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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李鸿章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
试析李鸿章“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
牛少莉
陇东学院历史系甘肃庆阳745000
摘要:
“外须和戎”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这一思想形成的根源主要有: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背景下,对中外形势比较权衡后作出的抉择;李鸿章本身的一些特性,为人处世的原则决定其思想;也是曾国藩在外交思想言行上对他影响的结果。
在这种“和戎”外交思想指导下李鸿章形成了一套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有:
“避战求和”,力保“和局”,“以夷制夷”,恪守“诚”字。
总的来说,其外交思想的宗旨是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想通过暂时的和平局面,使国家有自强的机会。
关键词:
李鸿章;外交思想;外须和戎
外交活动是李鸿章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李鸿章居晚清“外交要冲”,自1870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到1901年病死,中间除有短时期未任职外,掌握外交大权长达30年之久,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鸿章“以外交受重望于国际,亦以外交负重谤于国内”[1],时人称之为“一生功过在和戎”。
100多年来,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誉之者冠以“地主阶级改革派”、“东方之俾斯麦”的美称,始终视之为“一身系天下安危”、老成谋国的元老重臣;而甲午战争后,毁之者斥之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等。
正如梁启超所说:
“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而毁之者亦达其极点。
”[2]尤其是对李鸿章“外须和戎”外交思想的评价,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李鸿章活跃于晚清政坛40年,与当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关系极大,所以他一直是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
近百年来,有关李鸿章及其外交思想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具有代表性的有: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再版),这是第一部研究李鸿章的专著,对李鸿章所处时代及其位置做了透彻分析,比较全面的描述了李鸿章的崛起极其所从事的洋务、外交事业。
在外交上,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的联纵政策是失败的,但他也指出这是无奈之举。
“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3]这部传记为李鸿章的评价定下了基调。
苑书义撰写的《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修订本),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关于李鸿章的学术专著层次的传记,苑书义对李鸿章的一生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多方位的客观综述和评价。
对于李鸿章的“羁縻”之策和“和戎”外交,苑书义认为他的“羁縻”之策的目的是好的,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强修战备,以期达到持久和平。
[4]80年代后期,随着第一次全国性的李鸿章学术讨论会的召开,由周军、杨雨润主编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书出版,使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从近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李鸿章。
近百年来海外学者对李鸿章的研究成果也很明显,有英国学者濮兰德撰写的《李鸿章传》(伦敦,1917年版),威德的《李鸿章与俄国》(上海九州书局,1935年版)等,海外学者对李鸿章外交多持基本肯定态度;港台学者对李鸿章的研究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方兴未艾,涌现出了许多力作:
窦宗一的《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联出版社,1975年版),李守孔的《李鸿章传》(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出版)等著作,港台学者对李鸿章这一历史人物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在大量著作出版的同时,还有许多关于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学术论文也得以问世,主要有章育良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外交述评》(《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此文对学术界关于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外交的研究作了简要述评。
随新民的《略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此文的主要观点是:
在国家主权、领土不完整的前提下,李鸿章形成的“和戎”外交理论是扭曲的,扭曲理论指导下的外交实践必然失败。
刘宏周的《李鸿章外交思想述评》(《时代人物》,2007年11期),指出李鸿章“和戎”外交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实践的基础。
胡代聪的《李鸿章外交思想综论》(《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着重分析了李鸿章主导外交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
上述文章主要对李鸿章及其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方面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一、“外须和戎”外交思想的根源
李鸿章“外须和戎”外交思想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从近代史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外须和戎”外交思想是近代社会历史的产物。
李鸿章入仕为官时,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日衰决定了清政府不可能有平等的外交地位。
鸦片战争使中国被迫开放门户,晚清政府及其官员们,对外交这一新事务除了极力排斥、抵御外便束手无策了。
李鸿章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染手外交事务,把他与中国近代外交史紧紧的系在一起。
正如梁启超所说:
“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5]
外交必须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正所谓“外交之为用,形变之术,固在乎外交家之智敏手腕,而万事成之基本关键,未有不以其国力如何以为断者”。
[6]然而当时的中国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
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列强接踵而至,一次次武装侵略,一批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天朝上国的神威消失了,至尊至贵的神话打破了,虚弱不堪一击的面目暴露无遗。
再看当时的世界,一个新的资本——殖民时代正在西方兴起。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社会最终确立,把落后的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
而李鸿章所处时代,正是西欧大陆波澜已复平之时,列强不复自相侵略,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
西方各国无一不虎视眈眈地觊觎着中国,都想从中国的土地上攫取一块肥肉。
面对国力比自己强盛的西方各国,能否继续像过去那样以“夷狄”视之?
面对欲壑难填的列强,怎样周旋于各国之间,尽量避免战争的爆发?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国力,以抵抗外来侵略?
身为朝廷重臣,李鸿章不得不去思考,处理这些事情。
在1874年的海军大讨论中,李鸿章指出: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
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7]李鸿章明确道出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前所未有的列强环伺的险恶局势。
李鸿章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权衡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实力后,感叹到:
“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
譬如处友,彼此皆有相当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亦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
若自己一无地步,专欲依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8]他看清楚了千疮百孔,不堪一击的大清帝国就像一个没有资格交友的弱者。
因此,李鸿章极力主张维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好让清政府有自强的机会。
第二,李鸿章本身的一些特性,为人处世的原则决定其思想。
李鸿章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完全属于传统模式的范围之内。
其父李文安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李鸿章完全生活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官僚家庭,成年后从政的李鸿章自然充当了满清政府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
他从小所接受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就决定了他对君王、朝廷的忠贞和赤诚报效的思想观念,因此,他至死都在为清廷效劳,其外交虽是失败的,但无不以朝廷的利益为出发点。
李鸿章在对列强“羁縻”、“笼络”的同时,又震慑于列强的军事实力。
他说列强“军事机器之精,功力百倍”[9],“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10]。
看到列强势力之强大,中国势力之渺小,李鸿章不得不有“若开战,即暂胜而终败”的悲观论调。
在这一点上,李鸿章虽然认清当时的客观形势,但他显得过于夸大列强,而过分低估自己的实力。
还有一点,就是李鸿章从一开始就对列强的侵略野心认识不深,他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11]。
所以,他认为,只要适当的满足列强的无理要求,委曲求全,即可避免战事,保证中国自强进程的和平环境。
然而,历史证明,列强的贪婪无比,不会让李鸿章的幻想实现。
第三,李鸿章“外须和戎”外交思想的形成,与他的老师曾国藩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曾国藩的外交思想是以自强、实力为基础的,面对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局势,曾国藩提出:
“外攘之要,莫如内修,刻下维持大局,以自强为主。
”[12]他反复强调,中国要对付强大的西方列强,急需自强,而要自强,并非一朝一夕空言所能达到,只有在“坚守和约”、“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同时,对洋人予以“忠信笃敬”[13],并以此去感化他们,去维持“和局”,去争取“自立、自强”。
李鸿章对他老师以“和”和“自强”为主体的外交思想不仅予以继承,而且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他自己的外交理论。
他曾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不知我办了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什么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14]可见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之大。
综上所述,李鸿章站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立场上,继承并完善了曾国藩“内安外攘”的主张,理智的看待弱国外交,形成了“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
可遗憾的是,由于受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传统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一思想所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中国的国力增长缓慢,特别是甲午惨败之后,国力更加脆弱。
在对外交涉中步步退让,丧失大量国权,这是李鸿章外交的悲剧所在。
二、“外须和戎”外交思想的宗旨和原则
一个国家的外交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封建落后的古老帝国,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时候,更需要建立自己巩固的基础。
而使国家巩固基础,增强国力是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为前提的,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
今各国又岂有异?
惟练兵制器相去太远,正须苦做下学功夫”[15]。
李鸿章想要通过以“羁縻”、“笼络”的方法,维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好让清政府有练兵制器以图自强的机会。
简单的说就是为满清政府争取自强的时间。
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是为李鸿章外交的目的和宗旨。
在这一宗旨下,李鸿章“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便形成。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李鸿章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作为晚清“外交要冲”的李鸿章,在与洋人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中国的国力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尤其在军事领域,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必须“委屈将就”,以求得“明是和局必阴为战备”[16],“洋人之要挟与否,视我国势之强弱。
我当能自强,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要求;我不能自强,则虽民物萧条,洋人亦必隐图其狂逞”[17]。
他得出结论,自强是平等外交的基础,有了实力才能掌握外交的主动权。
因此,“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
[18]李鸿章的认识是在对中国与世界局势透彻分析基础上对外交的正确理解,因此才有“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呼吁,变法之目的就是为了能使国家自强。
在处理外交事务中李鸿章形成了其“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其实其“和戎”和“自强”是息息相关的,在李鸿章看来,“和戎”只是权宜之计,“变法自强”才是根本之图。
“和戎”的主要意义在于为“自强”争取时间,创造条件。
李鸿章曾把晚清政府比做病人,说“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19]。
对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而言,李鸿章这一思想是合乎情理的,出发点是正确的。
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良好的愿望,却不一定能得到完美的结果。
李鸿章正是怀着富国强兵的这一愿望满腔热情的主张“和戎”,力图“自强”,但却得到了一个“种瓜得豆”的结果:
不但没有使中国“自强”,反而在“和戎”的引导下使中国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于是李鸿章的“自强”思想随着中国外交的失败被人们遗忘了,其“和戎”思想却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程而“永载史册”,李鸿章本人也被世人唾骂为“卖国贼”。
其次,李鸿章在执行其“和戎”思想指导下的外交事务中,形成了一套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和方法,在具体内容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概括起来有“避战求和”,力保“和局”,“以夷制夷”,恪守“诚”字。
第一,“避战求和”,力保“和局”。
即尽最大可能避免与外国发生战事,尽可能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这是李鸿章“和戎”思想中的重要环节。
李鸿章一直强调:
“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若开战,即暂胜而终败”[20]。
因此,在中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未得到切实加强之际,必须力保“和局”,利用和平的环境发展自身实力,等到“却有可以自立之基”了,“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21]。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是静态的,列强是不会允许中国在李鸿章所希望的“和平局面”下稳态发展的。
尽管如此,李鸿章却依然贯彻“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的政策。
他的这一政策是建立在对中外实力的具体比较的基础上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临时的“和局”,但却在更大程度上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和痛苦。
而中法战争把李鸿章这种“息事宁人”、“保全和局”的思想表现的淋漓尽致。
法军企图以侵占越南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的目的由来已久,当1883年12月11日由孤拔率领近600名法军,携带200多门大炮,从河内出发兵分两路向驻扎在越南山西的中国军队开起攻击,正式挑起中法战争时,李鸿章多次妥协退让,保持和局,避免战火烧到中国本土,他似乎没有看清楚法军“醉翁之意不在酒”。
随后,法军接连攻占越南的扶良、北宁、太原等地,清军节节败退。
此时,李鸿章更是极力主和,并多次上奏朝廷。
1884年5月5日,清廷派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开始谈判,至11日正式签定《中法简明条约》五项。
这个条约不仅使越南丧失了自主权,使之成为法国的殖民地,而且为法国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掠夺中国更大权利提供了方便。
这个条约激起了主战派的极大愤怒,在全国一片主战舆论压力下,清廷不得不于是年8月下旬下达对法宣战命令。
中国军队于1885年3月下旬连续取得了谅山大捷和临洮大捷,迫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在军事上失败而宣告倒台。
这时,李鸿章决定竭尽全力尽快促成和谈,惟恐失去“大好机会”,由此,《中法新约》签订,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故此,李鸿章的这种妥协“保和”思想却让列强得寸进尺,刺激了列强的侵略野心。
李鸿章这一“和戎”外交理论,就正常的邦交之道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国与国之间打交道,终究是要归于和的。
如果从国家长远利益、大局利益着想,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作出某些临时让步和妥协,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一味妥协迁就,损害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和”,则在实质上违背了“外须和戎、内须自强”的本身含义。
第二,“以夷制夷”之策。
“以夷制夷”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其他民族惯用的民族分化政策。
而李鸿章却把中国这种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与西方均势思想结合起来作为其外交的可行之策。
他认为,列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利益冲突,正好可以利用这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使列强彼此互相牵制、抵消力量,最终实现“守疆保和局”的目标。
李鸿章看到了列强之间的确存在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但却忽视了列强侵华方面存在的共同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夷制夷”的政策也需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在弱国与强国之间实行这种政策,那必定是有条件的。
也正如李鸿章所说: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
”[22]所以在“以夷制夷”政策指导下的外交实践中,使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与尊严。
“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最为突出的实践就是对日、对俄外交。
在对日外交中,1870年后的日本政府派使来华议约时,李鸿章提出“联日”的主张,“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
”[23],幻想同日本结成东方防线,即可抵御西方的侵扰。
然而,1879年在日本吞并琉球并改之为冲绳县的时候,李鸿章震惊了,他的“联日”主张不得不放弃。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实行“抑日”政策。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此情况下,李鸿章急于为清政府寻找新的援手。
而随后的“三国干涉还辽”又使李鸿章在俄国身上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又提出了“联俄拒日”的策略。
在俄国的干涉下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但中国却为此付出了巨额赔款和向俄国开放东北门户的代价,正所谓“前门未送走狼,后门却来了虎”。
梁启超评价说:
“俄人代我取辽,非为我计,自为计也。
彼其视此地为己之势力范围,匪伊朝夕,故决不欲令日本的鼾睡于其卧榻之侧也。
故使我以三十兆两代彼购还辽于日本之手,先市大恩于我,然后徐收其成。
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议。
而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24] 。
还辽事毕,李鸿章也因此被罢职闲居。
纵观李鸿章“联日”——“联俄拒日”外交政策,始终贯穿 “以夷制夷”的思想,但不论其“联日拒西”,或是其 “联俄拒日”最后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由此可见,在国力衰微,国家主权与领土都不完整,而外交艺术又不高明的前提下,试图从列强那里找到保护伞,把希望寄托于列强,其结果只能使中国失败。
就 “以夷制夷”这种策略本身而言,其无可非议,它也是各国常用的外交手段,但以丧失国家主权和出卖民族利益来实现“以夷制夷”这一策略,那就完全违背了李鸿章“和戎、自强”原则的统一性。
第三,始终坚持并恪守一个“诚”字。
这一点是李鸿章继承于曾国藩的思想。
同治年间,朝廷命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一职,李鸿章去拜见曾国藩,曾国藩问李鸿章“以什么方式与洋人打交道”时,李鸿章回答:
“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曾国藩教导说:
“以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的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
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评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过于吃亏”[25]。
李鸿章谨听教诲,并且说:
“吾学先贵立诚,固合人己而一以贯之者”[26]。
在恪守“诚”字这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不平等条约的履行。
李鸿章一再强凋“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27],中外交涉事件,惟有“谨守约章”。
主观上希望以不平等条约作为对列强的一种约束,以为只要一味坚持条约,对方就无隙可乘,没有“开衅之端”,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幻想。
李鸿章想通过“诚实”履行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换取暂时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图中国“自立、自强”。
可是,正因为他所签订并履行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更加的积贫积弱,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像一串串子弹一样,把中国打的千疮百孔,不堪一击。
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李鸿章往往是把“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及恪守“诚”字相结合运用的。
即当面临对外纷争时,一方面尽力争取“和局”,同时又采取“以夷制夷”策略求助外国援助,坚持“诚”字以儒家道德感化列强。
三、对李鸿章“外须和戎”外交思想的评析
李鸿章是一位非常复杂而又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其“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28]。
就近些年来史学界对其评价基本持以下几种态度:
观点之一认为,李鸿章等人的外交路线是对外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是清朝统治者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势力逐渐结合的产物。
持这种观点的人有胡绳、胡滨、黄逸峰、姜铎等。
这种观点在80年代前后几乎占绝对统治地位。
观点之二认为,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连连失败,以及经手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是理应加以抨击的,但责任并不在于他一个人身上,也不是他推行“和戎”外交的必然结果。
乔还田指出:
“不可否认,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把痛恨于和议的怨毒集于李鸿章一人是不对的。
”吴福环也认为,应该考虑如下几点:
第一,李鸿章是19世纪后期清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但还不是最后的决策者;第二,李鸿章在许多外交谈判中是尽了努力争取挽回权利,减少损失的。
[29]
观点之三认为,李鸿章“和戎、自强”的思想是基于对中外“通商之局”的清醒认识和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提出来的,目的在于稳定局势,争取时间,增强国力,以图最终反击列强的侵略。
张富强认为,“外须和戎”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策略方针。
“在强敌压境,而我又无实力以对的情况下,运用外交手段,力保和局,避免战事,利用中外相安的局面,加强练兵制器,变法自强,以准备与外敌决战的时机。
和,不过是从长计议的手段,通过和,积蓄力量,抵御侮,才是终极目的。
”[30]汤奇学也认为,“李鸿章提出主和的方针,目的不是为了苟安一时,而是使中国的让步降至最小程度,是争取和平,以利于中国建立富强大业。
主和的根本目的是要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以便使中国早日进入列强之列,他的对外主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自立。
”[31]
笔者认为,李鸿章的“和戎、自强”外交理论是对中国与世界局势透彻分析基础上对外交的正确理解。
李鸿章认为要改变中国的弱势局面,就必须力图自强,“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
可见李鸿章当时提出“和戎、自强”的思想是从中国的现状出发的,其长远目标就是让清政府在“和局”下有机会自强,让满清政府在将来能以平等的资格,与彼相当的能力,高雅的姿态与西方列强“交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其外交思想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只不过在一路坎坎绊绊地外交实践中告以失败。
以往人们在评价李鸿章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时,看重他的“和戎”主张,忽略他的“自强”思想。
其实“和戎”仅仅是手段,而“自强”是根本之计。
李鸿章曾说:
“弥兵固是美名,但全视强弱为分合,断无持久之理。
贫弱不振之国,岂能恃此自存,道在自强。
”[32]晚清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和与战的问题。
因为一方面,中国在与洋人的战争中屡屡失利,这使清廷不敢轻易言战;另一方面,天朝大国的威严和虚荣又让清廷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所以,每当与外国发生纠纷时,清廷就会紧张,朝中大臣也会很自然地分成两派,一派主战,一派主和。
通常情况下主和派往往会被骂为卖国贼,而主战派往往会被视为民族英雄。
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的态度是较为清醒的,即“和”是最终的目标,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就是必须自强,只有自强才能自立。
但是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的限制,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被迫的、不自觉的、无可奈何的颠倒了其“和戎”与“自强”的主次位置。
在弱国外交中“自强”的呼吁总是被无奈的“和戎”所淹没,总是在“彼族以便宜行事相求,我岂敢以便宜行事应付”[33]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中处理外交事务时,被迫的倾向“和戎”,而无奈的远离“自强”。
李鸿章客观的认识到“彼之军械强于我,艺技精于我”后,凭着自己的机智权变,小心翼翼的与列强周旋着,维持着晚清中国仅有的一点自尊。
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李鸿章则过分强调列强之“势”,忽视了民族意志,国家利益。
国家在被一次次瓜分中丧失了主权,清廷连最后的一点尊严都守不住了,何谈自强!
李鸿章为国家能自强,确实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以变法为图强之手段,兴办了许多洋务事业,但是李鸿章的变法是在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学习西方长技,在经济、技术领域的变革,在他看来,变成法、求洋法、习西器是改变中国被动挨打,受人欺侮处境的唯一出路。
他的这一“变法图强”思想并不能改变中国的弱势局面,因为李鸿章的这一思想处在一个矛盾的社会当中,他只知道一味的“自强”,却不知腐朽了的封建制度是阻碍“自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因素。
结果,其“自强”的愿望在处满矛盾的晚清中国社会中,在“和戎”外交思想指导下,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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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析李鸿章外须 外交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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