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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物考古述略国家博物馆
西夏文物考古述略
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
它立国西陲,拥兵五十万,与两宋辽金相抗衡,从公元1038年建国,到公元1227年被蒙古灭亡,长达190年,对开发西北贡献尤大,理应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但在二十四史中,西夏仅以“传”附于宋、辽、金三史,而无西夏史,使人们对西夏的了解和认识受到很大限制,研究西夏曾被称为“绝学”。
但是,近年来,“绝学”的感叹已渐成往事。
有关西夏的论文频频发表,有份量的专著也不时出版,从而大大促进了西夏学的发展。
我们注意到:
其中最主要的一些成果,都与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有关。
80年代以来出版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天盛改旧定新律令》(简称《律令》)、《文海研究》、《类林研究》等,本身就是出土文献的译释和研究。
而《西夏文物研究》、《西夏佛教史略》、《西夏史稿》、《西夏学概论》、《西夏经济史》等几部西夏史著,无不充分利用考古新成果,从而使其内容更为充实。
这些都显示了西夏考古在西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西夏文物,早在清代嘉庆年间就有发现。
20世纪初,内蒙古黑城大量西夏文献的重大发现,对西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50年代以来,在西夏都城兴庆府(宁夏银川市),在西夏故地的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等广大地区,都有西夏遗迹、遗物发现。
下文,分八个方面略陈如下。
一、帝陵与墓葬
西夏陵墓的考古,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到目前为止,在宁夏贺兰、永宁,甘肃武威等地都有西夏墓葬发现,不言而喻,最为重要的当然是西夏陵。
西夏陵是埋葬西夏历代帝王的地方,位于银川市西郊贺兰山东麓。
在约50平方公里的洪积扇地带,坐落着9座帝陵陵园,二百五十多座皇亲国戚的陪葬墓,其规模与北京明十三陵和河南巩县宋陵大体相当,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西夏陵和明代以前的其他历代帝陵一样,地面建筑早已被毁,成为废墟。
但其遗迹保存较好,布局清晰;高大突兀的塔式陵台,令人瞩目;经历了近千年风雨浸蚀、高达数米的夯土城墙,仍然奇迹般地屹立在那里。
西夏陵的总体布局,从南向北分为四区,陪葬墓的分布以每座帝陵为中心,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
西夏陵的考察和发掘,自1972年以来,断断续续,一直持续至今。
先后发掘帝陵一座,陪葬墓4座,清理陵园遗址一处以及部分碑亭遗址、窑址和北部建筑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和建筑材料。
帝陵陵园呈纵向长方形,大体坐北朝南,由鹊台、碑亭、角台、月城、内外神城、门阙、献殿、陵台等遗迹组成,面积达十几万平方米;地宫为阶梯式墓道穹隆顶土洞墓,有主室和左右耳室,面积不大。
陪葬墓有的仅存墓塚,有的有墓园,规模大小不等,封土有圆墩、圆柱、圆锥等不同形式;墓室为阶梯式墓道单室土洞墓;有的墓园规模很大,也有碑亭、献殿等建筑,当是重要贵胄之墓。
墓塜的大小和墓园布局、规模的不同,反映了西夏森严的等级制度。
陵墓地表砖瓦等建筑材料俯拾即是。
经发掘出土的如绿色琉璃瓦当、滴水、花砖、鸱吻、套兽、脊兽,以及雕龙石柱、石刻螭首、莲花柱础,特别是国宝级文物、高1.52米的琉璃鸱吻(现已调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造型独特的屋脊蹲兽迦陵频伽、摩羯魚、吼狮等,无不反映了昔日陵园建筑的宏伟壮观和豪华景象。
如果将西夏陵复原起来,其雕梁画栋,红墙碧瓦,在宏观上与中原帝王陵园有很多相似之处[]。
西夏陵出土文物,有的很有特色。
如造型逼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雕刻粗放的石马、石狗,造型奇特的力士碑座,深目高鼻、留八字胡的文臣头像,富有民族特色、纬线显花的工字绫,鋳造精工的葡萄纹金饰和鎏金银饰,众多的内容丰富的西夏文碑刻残片等,无不荡漾着西夏文明的霞光。
西夏陵“仿巩县宋陵而作”[],但又有许多与中原陵园不同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陵台,它不在神城四周的中心,而是雄踞于陵园西北方;而其形制,也不是常见的圆形、覆斗形,实际上是一个多层(5—9层)的八角形密檐式塔,复原起来,有点像侗族的增冲鼓楼,十分壮观,是西夏陵最具特色的建筑。
据《旧唐书·党项传》载:
党项人居住的是用牛羊毛织成的帐篷,即“居有栋宇,其屋织犛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死后要“焚屍,名为火葬”。
但在西夏陵看到的,却是传统的木结构大屋顶建筑,实行的是土葬,这显然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
本世纪初,在西夏陵南约20公里处,发现了党项大族野利氏家族墓地,是西夏考古的最新发现。
它位于永宁县闵宁村,有墓葬14座;封土与西夏陵陪葬墓相似,有的也有墓园,也为阶梯式墓道单室土洞墓。
从出土汉文碑残片看,奉勅撰写碑文者,是李元昊重臣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陟[],为墓葬断代提供了确切依据,是现知唯一的西夏早期墓葬。
在已发掘的8座中,两座有天井,这在西夏墓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它受了唐代的影响。
最具特色的出土文物是木俑,有武士、文臣、木鸡、木牛、木羊等;而头戴盔甲,做骑马状的武士,或许反映了西夏在战争中对骑兵的重视。
墓中多有马、骆驼、绵羊等动物骨骼,有的为幼羊,说明当时党项人仍然保存着“衣皮毛,事畜牧”的传统习俗。
在8座墓中,有5座为火葬墓,表明西夏早期盛行火葬[]。
武威是西夏要地,被称为“西夏辅郡”。
早在清嘉庆年间,这里就有“西夏碑”、西夏钱币等重要文物发现,是除银川之外发现西夏墓葬最多的地方。
从1977年到1998年的20多年中,6次发现西夏墓,多为西夏后期墓葬。
其中,单人墓5座,双人墓2座。
这些墓葬颇具特点:
一是墓室较小,有木缘塔、棺状灵匣等装骨灰的葬具;二是出土有铜器、瓷器,而以木器较具特色,有桌、椅、酒壶、供器、笔架、衣架、小木塔、木宝瓶等。
1977年西郊林场墓出土彩绘木板画29幅,绘有“蒿里老人”(可能是墓主人)、贵妇、男侍、女侍、童子、武士、星宿、家禽等[]。
这些墓没有殉葬动物,从另一方面为研究西夏葬俗、服饰和社会习俗提供了难得的形象资料。
二、城址与遗址
20世纪初,沙俄探险家Β·Π·柯兹洛夫,英国人斯坦因等,就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进行考古发掘,并对古城做了考察。
50年代以来,在宁夏先后发现了石咀山省嵬城、同心韦州城、海原西安城。
在内蒙古发现了临河高油房古城,达拉特旗塔城塔村古城,鄂托克旗陶斯图古城,吉兰泰镇西勃图古城等。
80年代,甘肃和内蒙古先后再次对黑城进行了调查和清理。
西夏古城多属军事性质,规模一般较小。
内蒙古黑城遗址,有迭压在一起的早晚两座城址,大城是元亦集乃路城,其东北隅的小城是西夏黑水城。
小城方形,边长约238米,有城门、瓮城、马面、角台等设施[]。
这里以出土西夏文献而闻名海内外。
(后文要谈到这是上世纪西夏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临河高油房古城,略呈方形,边长约900米,是西夏现存最大的城址。
这里发现了西夏铁钱窖藏,还出土了少见的金器,有佛、莲花盏托、碗、环等,制作都很精致,而以魚形指剔、镂空人物耳饰为最。
贺兰山是西夏的“神山”、“圣山”,西夏统治者曾在山中大兴土木,景宗元昊“大役丁夫数万,在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
”[]调查发现,在贺兰山中部南起滚钟口,北迄大水口等近10条山沟中,皆有西夏遗址。
或在山间高台,或在沟边台地,或在沟中较宽广的地方,只要有适合地形,皆有遗址可寻。
这些遗址,面积大小不等,残破砖瓦、陶瓷残片随处可见,遗址前多有高低不等的石砌护壁,数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多被群众称为“皇城台子”;有的沟内还有陶瓷窑址。
位于银川西北约90公里的大水口遗址,群众称为“元昊宫”;在山口两侧,层层台地,依山势而建,皆有石砌护壁,高数十米,绵延十余里,规模宏大;有的地方尚见断垣残壁,有的台基、踏步、台阶尚存[]。
拜寺沟从东向西依次有土关关、峡道、方塔区、南面台子等多处遗址;其中殿台子遗址在沟尽头贺兰山分水岭下,坐西面东,呈八字形,有六级台地,约五万平方米,地表散落建筑材料。
琉璃瓦件多为白色瓷胎,质地坚硬,造型规整;砖的形制多样如花边砖、花卉砖、六边形莲花纹砖,都十分精美[]。
拜寺口双塔北侧大型塔群遗址,残留塔基62座,有方形、八角形、十字折角等形式,分布在11级平台上;有的塔基有塔心室,内装擦擦,有的基座上尚残留彩绘壁画和梵文咒语[]。
这些遗址,为研究西夏建筑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三、窑址和瓷器
中国是丝绸之国,也是瓷器之乡。
但西夏瓷器如何,则鲜为人知。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宁夏、甘肃、青海和内蒙古西部地区,就有零星发现,多出土在墓葬、遗址、窖藏中。
其中1975年灵武崇兴[],1978年武威青嘴村[],1979年青海互助[],1982年武威塔儿湾[],1983年湟中维新乡[]等地的瓷器窖藏,出土了不少精美瓷器,其中塔儿湾的白釉褐彩牡丹罐和白釉褐彩莲花瓶最具特色,为它处少见;豆绿釉瓮上有墨书西夏文“光定四年”题款,有的残次品还用墨书西夏文写明报废,这些都是有关西夏瓷的重要资料。
而正式发掘并揭开西夏瓷面纱的,只有宁夏灵武窑和灵武窑附近的回民巷窑址。
前者则是1984—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规模大,收获多:
计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发现西夏窑炉3座,清代窑炉1座,西夏作坊8座,元代作坊1座;出土瓷器、工具、窑具等3000余件及大量瓷片,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较大成果[]。
后者是1997年,宁夏考古所又发掘了灵武窑附近的回民巷窑址,清理窑炉两座,灰坑3座,出土文物2000余件,对西夏瓷作了重要补充[]。
据研究,灵武窑共分5期,1、2期为西夏中晚期,西夏后继续生产,直到清代;而回民巷窑略早于灵武窑,并废于西夏晚期。
灵武窑的西夏瓷器,以褐釉、青釉、白釉、黑釉为多,而以白釉瓷和剔刻花瓷最具特色。
器物有碗、盘、盆、壶、瓶、罐、瓮、钵、釜、杯、盂、炉、灯等,还有文化用品、宗教用品、雕塑艺术品、建筑材料、兵器等,种类繁多,内涵丰富。
装饰花纹有几何纹、动物纹,而以花卉纹为多;花卉纹中以牡丹花为主,还有莲、菊、梅、石榴等花,古朴华丽,别具特色。
1、2期也即西夏中晚期的瓮、盆、碗、钵等器物,特别是扁壶、经瓶上,多为剔刻花。
它是在施釉的胎体上剔刻掉部分釉面,使留下的釉形成主体纹饰,胎、釉色差对比强烈,宾主分明,疏密得当,有的又采用开光构图,给人以明快之感。
这么多装饰精美的各色器物,反映了丰富多彩的西夏社会生活状况。
在这批器物中,有些器物与党项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习俗相关,如秃发俑头,是党项族特殊发式的形象资料;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在其建国前就发布过“秃发令”,规定“如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
又如数量很大的纺轮,反映了党项族家庭毛纺织业的繁荣。
最具特色的是器形偏圆上有系绳之耳,器表剔刻牡丹花纹,造型别致的扁壶,是骑马民族驰骋于草原沙海装水、装酒的最佳用具;这种扁壶,为国内其他窑址所罕见,是灵武窑独具特色的产品。
需要说明的是,西夏瓷的生产工艺不是无根的,而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回民巷以黑、褐、青釉为主,“受陕西耀州窑影响较大”[];而灵武窑的剔刻花瓷是磁州窑系的代表产品,白釉瓷又为定州窑系所长。
西夏瓷是在河北、山西磁州窑系、定州窑系的影响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受到陕西耀州窑的影响。
四、窖藏与钱币
西夏窖藏在甘肃、宁夏、内蒙古都有发现。
1972年武威张义[],1976年灵武横山[],1982年准格尔旗准格尔召[],1985年伊金霍洛旗的白圪针、瓦尔吐沟、牛其圪台、陶家圪楞、根皮庙沟等[]处,1987年武威署东巷[],都有西夏窖藏发现。
这些窖藏出土了一批批瓷器、金银铜器、木器、文书等文物,有的十分重要。
内蒙古两旗窖藏的铁器,品种繁多,内容丰富:
生活用具有鍑、鍋、釜、火盘、鏊、铛、火撑、臼、杵、箅、勺、箕、熨斗、剪刀、刀、箍、锁、钓、马衔、马镫等,生产工具有钁、锹、铲、锄、镰、犁铧、犁镜、凿、锯、环等,还有兵器铁镞、刑具铁铐;而羊首铁灯则是西夏对羊崇拜的反映[]。
灵武出土的银碗,器底墨书该碗重量的西夏文字,是少见的西夏计量文物。
武威出土的文书有西夏文佛经、药方、汇款单,汉文布告、公文、请假条、欠条,还有竹笔、木简、木筷等,多为首次面世。
而在署东巷出土的金钵、金钏、珠饰金链,做工细腻,件件精美;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银锭22枚。
这些珍稀文物,为研究西夏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习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在西夏窖藏中,最多的是钱币窖藏。
早在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金石学家刘青园就在武威,发现了著名的凉州西夏钱币窖藏。
其中有“西夏元德、天盛、乾佑、天庆、皇建、光定诸品”,还有“西夏梵字钱”,并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中著录。
在此之前,人们只知西夏有“天盛”钱,不知有其他钱;只知有“梵字钱”,不知所谓“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
刘青园凉州西夏窖藏钱币的发现,不仅在钱谱中使西夏钱币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使人们认识到:
西夏所铸钱币,不是只有“天盛”一种,而是还有更多的其他品种;过去钱谱中所载不知为何时、何国的“梵字钱”,经与“西夏碑”中的西夏字对照,才知是“西夏梵字钱”[]。
刘青园说:
这种钱南宋洪遵作《泉志》时,“即不之识,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
”[]刘青园认识西夏文钱,解决了钱币学上一大问题,确为“快事”一件。
这一史实,成为钱币史上的一段佳话。
我们对西夏钱币有更系统、更深入的认识,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事。
据有关资料,迄今为止,在陕、甘、宁、内蒙古等地发现的西夏钱币窖藏,不少于30处,出土了数百万枚从汉代到辽金十几个朝代的120多种西夏时期使用的钱币。
这些窖藏钱币,大都埋藏在深山荒漠,是蒙古灭夏战争中逃难的西夏百姓埋藏的,在入土前,正是西夏社会流通的货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西夏钱币的最大特点,是将本民族的文字铸造在自己流通的钱币上。
现在发现的西夏文钱已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佑宝钱”、“天庆宝钱”。
但我们同时发现,西夏钱币在形制上,与唐宋钱少有差别,如果不看钱文年号,是很难区分它是宋钱还是西夏钱的。
在钱币制度上,宋朝流通年号钱,西夏无论是汉文钱还是西夏文钱,都是年号钱;西夏钱和宋钱一样,在字体上有篆、隶、行、真,也有对钱[]。
在西夏钱币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
西夏虽然自己铸造钱币,但主要流通的却是北宋钱。
据对贺兰山三处窖藏钱币分别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北宋钱竟达85%以上,而西夏钱则不足1.5%(其余为两汉、北朝、隋唐、五代、辽金的钱,唐“开元”钱数量也不少)。
这说明宋夏关系密切,西夏在经济上对宋有一定的依赖性;也说明比之中原地区,西夏商品经济不够发达[]。
五、碑刻
西夏受汉族文化影响,遇事也多立碑记述。
我们知道的西夏碑刻,有数量很大的西夏陵西夏文、汉文碑刻残片,有内蒙古乌海市发现的仁宗天盛七年(公元1155年)容州(?
)参政知事残碑等[]。
现存完整的西夏石碑仅存两方,一方是著名的武威“西夏碑”,全称是“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
它是著名乾嘉派学者张澍于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发现的。
该碑立于西夏崇宗天佑民安五年(公元1095年),是双字碑,碑阳为西夏文,碑阴为汉文,每面约一千八百多字,内容略同,是崇宗修饰宝塔和庙宇的纪功碑,涉及西夏的社会经济、民族宗教、官制民风、文化艺术等,内容十分丰富,为研究西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西夏碑”是最早发现、也是最重要的西夏文物之一,迄今为止,仍是唯一完整的西夏文字碑,1961年被公布为国保单位。
西夏文字在西夏称为“番字”、“番文”或“番书”,是西夏的法定文字,在西夏广为传播和使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是西夏文化的“灵魂”。
而敦煌所藏元代的速来蛮宁六体(有西夏字)刻石,北京居庸关云台元代的六体(有西夏字)陀罗尼刻经,及保定明代的两座西夏文石刻经幢,说明降及元明,留在河西地区和东移内地的一部分党项人,仍有人继续使用西夏文字。
但是,西夏字笔画繁复,类若符篆,大约到明末,随着党项族的消亡,便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
此后,随着社会的进步,西夏文字的重新认识,就成为世人关心的问题之一。
“西夏碑”发现的重大价值之一,就是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西夏文字,这在西夏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张澍在《书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感叹地说:
西夏字“或云元昊作之,未审其知,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
”[]
我们注意到,这种别具特色的西夏文字,同汉字一样是方块字。
张澍先生在发现“西夏碑”,拂去其上尘垢,第一次看到西夏字的印象是:
“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
”生动地描绘了西夏文字和汉字共性的一面。
西夏字是按照汉字的形体创制的,正如史金波先生所说:
“无论在造字的原则上,在文字的结构上,乃至于具体的文字笔画、字体形态、书写规则方面,都未能摆脱汉字的影响。
”[]西夏文字是在汉字的影响下创制的。
另一方是张掖的《黑水桥碑》,又称《黑河建桥敕碑》、《黑水河桥敕碑》、《西夏告黑水河诸神敕碑》。
立于仁宗乾佑七年(公元1176年),也是双字碑,与“西夏碑”不同,碑阳是汉文,碑阴是藏文;碑文记载建桥之后,黑水河“水患顿息”,是因为山神水神等诸神,能“冥歆朕意,阴加护佑之所致”。
这是西夏时期仅有的一方汉藏合文碑,也是西夏仅有的两方完碑之一。
此时西夏文字流行已有一百四十年,碑文不用西夏文而用藏文,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对藏族的尊重[]。
碑文虽然比较简单,却是研究西夏典章制度和民俗的重要资料。
六、官印和铜牌
官印,是古玺印的一种,是封建王朝各级机构、各部门长官行使权力的凭证。
据西夏法典《律令》规定,西夏印章分“司印、官印”两级,司印是皇太子、中书、经略司、正统司等政府部门的印章;官印是三公、诸王、宰相等各级官员的印章。
质地有纯金、纯银、铜镀银、铜四种。
受唐宋文化影响,各依司位、官品等级大小、高低颁发,并规定了各等级印的质地、重量和大小尺寸[]。
西夏官印大小与唐宋官印略同,所用字体也为唐宋九叠大篆。
现在所见西夏官印,皆为方形铜印,多为传世品,并见各家著录。
1958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首次出土一方。
20世纪70年代以来,内蒙古东胜、准格尔旗,陕西横山,宁夏固原、同心、盐池,甘肃兰州、民乐,远及青海、四川都有出土和发现,加上民间收藏尚未报导者,估计约有一百五十多方。
这些官印有六字印、四字印,而90%以上为“首领”二字印,个别二字为“工监”。
印文为白文(阴文)九叠大篆。
印背多左刻年款,右刻姓名,也有未刻者,或年款、姓名易位者;纽上刻西夏文“上”字。
造型规整,屈曲平满,是古玺印的优秀制品之一。
对西夏官印的研究,是从背款文字开始的。
罗振玉、王静如、罗福頤皆根据新的发现,也对西夏纪年的错误,进行了订正。
印背所刻党项族首领姓氏,如嵬名、磨壁等,是研究西夏姓氏和民族学的新资料。
比之年款、姓氏,更为重要的是对官印印文的认识。
西夏官印印文,笔画重叠,盘旋曲折,字形诡谲,加上任意增减笔画,更是难以认识,直到20世纪70年代,黄振华从官印楷书西夏文背款上的“首领”、“大首领”受到启示,经过长期揣摩,始释出二字官印的西夏文印文为“首领”二字,从而揭开了西夏官印印文之谜[]。
西夏官印深受唐宋文化的影响,但还有显而易见的特点。
与唐宋官印不同,背款不镌刻官职名称,而刻显示族帐世袭身份“首领”的名称,说明部落和族帐“首领”、“大首领”的重要地位,是保留固有民族传统在官印上的反映。
唐宋官印皆用赤文(阳文),西夏官印独用白文(阴文);宋代官印背刻年款,西夏官印除年款外还刻姓名;宋代官印纽上已无穿孔,西夏官印仍保留古代印纽穿孔的形制[]。
这些特点,固然有西夏统治者有意强调其与宋制之不同,然而亦有实用的成分。
西夏的军队,多由部落首领统率。
官印纽上穿孔,仍是为了便于佩带,以适应其游动的生活[]。
西夏铜牌也是重要的文物之一,多为传世品。
有三类:
1、敕然马牌,圆形,套合式,合盖上鐫西夏文“敕然马牌”四字;与唐宋符牌一样,是传达紧急军令的信牌。
2、守御牌,圆形,上有悬佩銎孔;正面阴刻西夏文“防御待命”四字,背面为佩带者西夏文人名;是执勤军人的名牌。
3、宿卫牌,多为长方铲形,上有悬佩銎孔,正面文字多为“内宿待命”四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为“宫门后寝待命”六字牌;是宫内宿卫人员身份的证明。
此外还有:
镀银铜牌,圆形,上覆带有銎孔的荷叶,牌上阴刻西夏文“唵嘛呢”三字。
铜镜,圆形,环周阴刻西夏文“唵嘛呢叭迷吽”六字真言。
这与西夏崇奉佛教有关。
还有:
小刀,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刀上有西夏文“夏智年”三字,刀柄有三角形小孔,可系带佩于腰间。
西夏服饰有“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韣”。
此小刀,或即夏人蹀躞带上所垂之短刀。
七、建筑和石窟
中国古代建筑,如东汉的阙,北魏的塔,隋代的桥,唐代的佛寺尚有保存至今的,而与西夏同时的宋辽金有更多的建筑保存至今。
西夏立国近两个世纪,在其境内兴建了许多宫殿、衙署、寺塔、驿舍、店铺、民居等。
据载,景宗元昊除在贺兰山建有规模很大的“离宫”外,在都城兴庆府营造的“元昊宫”,也是“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盛。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知银川承天寺,张掖卧佛寺等几处为明清重建的西夏建筑外,更不知还有什么西夏建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工作,彻底改变了这种对西夏建筑无知的状况:
最先发现贺兰山拜寺口双塔为“西夏原建”[](1988年,被公布为国保单位),继而又发现同心韦州康济寺塔、贺兰潘昶宏佛塔、贺兰拜寺沟方塔等,也是西夏古塔[]。
这几座古塔,在细部处理上各有特点,有的塔身上还有藏传佛教的影塑佛像,但其共同点是底层特高,有简单的叠涩出檐,砌砖用黄泥作浆等,这些都是唐代古塔的特点;而时间较早平面方形的拜寺沟方塔,更是受唐代影响的结果;诸塔多为八角形密檐式高层砖塔,也是辽金时期北方盛行的塔式。
如果问西夏建筑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杂用唐宋”,兼而有之。
西夏石窟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还无从谈起。
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五百多个石窟中,被“判明”为西夏的仅有七窟。
西夏石窟的调查研究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
当时有关专家从莫高、榆林两窟中,初步认定八十多个西夏窟,并分为早中晚三期。
70年代以来,又在敦煌西千佛洞、安西东千佛洞、以及武威天梯山、张掖马蹄寺、酒泉文殊山、玉门昌马、肃北五个庙、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窑等地的石窟中,发现了西夏洞窟和壁画,从而大大丰富了西夏石窟的内容。
但仍以莫高、榆林两窟的洞窟数量最多,壁画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系统。
80年代末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专家将莫高、榆林两窟中的西夏洞窟作了调整,从西夏窟中划分出二十三个西夏时期的回鹘洞窟;将著名的过去认为是“西夏王”的供养画像,也改为“回鹘王”;使其更为科学,更符合历史实际[]。
西夏石窟上承唐宋,下启元代,延续近两个世纪,在中国石窟艺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石窟艺术的研究,包括石窟形制、造像风格,而以壁画内容最为丰富。
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将西夏壁画分为“尊像画、经变画、供养人像和装饰图案”四类[]。
其中有前代所无的新内容,如莫高窟中的回鹘王及其家属供养像,榆林窟中反映藏传佛教的五方佛曼陀罗、观音曼陀罗,大威德明王等,还有分布在诸石窟中的六幅“唐僧取经图”。
在人物造型上,“一般面相长圆,腮部肥大,鼻梁长直且高,细眉柳眼,身材一般修长,表现出党项民族的面貌特征”[]。
丰富了中国石窟艺术的内涵。
但是,由于物质生产和艺术的继承往往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从总体上说来中原文化对西夏石窟的影响更为浓烈,“莫高窟的西夏洞窟,因为大都是利用前代旧式加以修理,在洞窟形制上当然很少西夏时代特点。
同时壁画和塑像的内容,也都承袭北宋格局。
”连著名的60年代发现的西夏供养天女所穿的“褂衣”,也是“当时中原贵族妇女的礼服。
造像风格也如宋代”[]。
在壁画中,“唐僧取经图”虽属首次出现,但都是取材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壁画中的西夏建筑,早中期的“和宋代的差不多,只是色彩倾向于青绿”;晚期的其构图、设色、用线,“与唐宋壁画所示有很大的不同,却与内地宋、金建筑(如正定县隆兴寺)颇为符合”[]。
这一情况,反映了西夏艺术家向现实学习,并反映现实的求实进取精神。
八、文献和印刷
1908年和1909年,沙俄探险家Β·Π·柯兹洛夫,在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进行了考古发掘。
这两次发掘,尽管有中国蕃篱不固,受人凌辱的背景;尽管具有野蛮掠夺的性质,对城址造成极大破坏;但从它的结果上看,却是一次轰动世界学坛的考古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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