名著,至今只能在我国“文化密集区”(文化部门、高等学校等)流行,而不能远播农村,主要也是文化因素的影响。
再如我国古代的诗、词、曲,可以说是我国文化的结晶品,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也不能为世界广泛接受。
不但如此,就是本国读者,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最多也只能得其皮毛,很难登堂入室,使研究和欣赏递上层楼,成为真正的赏心乐事。
总之,对于某种以特殊文化为依托的文学作品,你掌握了有关知识,它才会对你产生魅力;你不能突破知识的局限,横在你面前的,就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文化问题还涉及到一些特殊的风俗,风俗不通,也会产生研究和欣赏的障碍。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关于走向世界》的文章,里边讲了孙犁的作品,其中说:
孙犁做为一代名家,他属于河北,也属于全国,但还不能说属于世界,尽管他在文体和语言艺术上的贡献,并不比有些已经走向世界的作家逊色。
他未能引起世人更多注目的原因很复杂,不可单归于文化一途,但特殊的文化背景无疑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我举了《荷花淀》的姊妹篇《嘱咐》做例子。
在这篇小说里,他写一个抗战初期离家抗日的战士,在胜利还乡快进村时,反而害怕走进家门:
八年了,老人还活着吗?
当时年轻的妻子正怀着孩子,现在怎样了?
他家的房子该不是被烧了吧?
……这些揪心的问号压得他迈不开步,索性坐下来抽烟休息。
看看天色已晚,田野空无一人,他这才走进村,而且在家门口发现了正在关门的妻子。
但,意外的惊喜只使他喊出一个字:
“你!
”而被惊动了的妻子呢,则干脆连这一个字也没有。
她先是一怔、张大眼睛、咧嘴笑了笑,接着便转过身去抽泣起来。
这是在历经战乱之后,发生在40年代北方农村的“楼台会”。
这里的人很穷,而感情是这么丰富,但这丰富的形式,却又是这么简单,八年的离情,只浓缩成一个字和一阵抽泣。
这很符合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性格和传统艺术的特点。
一般地说,中华民族的性格是内向的,在艺术上是崇尚含蓄的。
《嘱咐》所展示的,正是一种典型的民族文化心态,“岂但是民族文化心态,简直还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心态,走出燕赵之地,例如到了岭南,我怀疑那里的人们是否还能像我们这样贴近地理解它。
”“一个民族的心理活动方式是历史铸成的。
像《嘱咐》里表现的这类民族感情、民族心态,至少从‘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那时起,就已经‘积淀’下来了,用现在通行的话来说,是‘集体无意识’……如果是欧洲人,就不会像这个战士这样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感情。
我们很难想象,当他们被战火阻隔了八年,快要看见自己的家时,会坐下来吸一支烟,他们望见妻子时,也不会只说一个‘你’……他们会采取另外的方式见面,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文化心态。
”由于这些原因,他们读孙犁的作品,当然会有些“隔”。
类似情况也存在于萧红、沈从文等民俗色彩浓厚的作家作品之中。
独特的民俗文化不仅带有地方性,也带有时代性。
鲁迅说,非洲土人不会理解林黛玉,将来的好社会中人也不会理解她,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
如果我们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化解了围绕着这些作品的那个陌生的文化圈,我们就能欣赏和理解它们;因为研究或欣赏,说到底是将心比心,不消除陌生感,就不能心心相印,或举一反三、左右逢源。
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
研究一国文学,如不置身其中,通晓该国风习乃至种种细节,就谈不上真正的研究和了解。
这种情况,就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谈论家事,彼此间有时说半句话或一两个单词,也能达成默契,相互了解。
而这时如果适有来客在场,即使他听到了全部谈话,也不免感到隔膜。
所有这些,都说明如果没有共同的生活纽带和生活背景,就形不成共同的“语言圈”。
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那个特殊的“风俗圈”或“文化圈”,就是扩大了的语言圈。
风俗一通,不但不再“隔”,还会增加研究或欣赏的魅力与深度。
一些民俗色彩浓郁的作家之所以特别受到世人关注,原因也在这里。
四、哲学层次。
文学表现人生,而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悟道,所以这一层最难。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可见悟道之难,就是花上一辈子时间,都不见得一定能“闻道”。
首先,什么是“道”,就很难讲得清楚。
苏轼有一篇《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
日之状如铜盘。
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
或告之曰:
日之光如烛。
扪烛而得其形。
他日揣以为日也。
日之与钟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
达者告眇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转而相之,岂有既乎?
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
苏子曰:
道可致而不可求。
何谓致?
孙武曰:
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
子夏曰: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
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
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故凡不学而务求道者,皆北方之学没者也……”这个比喻很生动,“道”离不开学,而这里说的学,是和实践过程联系在一起的。
不然,学了一些理论就往河里跳,“未有不溺者也”。
像南方的“没人”那样,可以说是悟得了水之“道”,但那是在河里,如果到了大江大海,他要想不被水吞没,就还得再“悟”下去。
所以,悟道是一辈子的事。
好作品都是某种程度的“悟道”之作,读这些作品,我们会被其中的哲理意蕴所吸引。
这些哲理意蕴,可以简称为“诗韵”,因为它是由丰富的生活形象传达出来的。
在这个意义上,像莎士比亚的剧本、普希金的小说固然可以说富有诗韵,而《阿Q正传》、《堂·吉何德》这样的讽刺杰作也同样富有诗韵,因为体现于其中的哲理意韵至今仍是各国读者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
古罗马学者说,“思想深沉的人,言语就会闳通”。
杰出的作家常常具有哲人和思想家的特点,我们应该善于捕捉他们作品中的一些精彩之笔,因为这些地方往往就是他们作品中的“诗眼”或“文眼”。
如《故乡》中的结尾: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我想: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并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先生的这些话,已经深印在几代读者的心中,自他的小说发表后,这些话就逐渐成为人们生活里的格言了。
再如《呼兰河传》中描写的晚霞:
“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
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
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
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
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
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他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而他的白胡子也变成“金胡子”了。
萧红是一位很富有想象力的女作家,她的“思想家”的风度,突出地表现在她的想象力上。
她写的不像是晚霞,倒像是人们心中的财富。
在她笔下,呼兰河这地方很穷很穷,只有它的天空才这样富有,才能给地上的生灵们带来这许多代表财富和希望的色彩。
我国古代大作家“悟道”的典范一例,是范仲淹说的: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乐耶?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噫!
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是作家体念众多志士仁人的博大胸怀而总结出来的名句,是他当日登岳阳楼、追思千古,既超乎“忧谗畏讥、满目萧然”的悲叹,也超乎“心旷神怡……把酒临风”的游乐,而达到的人格升华。
此语一出,千古传诵,九百多年来,不知激励了多少人,使他们的一生过得更丰富、更崇高。
“道”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也具有不同的色彩。
前面举的苏轼那首诗,体悟出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面,这当然是积极的。
但是,如果有哪位古代作家讲出了另外一种人生感受,我们也不用大惊小怪,只要他是从保护和热爱人类出发,我们仍可接受他的爱意,而善处其消极部分,不然,我们可读的作品就太少了。
比苏轼晚生了三百年的明代诗人高启,写过这样一首诗:
“征途险,人乏马饥。
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
浮云随风,零落四野。
仰天悲歌,泣数行下。
”这首诗我们可以说它过于消极了,但应该承认,它也总结了大量的生活现象,其中也含有某些值得重视的哲理。
而且,它的调子在悲切中透着激越,一点也不鼓励人们轻浮地生活,而是更要善待生活。
如果说它是悲观的,那么,这是思考的悲观,比起盲目的乐观来,它还是更有价值一些。
诗(广义的诗,包含一般创作),有弦外之音,这首诗的价值,至少有一部分就存在于它的弦外之音中。
写诗,是作家的任务;解诗,则是读者的任务。
我们必须去捕捉这种弦外之音,因为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否则,我们进行研究和欣赏的层次将要大受影响。
我们的研究和欣赏一旦进入哲学层次,那就来到了一个真正自由而广大的空间,我们就可以在广袤的土地上自由自在地耕耘和创造了。
借前人的说法是: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
”当我们在哲学的层次上展开想象,文学的天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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