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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八佾》选讲
一、《论语》的背景与阅读方法
今天我们开始讲《论语》。
先讲一下《论语》的背景,再检讨一下对此书的阅读方式。
《论语》这本书的地位自然相当高,但如果跟孔子时代的教育比一下,我们就会有些疑惑。
因为那个时代,比如说孔子自己的学习肯定无所谓《论语》可读,这很明显。
他的弟子们读的书也不可能是《论语》,因为这书是他的弟子和后代弟子编的。
他们是从六经,特别是从《诗经》、《书经》入手进行儒学学习的。
他们既然享受了这样一个教育过程,怎么可能认为后代不应该重复他们的教育过程,应该从另外的一本新编的书开始进行圣学的学习呢?
实际上,《论语》在早期儒家那里,不可能有现在那么高的地位,只相当于六经的辅导性参考读物。
此书的威望是逐渐加强的。
它逐渐拥有了一个对六经而言比较强势的地位。
大家手里有《四书章句集注》的话,会发现朱夫子在《论语》前面附了一个简短的“读《论语》孟子法”,一开篇引了程子的话说:
“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
”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读书不要一上手就读六经,就读《论语》《孟子》,而不是其他诸如《礼记》、《诗经》、《尚书》。
“《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
”这话呢,说得有点过了。
但是它把《论语》《孟子》在儒家经典教育中的开导之功表达得非常强烈。
自从有了《论语》以后,它的地位确实高于六经,高于其他的儒家的经典,比如说康有为说“《论语》为孔教之大宗”,是正统,是可以代替六经的。
唐朝人说它是六经的精华。
明朝人说六经比如山海,《论语》“其泛海之航,上山之阶乎”,就是说可以取道《论语》,进入对六经的研读。
到清人,《论语》的地位在有的说法里甚至已经超过了六经,说“六经之文(文字)其简括处不及《论语》”,就是说,六经太繁琐,而《论语》一句顶一万句,“能以数语抵人千百言”。
“一句顶一万句”大家也挺熟悉的,是说“毛主席语录”和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关系。
说这话的人对经典之间的关系很有研究。
“毛主席语录”和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关系就是《论语》和六经的关系。
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那么多,怎么学呢?
当然要从体会得最深的那个人的话里节出来,那个叫语录体,它就是学的《论语》,《论语》就是语录体。
“毛主席语录”加“老三篇”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四书”。
《论语》这部书的成书时间一向是有争论的。
我们要考证《论语》的编者,马上就得研究它的成书和传承。
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理解《论语》的内容有一些帮助,但它不是一个首要的问题。
如果能够搞清楚《论语》和后来儒家学派中的哪一些学派有特别的渊源,是有助于我们理解《论语》的。
大家知道,在孔子去世以后,儒家派别就分裂了,有争论,关于儒家分裂和争论的第一手资料就是在《论语》中的一篇,写得非常清楚。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谁?
大家千万别说《论语》的作者是孔子,这是个很荒唐的说法。
我就看见我们当代有一些所谓的“哲学家”给青年人开书目说“我读过孟子的《孟子》,孔子的《论语》”。
说《论语》的作者是孔子就相当于说《福音书》的作者是耶稣,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论语》这部作品在作者的意义上并不是一个写作者而是编撰者,我们翻一下《论语》里面记录的一些话,除了孔子的话之外,还有孔子弟子的话。
关于孔子弟子,里面出现了一些人,以后我可能指导大家从这个课题开始想,比如说里面曾子出现过几次,他是在什么场合下出现的,子贡出现过几次,第一次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最后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这都是非常有趣的问题。
但是,在《论语》提到孔子弟子时,他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只有有若和曾参是称“子”的,就是“曾子”和“有子”,其他都不称“子”,子路、子贡、子游、子夏……甚至颜渊,没有一个称“子”的,这就提醒我们《论语》这书里面主要采纳的内容很可能是曾子的门人(或者门人的门人),或者有子的门人,这两系下来的。
但是,子游和子夏的话它也记了,其中不仅有批评的话,也有肯定的话。
反过来说,对曾子也不是只有肯定的话,也有批评的话,孔子对曾子的一些不好的评价也记录在里面。
从这里可以看出,《论语》应当是当时能够召集的彼此之间有争论的弟子派别在一起共同编的。
记录的条目中有些时间是比较早的,是孔子的门人直接记下来的,说“子曰”的就是他的首代弟子(第一代门人)记下来的,那些说“孔子曰”的是第一代以后的弟子记下来的。
“子曰”和“孔子曰”有什么差别?
指的当然是同一个人,但是有什么差别呢?
他的第二代弟子就不大好在严格意义上叫他“子”,因为比如说“曾子”也是他们的“子”,这样,他们就要说“孔子曰”。
再往后,《论语》里记录了曾子临终前的情况,那么,这一条、这一章的记录者是相当晚的。
所以,叙述者的时代肯定是不一样的,可能跨了两三代的孔家门徒。
最后定稿者是谁定,这个问题有一些争论。
学术史上有很多人有一些大胆的猜测,比如说章太炎认为定稿人是仲弓。
为什么偏偏他呢,因为章太炎发现——其实以前很多人都发现了——《论语》的结构和《荀子》的结构非常接近。
《荀子》的第一篇叫《劝学》,《论语》的第一篇是《学而》,《荀子》最后一篇叫《尧问》,《论语》最后一篇是《尧曰》,结构非常像。
荀子是仲弓后学,所以大家觉得很可能荀子祖上的老师是《论语》的定稿者。
但是我刚刚提到的一条就可以把这个说法驳倒,《论语》有记录曾子临终前情况的,这个记录者肯定比仲弓晚。
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用现代文本的生成经验去解释《论语》和其他一些古代文本的成书。
或许《论语》的结构仲弓就这么定了,后出的章句再添加在这个结构里面,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现在有比较新的看法,觉得最后定稿者可能就是曾子的门人。
有的人言之凿凿地说,就是子思。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传统认为是曾子的学生。
但是这个观点要确切地加以证明,也缺乏直接的证据。
大体上说,《论语》的成书和曾子的学派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是可以成立的。
我们在《泰伯》这一篇章句的编排方式中,可以发现,曾子也许是《论语》中地位最特殊的孔子弟子。
《论语》在成书之后,它的传承也带来一些问题。
在西汉《论语》的传本至少有主要有三种:
“古论”(古文经学里有古文记录下来的《论语》,在孔府的墙壁里面发现的先秦时代的古书,当然整个古文经学传统是有疑问的,但是据记载至少在西汉“古论”流传得相当广)、“鲁论”(就是鲁地流传的《论语》)和“齐论”(齐地流传的)。
现在有的研究认为,“齐论”和“鲁论”都是对“古论”不同方向的解释,现在有这样一个讲法。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论语》不是刚刚说到三种版本的任何一种,而是后来西汉汉元帝安昌侯张禹编订的版本,这就是“张侯论”。
它和我们刚刚说的三个版本,特别是“齐论”和“鲁论”有什么关系呢?
“齐论”和“鲁论”有什么差别?
“鲁论”是二十篇,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齐论”比“鲁论”多了两篇,这两篇叫“问王”与“知道”。
张禹本人,有人说他原来是学“齐论”的,也有人说他原来是学“鲁论”的。
反正这个问题不重要,张禹最后是以“鲁论”为本,吸收了“齐论”的一些东西,但是基本上是按照“鲁论”编出来“张侯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二十篇的《论语》,不是二十二篇,两篇“问王”和“知道”经过“张侯论”编出来以后就没有流传下来,也许是内容并到其他篇中去了,或者整个地失传了。
我们大家当然对这两篇挺感兴趣的,就像研究基督教的同学会对什么《多马福音》啊、《犹大福音》啊挺感兴趣,想知道是不是有很大差别。
因为齐地和鲁地人民的风俗和气质有很大的不同,齐地是讲事功讲得很多的,大家知道《管子》啊、稷下学派啊都在齐地。
而鲁地呢,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讲周礼讲得比较多些。
我个人有一个猜测。
荀子肯定是读到过“齐论”的,《荀子》里面可能有一些和“齐论”有密切关系的篇章,从“问王”、“知道”这些名字上看,《荀子》的有一些篇章是和它很近的,而且荀子是在稷下做过祭酒的,在齐国活动过很长时间,所以大家如果对“齐论”感兴趣,可能在《荀子》里可以发现一些线索。
下一个问题:
《论语》这个名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大家能不能告诉我“论语”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我在国外看见,中国其他的先秦诸子的典籍不难翻译,《老子》或者《道德经》、《庄子》、《孙子》都可以有确定的音译。
但是《论语》就有不止一种译法。
为什么呢?
因为翻译者的理解不一样。
大家知道这本书可能很多年了,但是知道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语”就是“话”,就是说的“话”。
关键是,“论”是什么意思?
你们说不出来是很自然的,因为历史上有很多争论。
“论”读起来不是读“lun4”而是读“lun2”,跟“伦理”的“伦”是通的,《荀子·儒效》中提到“人论”(lun2,通“伦”),实际讲的是“人伦”,“论”和“伦”是通的。
“伦理”就是条理和秩序。
最正统的解释说,《论语》的“论”意思是“有秩序,有条理”。
后来这话让有些人产生误解,抓住把柄,杨伯峻先生就说“难道只有你们孔门讲的话有条理,别人的话都没条理?
”“《论语》”的意思就是“有条理的话”,这个“条理”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逻辑上的条理,实际上就是指“分门别类”。
大家把《论语》和《福音书》比一下就知道了。
《福音书》按什么顺序编的?
基本按时间顺序编的,这就非常简单,它没有把话分类。
但是《论语》是把话分类的,它的编排不是按孔子说的话的时间顺序,而是编者一致认为的儒学教育的适合的顺序。
所以,“论”在这里可以作“条理”解,钱穆先生认为作“编次”解,这两个解释是不矛盾的,因为你要把它编起来,也就是把它整理归类。
《论语》的名称和它整个的篇和篇之间的结构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这个关系不仅对于我们理解文本有用,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明白,至少在孔子的直接弟子及其后学那里,他们理解的儒学全貌是什么。
比如说,为什么第一篇是“学而”,不能把“学而”放到最后去?
为什么不能随便抽一篇《宪问》放在第一?
这当然有很深长的考虑的。
《论语》一共是二十篇,现传下来的是二十篇,也可以分为上编十篇,下编十篇。
这样也很清楚。
我们大家翻到目录来看,读一个文本先要对它的大的格局有个了解,对整体有个印象之后,对局部就好把握了。
“学而”为什么要放在第一,理由和《大学》放在“四书”的第一是一样的,它告诉你“学”是什么。
这一篇里面,中心问题就是“学”。
它反反复复引孔子和孔门高弟的一些话,说他们体会到的“学”是怎么回事。
“学”有了之后,儒学的全貌就有了,所以“学而第一”是纲领性的一篇,它对后面十九篇,乃至整个儒学里重要的东西其实都点到了。
比如“为政第二”,为政的主题在“学而”里已经出现过一两次,很清楚,后面马上就讲“政”。
“八佾第三”是讲礼,“里仁”是讲仁,孔子讲“仁”讲“礼”是很重要的。
后面第五到第十,它也有一个顺序,这个顺序是以孔子为中心的,他的活动啊,他的论诸弟子啊,等等。
在下编里面就更加清楚,你们从目录就可以看出来,前四篇“先进”、“颜渊”、“子路”、“宪问”都是有关门人的,它们和“公冶长”、“雍也”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也是门人的名字),这两篇是孔子议论他的学生,后面四篇是学生问孔子,是个答问录。
再后面,“卫灵公”、“季氏”、“阳货”,你们发现有什么顺序?
诸侯、大夫、家臣,这是讲礼崩乐坏,当时的封建结构是怎么回事。
“微子”讲隐逸的。
我们大家对中国文化一定有些大体的印象,儒家只是主流,除了儒家还有道家传统。
像李白就不是儒家,他说过“吾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凤歌笑孔丘”的典故是从《论语》里来的,是孔门自己记录下来的,讲了一些孔子实际上也很欣赏,但道路不一样的一些人,这些人的气质有一些和道家是非常像的。
“子张第十九”是讲儒家的分歧的,就是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们的争论在什么地方,对同一个人有赞许有认可也有批评。
“尧曰”是总结。
“子张”是讲分歧的,我们可以猜测,“尧曰”是那些有分歧的门徒们大家的共识,这是参加结集的儒家各派都同意的道统血脉所在。
《论语》这本书,它的结构,它的篇与篇之间的安排,它的篇之中的章与章之间的安排是极为严密的。
编这样的书比写一本书难多了。
因为它里面的话都是现成的,并且来自不同派系的记录。
要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秩序把这些现成话分门归类,比按照个人头脑里先有个主观意图与复杂结构写出来,困难得多了,是不是?
当然了,孔子一生中说的话肯定不止这些,我们在儒家其他经典里也可以发现其他散见的孔子的话,《礼记》里也有,其他地方也有。
比如《周易》里面“子曰”如何如何的话,传统认为是孔子的话,后来现代人解释说它们不像孔子的话。
但是这些都很难说,也许就是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的,也许一开始就是孔子的话。
但是为什么《论语》只集中了这些话,其他有些话当然和它重复,也有些话和它不一样,但为什么它不收进去?
这是为了教育的目的。
现在我们知道,《论语》是语录体,《毛主席语录》也是语录体,但为什么《论语》比《毛主席语录》高明多了。
为什么?
当然,《毛主席语录》的立意也很高明,它告诉人们学马克思主义就从此入手,但是那里面很多是从毛泽东文章里面、讲话里面切下来的话,这些话本来有固有的语境,那里面也没有关于毛泽东的故事。
而《论语》不仅仅是话,而且有小的故事,有场景,有语境。
《论语》中正无偏,编者觉得儒学的大体的全貌就是这样,而且就应该按这个秩序来。
现在我们大体对结构作了一个很粗的了解,以后我们会更深入地了解。
在读《论语》这书的时候,要体会它的文体,它有精微的差别,就像我刚才说的“子曰”和“孔子曰”肯定是有差别的,孤零零的“子曰”和有场景的“子曰”也是有差别的。
有场景的“子曰”是针对这个场景,这件事,这个人或者这几个人说的话,孤零零的“子曰”意思就是所有的儒家门徒都应该知道的。
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因为有一些哲学家老是说,孔子不如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讲对话辩证法,一来一去,是平等的辩论,有逻辑论证,孔子基本上是些权威的话,让人去体会,而且逻辑上也不一致,比如一个“孝”有好多定义,诸如此类。
这开口就错了!
因为儒家的书不是这么读的!
孔子并不关心定义不定义的问题。
你知道了“孝”的定义又能怎么样?
你能孝吗?
你把所有的逻辑弄清楚了,知道了“仁”的定义,你能做个仁人吗?
《论语》里说到某某人问孝,这不是问孝的定义,而是问我怎么做到孝,而且是“我”怎么做到孝,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做到孝。
我可能在二十年以后碰到的情况又不一样了,又要另一种方式去孝。
关于怎么读论孟,我们又可以翻到程子“读《论语》孟子法”,这里有许多条,当中有几条,有两个关键词“玩味”、“切己”。
“切己”就是把《论语》里的话、圣人的话看成就是对自己讲的,对自己现有的毛病讲的,而不是对其他什么人讲的。
也许这里有的人的毛病你没有,但是孔门弟子这么多,大体上可能出现的毛病都给你摆在这儿了。
因为《论语》是编起来的,编者肯定考虑到后面的学习者有这样那样由于气质上的差异带来的毛病。
它为什么对后来的孔门高弟这么不留情面?
把什么“参也鲁”等等都讲出来,只有颜回基本上是没有毛病的,其他人都有各自的偏,这是因为气质有偏。
一个人的气质往往有好处,同时又带来一些毛病。
所以,一定要把圣人的言语看成就是对自己讲的,不是随便为了议论,为了辩论,为了搞清楚定义。
“玩味”就是要去体会,要结合自己的生活去读,它教的是关于生活的道理,这种道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关于生活的智慧,孔门的教导包含了智慧,但是智慧在圣学里面已经是偏的了,如果你仅仅是智的话,已经是偏了。
这是我们预先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没有多大作用,只是提醒大家在读这书的时候,千万要把现代人由于无知带来的傲慢放下来。
你以为你的逻辑头脑比孔子他们清楚,学过点数学、学过点逻辑,就可以随随便便对《论语》指手画脚,是不是?
这就是傲慢。
不要觉得自己比孔子伟大,老实去读。
我觉得我们这门课,能达到对文本很熟,字面意思明白,就算成功了,因为你们也就二十岁上下,对有这么高境界的人这么大年纪说出来的话,你们现在不可能把其中所有的意蕴都把捉到,这是很自然的,孔子五十岁说的话,你们二十岁就完全明白了,这当然不可能,但是你们以后慢慢会明白,而这种明白和你的现代意义上的智力没有关系。
你只要时刻注意自己的生活,反省体会自己的生活,把典籍上的道理反复揣摩。
说不定遭遇了什么机缘,你以前读过的孔子的话,会突然跳出来照亮你的生活。
这就是豁然贯通、大彻大悟。
你们现在把文本读熟了,它的滋味以后慢慢就会出来。
二、《论语·八佾》选讲
“八佾”通篇都是讲礼乐的,且以批评为主。
篇名是根据第一章开始的几个字,开始的是“孔子”,当然不能用来做篇名,“季氏”后面有专门的篇章。
这一章里批评得最多的是卿大夫,但也有对鲁国国君的微辞。
[第一章]孔子谓季氏: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就是一排八个跳舞的人,八排叫“八佾”,八排就是六十四个人。
诸侯六排,是四十八个人。
八佾这个仪式是在祭礼中用的,孔子后面讲到的都是祭礼,《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最大的是祭礼。
“八佾”是天子用的祭礼中的一种仪式。
为什么季氏会用八佾呢,他也是在行祭礼,这当然越礼了。
他学的是谁呢?
不是天子,而是鲁国公室。
为什么鲁国国君会用八佾呢?
《礼记·祭统》里面讲了,鲁国公室是可以用八佾的,尽管是诸侯而不是天子。
“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
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礼记·祭统第二十五》)。
周天子赐给鲁国国君的就是外郊社,内尝禘。
以往这里的解释都很笼统。
这里季氏本意不是要向天子看齐,而是觉得弱势的鲁国国君可以用,他作为执政的卿大夫也就可以用。
国君是在太庙里用,季氏是在自己的家庙(也就是三家的桓公庙)里用。
这里的“忍”字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容忍、忍受的意思,而是忍心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八佾舞于庭”这种事情你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不忍心做的呢?
在这里我们要想一个问题:
如果鲁国国君在祭周公的时候用八佾,孔子将会是什么态度?
孔子也会不高兴的,这在《公羊传》里面就说了。
前面我们说了,成王和康王赐给周公的是一整套礼,其中很重要是就是禘礼,不明白这个背景,后面孔子批评鲁国公室的很微妙的说法就无法明白。
这一篇里禘礼讲了两次,不是针对卿大夫的,而是针对鲁国公室(鲁国国君)的。
后面讲到孔子“入太庙,每事问”。
太庙就是周公的庙,也就是鲁国公室的庙,是从周公开始祭的。
人家说“你这个鄹邑来的小子不是说很懂礼吗,干嘛老是问来问去的?
”孔子就回答说“这是礼吗?
”这是很委婉的批评,因为周公太庙里面有很多不合礼的地方,用的全是天子的礼器。
《公羊传》里面讥鲁国的郊礼,郊礼就是郊外祭天,只能是天子用的。
这些礼最初是周王赐给周公的,鲁国就一代一代地用下来了。
季氏想,我也是周公的后代,你国君都可以用,我是执政者,就也能用。
县人大主任能用,县长就也能用。
季氏自己觉得他越礼没有后人想得那样到那么大程度,只不过和国君平等罢了。
但是国君这样,孔子就已经觉得不对了。
只是孔子批评国君不会那么直接。
季氏僭礼,用的就是鲁国国君的礼,鲁国国君实际上用的是天子的礼。
这是由鲁国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我们会不断地讲到,比如说八佾、谛、旅于泰山等等都是这样的。
这是为了表彰周公对周王室的贡献,大家知道周公不仅仅对周王室,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都是巨大的。
我上次引了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陈寅恪先生说“文化神州丧一身”,这“文化神州”在王国维那里就是殷周之际奠定的一个制度,它是跟周公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孔子最崇拜的人就是周公。
周朝的王室为了表彰周公的贡献,就让周公的后人鲁国的公室用重祭,就是他们可以用天子的祭礼来祭祀周公,这是后面一切问题的根源。
这个问题《论语》中的孔子没有明讲(而《礼记·礼运》中的孔子则明白说了)。
孔子对季氏的批评是非常直率的,但是对鲁国国君的批评是非常委婉的,一会儿我们慢慢读下去就会读到,实际上有些地方是针对鲁国国君的。
那么,周王室给鲁国的一些重祭是些什么礼呢?
我在黑板上已经写了,这些都是祭礼,“礼有五经,祭礼为重”,祭礼在礼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祭的对象最高的是“天”,天地神祗和祖宗。
神祗就是山川的一些神灵,像泰山啊、黄河啊等等,首先大家要明白的是这和中国最原始的宗教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我们今天一讲到中国的宗教问题,就是儒释道三教,道教和佛教形成很晚,我们不去管它,儒教不同于孔子面对的宗教,实际上儒教的“教”严格地讲不是宗教的“教”的意思,而是教化的“教”的意思,我们中国人说的三教就是指“教化”,后来它就跟“religion”的译名“宗教”混到一起去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找中国古代religion的因素,它不是孔子创立的,这点一定要明白,这是孔子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严格地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的讲法,它既不能叫“宗教”,也不能叫“政治”、“伦理”、“法律”,但它是这些因素的统一,它有政治的因素、宗教的因素、伦理的因素、法律因素,它实际上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同学很熟的一个词,就是“制度”或者“礼制”。
我们今天讲的制度是涉及到权力的制衡等等的东西,但是中国古代制度首先是讲祭礼,涉及到的是人和天地神祗关系,所以我刚才没有轻易地讲和神的关系以及和上帝的关系,因为这些概念你们都是从现代汉语里的意思去理解的,而这一套讲法因为西方文化传到中国,你们马上会把“上帝”理解成大写的“God”,神就理解成希腊人的“诸神”,把“鬼”理解成后来中国民间讲的灵体。
这理解跟佛教的传播是有关系的,就是天道或者饿鬼道里的一些东西。
你们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我们这些词在先秦时候的含义和这些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首先我们来讲“上帝”,在儒家的典籍里讲“天帝”也讲“上帝”,谛礼实际上主要是祭祖的,但是是在祭天的时候用始祖配上帝的,比如说周人的始祖是后稷。
这个字就是社稷的“稷”。
“社”就是土地,“社公”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土地老爷,但是在后来的神谱里面,他的地位是很低的,他就相当于鬼的乡长,比他再大一些是城隍,是鬼的县长。
但是在古代,“社”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从“社稷”来讲,他是国君,就是由诸侯来祭的。
诸侯的合法的祭祀对象就是土地,因为封土建侯,他没有资格祭天。
“稷”是庄稼,“社稷”就是土地和庄稼,这是我们最早的对“国家”的理解,今天我们可能把它当一个熟知的词而不去想它具体的意思。
诸侯是外社内尝,就是在宗庙外面他可以祭土地,在宗庙里面他可以祭祖。
“尝”的意思是说他可以把祖宗合在一块儿祭。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比如说鲁国的国君,有没有资格祭后稷?
是没有资格的。
《礼记·大传》有两句话,它本来不在一起,我们并在一起看,这样我们会对整个这一章鲁国越礼的情况理解得比较清楚,一句说“不王不谛”,另一句说“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因为“谛”是祭始祖的,周人的始祖是后稷(“后”实际上就是“君主”的意思),周天子是可以祭后稷的,“谛”就是祭始祖所出的天,就是祭“上帝”。
大家以后读古希腊的神话和旧约全书要和这对照着一块儿看。
意思就是始祖是从天那儿来的。
我们看有关三代的一些文献,特别是一些考古的材料,里面出现的“帝”就是“上帝”,后来我们翻译“God”,基督教典籍的中译者要找一个对应的词。
大家知道后来有两个版,一个翻译成“神”的,还有一个版就是翻译成“上帝”。
其实两个版都不对,翻译成“神”是尤其不对,因为中国的“神”确实是有“诸神”的意思,比如泰山有它的神,我们后面也会讲到,“神”在后来民间的含义里,人是可以做的。
比如我刚刚说的“城隍”、“社公”就是“神”,就是鬼里的干部,不是一般的鬼。
这些是有德之人能做的,但是谁说人能做天呢?
而且神是可以跟你讲话的,它是有形象至少是有意志的,有一个“person”,完全是拟人的,谁又能说“天”是拟人的呢?
“天”是拟人的、在一个地方的,这是旧约里关于上帝的想法。
他还有个名字,比如说耶和华,他还会发怒,会跟你说话,比如说他招摩西过去,摩西看不见他,但是他跟摩西说话,就像一个朋友跟另一个朋友说话一样。
以后我们会读到,孔子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会说话吗?
所以我们要体会到“天”和“God”的区别。
但是基督教的翻译家们也没有办法,你不用最高的这个词翻译,又用什么去翻呢?
因为中国的文化里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找不到最合适的词。
虽然翻译是情有可原,但是我们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上帝”除了“God”这个脉络之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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