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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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下
《诗学》下
○宋代诗学
宋初去晚唐未远,故温李之风,由五季以流入,则“西昆体”兴焉。
西昆体者,晏殊、钱维演、杨亿、刘筠诸人所创也。
亿尝集同时作者凡十七人,刻《西昆酬唱集》,皆温李一派者。
诗取近体,辞务研华,惟工组织,于是有“优伶搏舍”之讥。
石介作《怪说》以刺之曰:
“杨亿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
刷镀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
”盖当时杨、刘先后在禁中,倡近体,为天下宗尚者四十年,故介疾之深也。
顾兹体浮艳,易流轻佻。
其后真宗以《宣曲》一诗有“取酒临邛”之句,遂下诏禁文体浮艳,而其风始渐息。
要而论之,杨刘诸人,时际升平,故其为诗,雍容典瞻,无唐末五季衰飒之气,此其胜也;然而专工对偶,疏于气格,词华虽丽,六义则缺,此其短也。
清初吴之振作《宋诗钞》,遂置亿不录,良有所见。
而纪晓岚乃称西昆体取材博瞻,链词精整,非学有根柢,不能熔铸变化,自名一家,未免阿所好矣。
西昆之焰既戢,而苏子美、梅圣俞继起,称“苏梅体”,才力体制,尽翻西昆窠臼。
梅诗旨趣古淡,有晋宋遗风,当时王曙叹以为杜子美没后,二百余年不见此作。
而欧阳修序其诗,称“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
又序子美集曰:
“当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レ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
子美独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
”可见宋初之诗,至苏梅而一变。
故刘后村《诗话》云:
“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是故其时去西昆之风未远。
前乎苏梅者有王禹,欲变之而未能,盖王无师友讲习也。
(见叶水心语。
)”至苏梅稍变之,而和者尚寡。
至欧阳修出,而尽变之。
自欧公以后,宋诗之源流,可得而述,则存乎师友讲习故也。
欧公初年与梅圣俞齐名,称欧梅。
《四库书目提要》论之曰:
宋初“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梅尧臣”。
而后人论宋诗辄称欧苏。
刘后村《诗话》云:
“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学者宗焉。
盖在初变之时,则梅为之倡,而欧为之继;梅既先死,而苏为后起,故或称欧梅,或称欧苏,时不同也。
”论欧公之诗,抑亦有毁誉不齐者。
李调元谓欧诗全是有韵古文;王渔洋则谓宋承唐季衰陋之后,至欧公始拔流俗。
然李不喜宋诗,其言未足为允。
渔洋称欧公七言长句高处直追昌黎,就其所长而言,是则七言古体其最也。
《庐山高》一篇,盖欧公所自负,然非其至者。
其与梅圣俞往还诸诗,独佳。
(如《圣俞会饮时圣俞赴湖州》,如《镇阳残杏寄圣俞》,如《因马察院至寄圣俞》,如《见女奴弹琵琶戏作呈圣俞》,如《尝新茶呈圣俞》,如《寄圣俞》等篇,皆七言长句。
)欧公壮年,肆力于诗;中岁以后,则肆力于文,故与梅往还之作独多,亦独佳也。
陈后山谓欧公不好杜甫诗,今观欧公《诗话》称杜甫者极少,有则比之王维,或称李杜豪放而已,惟于昌黎则极称之。
(《诗话》云: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
‘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
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
此在雄文大子,固不足论,而予独爱其工于用韵也。
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开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
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
予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盖欧公为人,尝以昌黎之后一人自命,其文学昌黎,于诗亦然。
其视诗亦等之昌黎,所谓余事而已。
欧公痛晚唐诗人竞为绮靡,风云草木,填溢篇章,乃于小雪会饮日,创为禁体诗,不得用玉、月、梅、梨、絮、练、白、舞、鹅、鹤等字。
其有句云:
“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高寒窥冥漠。
”则其痛绮靡之作,可知矣。
其后东坡在颍,亦举此体,所谓“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即指此也。
此欧公诗学也。
欧公后,苏黄之前,独推王安石。
王渔洋亟称其七言长句。
要之,荆公古、近体皆能之。
荆公尝论“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
(见《张刑部诗序》。
)以故荆公之诗,一致力于杜甫,尝谓“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
(见《老杜诗后集序》。
)夫在宋之初,缀拾韩文者,欧公也,(见《记旧本韩文后》。
)缀拾杜诗者,荆公也。
荆公作鄞令,得杜甫遗落诗二百余篇,而杜诗始窥其完。
自谓于杜,“其词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
(亦见《老杜诗后集序》。
)是其尊杜至矣。
王渔洋曰:
欧公之后,学杜韩者以荆公为巨擘。
然又曰:
荆公狠戾之性,见于其诗文,可望而知。
如《明妃曲》等,不一其作。
(《明妃曲》云: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又曰: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不与明妃念汉,此渔洋之所以讥也。
)盖渔洋选七言,首录荆公以继欧阳后,然犹讥其狠戾,是则荆公之诗虽佳,而性情有未理矣。
又在宋,蔡绦论之曰:
“荆公诗乏风骨,一味清新耳。
”黄山谷亦谓荆公诗暮年方妙,惟格高而体下。
由是观之,亦见其本质有未美处,不独海洋讥之。
同时与荆公审名者则苏轼也。
近世论东坡之诗者,渔洋举其七言长句,以为子美、退之后一人。
要之,东坡诸体旨工,而七古为最。
在宋,张芸叟论之云:
“东坡诗如武库初开,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无利钝。
”是则论东坡之诗者,当观其大而已。
若一一求之,微独东坡,即子美、退之,亦岂能无可訾者欤!
陈后山云:
东坡“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
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
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
”后山亲见东坡,其所言当必不谬。
今观东坡初年诗,则怨刺之作居多,晚年稍变之以豪放,亦适如后山之言。
然则读东坡诗者,分别以观之可矣。
(东坡尝自举生平得意之句,行“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一联为其最,然实不止此也。
其魄力之大,如《有美堂暴雨》诗起云: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其气势之雄遭,绝似李白。
又如《石鼓》一篇,波澜壮阔,亦似昌黎《石鼓歌》。
《书韩干牧马图》似杜甫《马行》及《骠骑歌》。
《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则离别之情,迁谪之感,有同刘梦得矣。
观东坡诗于古人无所不学,王伯厚称其诗如屈注天横,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
斯言亦允,然自其大体观之,则后山之言为得耳。
)其时集句之风最盛,荆公晚年,尤笃好之。
惟东坡则不然,尝答孔毅父集句见赠诗曰:
“羡君戏集他人诗,指呼市人如小儿。
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
退之惊笑子美泣,问君久假何时归?
”则其不贵集句,贤于荆公矣。
苏辙之诗,次于东坡,语其七言长句,亦多可诵。
综其全集,与东坡唱和者尤多。
其诗才气不及东坡,而气体之苍莽则过之。
观《次韵子瞻题孙莘老墨妙亭》诗、《次韵子瞻游径山》诗、《次韵子瞻游孤山访惠勤惠思》诗、《和子瞻焦山》诗、《和子瞻雪浪斋》诗、《书郭熙横卷》诗、《杨惠之塑维摩像》诗诸篇,皆《东坡》所有,而子由和焉。
二子相较,一以才气胜,一以气体苍莽胜,厘然可见矣。
至其兄弟友于之爱,往往流露于诗,老而弥焉。
东坡《别子由诗》云: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日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知君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而子由《和子瞻焦山诗》云:
“我知此地便堪隐,稻苗旆旆鱼斑斑。
”则不以利达易其天伦之乐,以是益可贵也。
苏王而外,则江西诗派兴焉。
江西诗派者,吕居仁当时所录,称“江西宗派图”,自黄庭坚而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无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府、洪朋、林敏修、洪炎、江革、李钅享、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夏倪、潘大观、林敏功、何、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等,凡二十五人。
以为其源流皆出山谷也。
夫山谷之诗,在宋代诚可为一大宗,然图中所列廿五人,惟后山可祧山谷,其他有诗传于后世者不过数人。
至若何、潘大观有姓名而无诗,王直方诗绝少,又无可采。
且图中陈师道彭城人,韩驹陵阳人,潘大临黄州人,夏、倪、二林邺人,晁冲之、江端本、王直方开封人,祖可京口人,高荷京西人,非皆江西也。
其所谓江西云者,以山谷江西人,从山谷一派者故谓之江西诗派耳。
由是言之,江西诗派可论者,又只有山谷、后山两家而己。
山谷出东坡之门,然而东坡独心折山谷之诗,数效其体。
盖山谷虽脱胎于杜,顾其天姿之高,笔力之雄,自辟庭户,实足配食子美。
(王渔洋语。
)五、七言古、律皆工,七绝则千篇一体,稍乏风韵耳。
自王荆公提倡杜诗,其时风气尚未大开,至山谷而杜之风始盛。
山谷诗学源流,盖得自其父黄庶及其外舅谢师厚。
其父及其外舅皆学杜者也。
(见《后山诗话》。
)虽然,山谷之诗,非徒自诗中求之,观其论诗足以知之矣。
山谷尝谓学者“多不肯治经术及精读史书,乃纵酒以助诗,故诗人致远则泥。
必皆离此诸病,谩及之可也。
”(见山谷集中《与方蒙书》。
)然则山谷教人为诗,在乎精研经史。
是故山谷于诗虽学杜,而能自成面目,由其读书之功也。
后山曰:
“山谷诗得法杜甫,学甫而不为者。
”谓山谷之学之行过乎杜甫也。
洪炎序其诗,称其“发源以治心修性为宗本,放而至于远声色,薄轩冕;极其致,忧国爱民,忠义之气,隐然见于笔墨之外。
凡句法置字,律令新新不穷,包曹刘之波澜,兼陶谢之宇量,可使子美分座,太白却行。
非若察察然如《新安》、《石壕》、《潼关》、《花门》、《秦中吟》、《乐游原》之什,几于骂者可此。
”观洪炎之语,亦后山所谓学甫而不为者也。
况其孝友之行,追配古人,风节之高,老而弥劭。
是故其诗可法,其人尤可法也。
山谷断句最为人所称者,若“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论者谓其有克己复礼归仁之学。
又其《江梅青松》诗云:
“但使木根在,弃捐果何伤。
”论者谓其师友相规,与植党者异。
皆可称者也。
马端临曰:
“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致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
”(见《文献通考》。
)山谷亦自谓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字不到,及在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
是则山谷晚年,谪宦而后,其诗益进。
今其集中年谱,所编之诗录,正可按年求之。
此则读山谷诗者所略注意也。
后山之诗,乃学山谷者。
其初学文于曾子固,及见山谷诗,爱不舍手,卒从其学。
(见《后山集》《魏衍题记》。
)或谓后山诗且贤于山谷。
王原序其集曰:
“后山之于杜,神明于之中,折旋于虚无之际,较苏之驰骋跌宕,气似稍逊,而格律精严过之。
若黄之所有,无一不有;黄之所无,陈则精诣。
其于少陵,以云具体,虽未敢知,然超黄匹苏,断断如也。
”此论后山之诗贤于山谷者也。
平心而论,后山之洒落,不如山谷。
综其全集观之,大抵叹老嗟卑之词为多,而山谷则否,此其所以不如也。
当是时,江西诗派为众所趋,学山谷者往往规无形似。
惟后山虽师山谷,而实远祖少陵。
山谷叹以为深得于老杜,(见任渊序。
)信知言矣。
魏衍又称其诗语精妙,未尝无谓而作。
其志意行事,班班见于其中。
是则读《后山集》者,尤当兼观其行及其际遇,以见其立言之旨,始为善学后山者耳。
后山论诗曰:
“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
学之不成,不失为工。
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白乐天尔。
”此可见其师法古人之善也。
又曰:
“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
”此又可见其自为面目之处也。
由其所论以观其诗,则后山之渊流及其真相可以著矣。
任渊论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
是则读其诗者,最忌以死语观之,此尤其要者。
后山诸体皆工,而五言古及五七言律为尤工。
虽然,后山之诗多怨也,吾所谓其叹老嗟卑之词为多。
然则读后山诗者以此短之可乎?
曰:
不可。
后山尝自论之矣。
后山作《颜长道诗序》曰:
“孔子曰:
莫我知也夫。
又曰:
《诗》可以怨。
君子亦有怨乎?
夫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妾妇之事夫也。
为人之子而父不爱焉,为人之弟而兄不爱焉,为人之妾妇而夫不爱焉,则人之深情,皆以为怨。
情发于天,怨出于人。
舜之号泣,周公之《鸱鹄》,孔子之《猗兰》,人皆知之。
惟路人则不怨,昏主则不足怨。
故人臣之罪,莫大于不怨。
不怨则忘其君,多怨则失其身。
仁不至于不怨,义不至于多怨,岂为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
”此后山虽论颜诗,然实则自论其诗之言也。
虽然,平心而论,后山之诗不能谓之不多怨,喜其多怨而不失身耳。
观后山却章之见,以至终身不用;却赵挺之之裘,以至受寒而死,是岂少陵所能为者!
故有后山持身之义,则诗虽多怨而无害。
否则,叹老嗟卑,其言愈冷,其中愈热,鲜不至于失身不止,是未善学后山而得其害矣。
害不仅在文字,而在性情矣。
性情之失,而身名随之,比比又皆是。
吾实有所见而言之,欲以救今日学后山之失者,此非小故也。
江西宗派以黄陈为钜子,其外尚有晁冲之一人;于宗派之外,又有晁补之一人,皆与黄陈同时而以诗鸣者也。
王渔洋论冲之《具茨集》,虽寥寥无多,一鳞片甲,殆高出补之之上。
又论补之诗七言佳处,颇得东坡之逸。
(见《古诗选》。
)然则二晁之诗,补之不及冲之矣。
渔洋于七言古诗取彼两家,而独遗后山,盖后山所长不在七言古诗。
而二晁于此则未尝无可观者,是则论二晁又当独举其七言古体矣。
江西诗派终于北宋,延及南渡,则杨万里与陆游实传一脉,又可得而述也。
南渡诗流传之富,卓然成家,以杨陆二子为最。
方回《瀛奎律髓》称杨诚斋诗虽沿江西派之末流,不免有颓唐粗俚之处,而才思健拔,包孕富有,自为南宋一作手。
然则诚斋之诗,渊源得失可知矣。
平心而论,以诚斋比之黄陈,自是不及,惟在南宋则必推其为名家。
周必大尝跋其诗曰:
“诚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扫千军、倒三峡、穿天心、出月胁之语。
至于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补叙纤悉,曲尽其妙。
”由是论之,诚斋之诗,盖无愧于名家者也。
夫以诗论,则杨较逊于陆,若论晚节,则陆不逮杨。
放翁晚年,为韩胄作《南园记》,得除从官。
诚斋尝寄诗规之,有“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句,则诚斋倜乎远矣。
况其立朝多大节,若乞留张┉,力争吕颐浩等配享,及灾变应诏诸奏,大非浮薄诗人所能为。
方回失节于元,乃有意诋诚斋之诗,未可据为定论也。
若夫放翁诗派源于江西,则尤足详述。
放翁学诗于曾几,曾几之学出于韩驹,而韩驹列名于江西诗派,一传为曾几,再传为放翁。
(见《诗人王屑》。
)赵庾夫《题曾几茶山集》云:
“清于月白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一泉。
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一灯传。
”其诗学渊源,灼然可考也。
放翁序曾氏奏稿云:
“先生居会稽,某归,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
”是故放翁之诗,忠爱感发,得所师矣。
放翁作《吕居仁集序》,又自称源出居仁。
然居仁写《江西诗派图》,则亦江西一派者也。
明乎此,可以论放翁之诗。
放翁有《文章》诗曰: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粹然无瑕疵,岂复须人为。
君看古彝器,巧拙两无施。
汉最近先秦,固已殊淳漓。
”观其所论,则其取径之高,又可见矣。
刘后村论放翁诗曰:
“放翁学力似杜甫”,又曰南渡而下,放翁为一大宗。
朱子亦称放翁诗:
近代惟见此人有诗人风致。
然则在宋时已群推之耳。
惟《后村诗话》载放翁诗,仅摘其对偶之工者,已为皮相。
后人选陆诗,又略其感激豪宕、沈郁深婉之作,而取其流连光景,可以剽窃移掇者,转相贩鬻,放翁诗派遂为论者口实。
王渔洋论其诗坐沈郁顿挫少,毋亦误欤?
惟《唐宋诗醇》论之曰:
“观游之生平,有与杜甫类者:
少历兵间,晚栖晨亩,中间浮沈中外,在蜀之日颇多。
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
酒酣耳热,跌荡淋漓。
至于渔舟樵径,茶宛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咏歌以寄此意,此与杜甫之诗何以异哉!
诗至万首,瑕瑜互见。
譬之深山大泽,包含者多,不暇剪除荡涤。
若捐疵类,存英华,略纤巧可喜之词,而发其闳深微妙之指,实可与李杜韩白诸家异曲同工,追配东坡而无愧者也。
”然则读放翁诗者,当善择而取之,毋为选家所误,足矣渔洋选放翁七言古,然其诸体皆工,七律尤长,惟排律及五言差逊。
《四库提要》论其诗能自辟一宗,不袭黄陈旧格,是在学者细意辨之而己。
杨陆而外,当时有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四子,称“永嘉四灵。
”为诗力追晚唐,以矫江西派之失。
四子之诗,所传只人各一卷,不足以窥其全。
然虽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
叶水心论诗,谓进乎古人而不已,何必四灵。
(《跋刘潜夫诗卷》。
)可见当时学四灵者已成一派矣。
世所称四灵佳句,若徐照《冬日书事》诗:
“梅迟思闰月,枫远误春花。
”方回以为“思”字、“误”字,当是推敲不一乃得之。
又若翁卷《晓对》诗:
“梅花分地落,井气隔帘生。
”《游寺》诗:
“分石同僧坐,看松见鹤来。
”《吾庐》诗:
“移花连旧土,买石带新苔。
”赵师秀《冷泉夜坐》诗:
“楼钟晴更响,池水夜知深。
”《病起》诗:
“朝客偶知承送药,野僧相保为持经”等句,专以链句为工,而句法又以链字为要,其所主盖晚唐姚武功一派。
(唐姚合为武功主薄,诗家谓之姚武功。
其诗派亦称“武功体”,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务求古人体貌所未到。
其未流遂写景于琐屑,寄情于偏僻。
)此与江西派为异者也。
当时属此派者若薛师石,(《瓜庐诗》)若葛元承,(《东山诗》)其流不广。
若夫出入于江西派而不为其所囿者,则范成大、姜夔。
石湖晚年始学苏黄,白石则初年学山谷,而晚年则否。
二家之诗,又可得而言。
石湖早岁吟咏,实溯中唐而下,观其集中,《夜宴曲》下自注曰“效李贺”,《乐神曲》下自注曰“效王建”,已明明言之。
其他如《西江有单鹄行河豚叹》,则杂长庆之体;《嘲里人新婚诗》、《春晚》三首,则全为晚唐五代之音,其门径实可覆按者。
中年以后,骨力乃以渐而遒,盖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
较其才调之健,不及诚斋,而无诚斋之粗豪;气象之阔,不及放翁,而无放翁之窠臼,允堪伯仲于杨陆之间耳。
白石自“三薰三沐师黄山谷,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为得,于是山谷诗亦束高阁。
”(见其《自叙》。
)
盖是时喜宗江西者皆落黄陈窠臼,惟白石翻然而悟。
故又自谓:
“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向也求与古人合,今也求与古人异;及其无见乎诗也,则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
”(亦见《自叙》。
)由其言观之,故曰白石初年学山谷,而晚年则否,可以知矣。
凡一诗一文,必有一时之风尚,趋风尚者,虽贤达亦所不免。
然众趋而趋,则逐逐人后,不能自立,惟有学识者于众中自辟门户。
白石谓学即病,不若无学为得,非谓不学,谓不可随人所学而学之耳。
不然,使白石而不学也,奚能成其为白石也哉!
白石五七言古亦工,惟不若七言律绝为妙。
朱竹论其诗,以一“清”字许之,曰惟清乃能丽密,真知白石者也。
王渔洋称其诗能参活句,正以不深染江西派为佳。
而《四库提要》谓其运思精密,风格高秀,诚有拔出于宋人之外,足以傲视诸家。
然则南渡诗家能从江西派入,而不从江西派出者,又独推白石矣。
当时萧海藻、尤袤皆以诗名,与杨、陆、范齐名一时。
惟萧尤二家诗湮没不存,间有传者,亦等丛残,无从论列,盖不得不付阙如耳。
南宋云亡,其时有爱国遗民,歌哭湖山,以诗传于后世,感动来者,则汪元量、谢翱为之尾声矣。
汪水云《南山类稿》记亡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
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
开元天宝之事,记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
(采李鹤田《湖山类稿》《跋》)《四库提要》论其《醉歌》一篇,记宋亡事,直斥谢太后名,以为非体。
然谢后首先奉表降元,隳节已甚,水云斥之,似非无意。
谢皋羽《发集》桀骛有奇气,宋亡后所为诗,尤凄恻动人。
古近体皆工,而五言律及七言绝为尤工。
集中惟七言律体全阙,有佚亡矣。
古歌行则最称《冬青树引》一首。
大抵其乐府诸体似李贺、张籍,近体则出入孟郊、贾岛。
此两宋之诗,溯其派别,皆可论列者也。
至于击壤、晦庵,诗能悟道;信国、叠山,忠义奋发,并以诗名。
而《江湖》著集,汇数千百家,学者当博观而自求之,盖悉数之不能终巳。
○金元诗学
辽之诗学,无足称述;至金亦惟元好问一人而已。
自宋室南迁,土宇分裂,文章学术,亦判为两途。
李祖陶曰:
程氏之学行于南,苏氏之学行于北。
行于南者,朱子集其大成;行于北者,遗山得其统绪。
而遗山尤以诗鸣,郝伯常称其直配苏黄。
然则遗山亦江西派之支流苗裔者也。
郝氏又称遗山“把酒看花,歌谣跌宕,挟幽并之风,高视一世,以五言为雅正。
”而王渔洋则称遗山七言妙处,或追东坡而轶放翁。
要之,遗山五七言古近体皆工,即乐府亦工。
其集中有古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以写怨思者百余篇;用今题为乐府,揄扬新声者又数十百篇,皆宋以后所未有也。
尝为《杜诗学》及《东坡诗雅》诸书,是可以知其渊源矣。
郝伯常为之墓铭,称其“肆意经傅,贯穿百家,六年而业成。
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
赵秉文见之,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
”盖风雅道衰,至金而几绝。
遗山以诗独步三十年,巍然为坡谷复出。
故曰金源一代诗学,惟遗山一人而已。
遗山作《中州集》百余卷,以存金源一代之诗,尤足资文献焉。
元代以诗鸣者首推刘因,静修论诗曰:
“魏、晋而降,诗学日盛。
曹、刘、陶、谢,其至焉者也。
隋、唐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
周塞而降,诗学日弱,弱而后强,欧、苏、黄,其至者也。
故作诗者,不能《三百篇》,则曹刘陶谢,不能曹刘陶谢,则李杜韩;不能李杜韩,则欧苏黄。
乃效晚唐之萎{艹尔},学温李之清新,拟卢仝之怪诞,非所以为诗也。
”(见《叙学》。
)
观其所论,然则静修亦江西派之支流苗裔者也。
张纶《林泉随笔》曰:
“静修之诗,古选不减陶柳,其歌行、律诗,直溯盛唐,无一字作今人语。
”而《四库提要》论其诗“风格高迈,比兴深微,闯然升作者之堂,讲学诸儒,未有能及之者。
”均笃论也。
静修虽生于元,然以身为中朝民族,故不肯仕元。
尝作《渡江赋》以哀宋,又为《白雁行》、《燕歌行》,皆寓宋亡之感,其流露于吟咏间者,尤不可尽述也。
王渔洋选其七言古诗,称静修长于刻画山水,不足以知静修矣。
静修而外,元代诗家当推虞集。
道园论诗,尝谓:
“《离骚》出于幽愤之极,而《远游》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与泰初以为邻。
陶渊明明乎物理,感乎世变,《读山海经》诸作,略不道人世间事。
李太白浩荡之辞。
盖伤乎大雅不作,而自放于无可奈何之表者。
近世诗人,深于怨者多工,长于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归,极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
惟嗜欲淡泊,思虑安静,最为近之。
然学有以致其道,思有以达其才,庶几古诗人作者之能事乎。
”(见《胡师远诗集序》。
)其论诚知诗人之得失,而明乎诗之大用者矣。
道园以蜀人而学东坡,其所作亦雅与东坡近。
《四库提要》曰:
“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
以至有元词坛宿老,必以集为大宗。
”盖道园者,有学而有思,得谢皋羽学诗之秘法,故于诗可观也。
王渔洋选其七言古诗,称其如汉廷老吏。
然七言古体而外,道园所为乐府亦有足称者。
当是时,与道园齐名者,则杨载、范亨、揭斯,称虞杨范揭。
四子自当以道园为首,其次则杨仲宏,范、揭两家不及也。
史称仲宏诗有法度,一洗宋季之陋,风规雅赡,雍雍有元佑之遗音。
集中尤以《景阳宫玩月》诗得名,长篇则《古墙行》、《梅梁歌》亦称佳构。
其断句如“风雨五更鸡乱叫,江湖千里雁相呼”,“窗间夜雨销银烛,城上春云压彩旗”,皆当世所传诵者。
然终嫌浅露,方之元佑诸贤,则史之所称为溢美矣。
若夫范、揭,则又下之,为不足论矣。
道园而外,惟吴莱可相伯仲耳。
王渔洋论诗绝句曰:
“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
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
”实举渊颖以配杨维桢。
然其《七言古诗选》则又曰:
“元诗靡弱,自虞伯生而外,惟吴立夫长句瑰玮有奇气,虽疏宕或逊前人,视杨廉夫之学飞卿、长吉,区以别矣。
”则举渊颖以配道园,是故古诗乃录吴而不录杨。
然则渔洋前后论诗不同矣。
非不同也,《古诗选》者专录古诗,铁崖别以乐府胜,故不录;渊颖以七言古体胜,故录之,无他意也。
渊颖长篇《观峄山刻石》一首,全亻放东坡《石鼓》诗,不善摹拟,渔洋乃首录之。
其余题画诸诗,亦多词胜于意,方之道园诚有愧色。
铁崖独以乐府著,盖在元之季年,为乐府者多效温庭筠体,柔媚旖旎,全类小词。
惟铁崖极力矫之,根低于青莲、昌谷,纵横排,自辟町畦。
其高者或突过古人,其下者亦多入魔趣。
至其所为琴操、宫词、冶春、游仙、香奁等作,门人章琬编为《复古诗集》,其间清词丽句,亦有可诵者。
然在当时,王彝尝诋铁崖为文妖,谓其“翦红刻翠,以为涂饰;{敖牙}牙棘口,以为古奥。
”观《复古诗集》所载多艳冶之词,所谓“翦红刻翠”者也。
其乐府出入于卢仝、李贺之间,奇奇怪怪,溢为牛鬼蛇神,所谓“{敖牙}牙棘口”者也。
赵瓯北《诗话》曰:
铁崖险怪仿昌谷,妖丽效温李,以之自成一家则可,究非康庄大道,未可为后生取法。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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